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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楼】于敏中耐庵:《四库》首功,《天禄》别成(下)

 真友书屋 2017-06-13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然而前面提到于敏中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怎么可能全部看完这么庞大的一部书呢?皇帝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他在“谕内阁嗣后四库馆校阅各书着照程景伊所奏章程办理”时说:


前因四库全书馆呈进各书,每多稽缓,经总裁等议设总校六员,分司校勘,各总裁仍随时抽阅,以专责成。本日召见程景伊,据奏:应进各书,经总校阅看后,如总裁等全为检阅,不特担延时日,且总校等转得有所推诿。若不将如何抽看之处,定有章程,亦非核实之道。请此后总裁等于每十本内抽阅二本,黏贴总裁名签,其未经抽阅者,于书面黏贴总校名衔,如有错误,各无可诿。等语。所奏自属可行,嗣后四库馆校阅各书,即着照此办理。各总裁、总校等务宜悉心校勘,毋致再有舛误。钦此。


原来,皇帝要求每位总裁实行抽查制,每10本书中抽阅2本。为了能够分清责任,皇帝要求总裁在抽阅之书上粘贴上自己的名字,以此来分清责任。看来,皇帝是担心总裁实行抽阅制后,他们不认真看书而只是应付差事。


图找到了工地的正门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于敏中还会这样尽心尽力地查阅书籍呢?这件事应该跟他的特殊境遇有一定的关系,王锺翰点校的《清史列传》在“于敏中”一条内有如下的记载:


三十九年七月,内监高云从漏洩硃批记载,事觉,词连敏中曾向讯观亮记载及伊买地受骗具控曾恳敏中转托蒋赐棨办理等事。上亲诘敏中,敏中奏高云从面求转托,实无允从,并以未能据实劾奏引罪。


看来,在四库馆刚开办一年多,于敏中就受到了他人的牵连。为这件事,弘历很生气:


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耶?自川省用兵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终始是其经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于敏中适有此事,实伊福泽有限,不能受朕深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著从宽免其治罪,仍交部严加议处。


弘历说自己对于敏中特别的信任,每日里都会跟他探讨军机大事,皇帝本想按照康熙朝大学士张廷玉的事例来给于敏中封世袭之职,然正在这关键时刻,于敏中却犯了这种错误,按照弘历的看法,这是因为于敏中的福分太浅,他不能承受皇帝对他的深恩,所以弘历把他交给了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笔直


皇帝的态度当然会左右审讯的结果。因为这些部门决定将于敏中撤销一切职务,可能皇帝也觉得这样的处分太严重了,于是就未免其职。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使得于敏中在编书的过程中变得十分的卖力气。他在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努力地审核四库提要稿,并且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调整,可见《四库全书》之成跟于敏中的主抓有很大的关系。


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超过皇帝的功劳,故而张升在《四库全书馆研究》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小节:“四库馆真正的最高总裁应是乾隆皇帝,因为:首先,总裁的任命是由乾隆决定的。其次,四库馆诸大事的最终裁定权是在乾隆之手。再次,总裁人员众多,政出多门,权不专一,相互制约。最后,总裁很多,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总裁:永瑢等虽统领全局,但不负责阅书(这是修书最核心的工作),而于敏中等负责阅书,但又不统领全局。”


工地内景


于敏中在书史上的另一大贡献则是编纂了《天禄琳琅书目》,对于该《书目》的编纂过程,相应的史料记载则远不如《四库全书》编纂档案留存丰富。而刘蔷老师则通过查看相应的史料,写出了一部重要的专著——《天禄琳琅研究》,而关于该《书目》的编纂,刘蔷在其专著中称:“乾隆四十年(1775),大学士于敏中等人奉敕将贮于昭仁殿之天禄琳琅藏书重加鉴定,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十卷,著录图书429部。视书籍为文物,倣书画鉴赏之体例,是《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最大特点。”看来,《天禄琳琅书目》也是由于敏中所主抓者。


天禄琳琅旧藏《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明成化九年陈炜刻本


然而该《书目》的编纂体例却很特别,按照业界的看法,这部《书目》乃是典藏书目,于敏中等能够把宫中各殿所藏之本编辑在一起,而后编出这样一部公藏书目,可见,他个人的藏书观念在编书的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于敏中所率领的编纂官们是如何编纂这部特殊书目的呢?刘蔷在其专著中列出了三条,其第一条为:“一是对昭仁殿所藏书籍进行鉴选。凡伪充宋、元椠印者,俱详加别择改正;有确系旧刻,而时代未详者,并为覈正归入。鉴定后,宋版及影宋抄全部收入,元、明版则各举其尤佳者,特别是明版,‘内府所藏明版指不胜屈,今取其最精者,尚得二百五十余部’。”看来,编纂书目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将书籍收集在一起进行必要的断代,而后决定哪些入选。


另一侧把树包进了工地内


而接下来的工作则是:“二为每一书撰写一篇提要。解题内容有一定体例,书名悉依原书首行及版心标目,不作删改;详记此本锓梓年月及收藏家题记印记,且一一考证其时代爵里、授受源流。”这个工作也应当是于敏中所安排者,他派手下人给每种入选之书写一篇题记,其难得之处则是把每书的刊刻年代也就是牌记,以及收藏家的钤章都要考证出来附入书中。之后第三个步骤则是制作出该书的誊清稿本。为了能够各负其责,这部《书目》这同样效仿《四库全书》,把每位抄写者和校对者的姓名都用粘条附在书内。


但即便如此,这个《书目》还是有些重要问题,其严重之处乃是把一些入选之书的断代搞错了。天禄琳琅所藏之书大多留存至今,其中有一部清康熙年间通志堂所刻之书,竟然被该书的编纂者认为是宋版书。而更为奇特的是,乾隆皇帝还在这部书上写了篇御题,如果弘历后来发现大臣们跟他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不知他会怎样来处罚主纂人于敏中。


出出入入


因为皇帝对这部《书目》看的很重,该《目》编成之后,皇帝还特意组织大臣举行了庆祝活动,刘蔷在其专著中说:“当《天禄琳琅书目》初稿告成之际,正逢每岁新正例行的重华宫赐茶宴,上一年以‘四库全书’联句,这一年乾隆帝与内廷大学士、翰林等人则以‘天禄琳琅’联句,七言排律,观书志成。参加君臣唱和的有福康安、纪昀、于敏中、彭元瑞、官保、陆锡熊、舒赫德、李侍尧、王际华、嵇璜、蔡新、阿思哈、英廉、曹文埴、梁国治、陆费墀、阿肃、董诰、沈初等,共28位大臣。”


那么,这部重要的《天禄琳琅书目》是否确实出自于敏中之手呢?相应资料未见详载,然而他在宫廷编书史上确实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刘蔷在其专著中对于敏中有着如下公允的评价:“于氏身居高位,又兼内廷笔墨之事,暇时甚少,但从存世致陆锡熊手札可以看出,他对全书‘体例之订定,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均能发纵指示’,绝非徒拥虚名。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以状元身份而昇任首辅,‘以文翰受高宗知’,兼‘敏捷过人,承旨得上意’,对当时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是有一定影响的。”


于敏中故居位于江苏金坛市金城镇相府弄33号。这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信息,而该信息中还有对于敏中故居的具体描写:“故居坐北朝南,东西纵列。东五进为正屋,最后一进系楼房,十檩三间,西七进,最后一进为读书楼,十檩三间。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当我来到金坛时,却完全看不到这样一处古建筑。


《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四卷,清乾隆于敏中写套印进量巾箱本,一


《御制拟白居易新乐府》四卷,清乾隆于敏中写套印进量巾箱本,二


在金坛市内我打听不到相府弄,问过多位知情人,得知这里有相府前街,有人告诉我说这相府前街就是当年的相府弄。来到此街时,眼前所见是一条十分繁华的商业街道,这条路弯弯曲曲,却在其中的一段摆放着长长一排售货亭,这使得不宽的道路变得更加难以行走。


沿着此街一路探看,左右两侧完全看不到老房子,而前方左手的一大片已经被围挡包了起来,围挡的外墙上全部是商业广告,以此描绘着建成之后的壮观。我看到上面的图案感觉像一个巨大的ShoppingMall。这些围挡包裹得很严,我无法看到里面的情形,于是沿着围挡的外沿一路走,前去寻找入口。


在一处交叉之处有两座居民楼,站在楼下拍照时遇到了一位老人,我向他请教:这处已经拆掉的这片建筑是否就是当年于敏中的故居?老人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了打消他的警惕,我拿出了自己的行程单,因为上面所列者都是江苏一带要寻访的历史遗迹。


《御制全韵诗》五卷,清乾隆于敏中写武英殿刻巾箱本,一


《御制全韵诗》五卷,清乾隆于敏中写武英殿刻巾箱本,二


一般而言,我向他人出示此单时大多能起到好的作用,但眼前的这位老人有些不凡,从他的言谈举止看,他可能是一位老干部出身,其对我的行程单看了一眼后又淡定地还给我,而后说:“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就是不告诉我,想来有他的顾虑在吧。但这个结果让我略感意外,因为我只想了解这里被拆者是否是于敏中故居,并不想搞什么曝光行动,此人的不回答反而印证了我的猜测恐怕是正确的。我决定不耽误时间,跟他说了声“谢谢”,又继续寻找入口。


沿着围挡又转到了另一条街上,这条小街的两侧跟刚才的繁华商业区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百步之外就进入了幽静之处。这种感觉真好。眼前所见的这条不宽的马路,其两侧分别有一排高大的杉树,从这些树的粗壮程度看,我觉得应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我不清楚这里是否是当年于敏中故居所必经之路,但这条路上的大树所显现出的气势,确实有着相府的威严之姿。


远处的雕像


终于走到了入口处,站在大门口向内探望,里面已经全部变成了工地,跟历史有关的痕迹一丝都看不到,虽然我有心理准备,但面对此况,多少还是有些不开心。之后我沿着这条街继续向前走,果真在另一条小岔路上看到了一个公园,更让我高兴的是,我在路边就隐隐地看到公园内的广场中有一尊雕像,本能告诉我,这很可能就是于敏中,于是我快步上前,但还未走到近前,我就看到了雕像上的名字——华罗庚。


原来是华罗庚公园


华罗庚当然很伟大,但可惜他不是我此程的寻访目标,而我的一根筋却不能兼顾太多的内容,只好由此原路返出。在入口的位置我看到了公园简介,原来这个公园也的确有历史,它创建于清宣统三年,原名叫“雅约园”,而后又几经改名,但可惜没有跟于敏中有关的记载。转念细想,即使建园之初,于敏中已早在天上,他不太可能光顾此处。我在时空上的胡乱牵扯,显然没什么道理,但既然于敏中曾在中国书史上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难道金坛人不应该给他建个塑像立在某处吗?至少我在那个大工地的示意图上,没有看到于敏中雕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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