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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主张应换位思考并接受他者的独特性，他的思想反映出启蒙运动中对“文明”较为宽松的界定。 文明的冲撞：马戛尔尼使华 作者：布鲁斯·马兹利什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漫画 (James Gillray, 1792年) 1793年，马戛尔尼带领使团出访中国，希望与清帝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不像英国人在太平洋地区那样，他在中国面对的这个“他者”，同样自称为文明，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甚至超越后者。 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马戛尔尼的访华是一次失败之行，但是仔细考察后可知，此行是作家吉普林(Kipling)笔下的一次东西方会面，其结局令人困惑，十分模糊，但是马戛尔尼却成为一个盖世英雄般的人物。他的日记止于1794年(出版要晚得多)，是他访华始末的主要文献资料。 ▲ 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年) 17、18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实际是一个优于欧洲的高级文明。在随后的世纪里，这种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一转变不应扭曲我们对其早期的看法。从马可·波罗的游历开始，直至耶稣会访华，人们自始至终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一个极为富庶、强大和先进的国家。它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18世纪时就有四千万左右。它自视为世界的中心，自称“中国”(the Middle Kingdom)。 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对应“civilization ”的汉语词汇“文明”(wenming)，但是它指涉的含义不同于米拉波的“文明” (civilisation)，也不同于后世欧洲人的文明。它主要指中国最高统治者——君主统治的正统合法性。 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来，中国的君主们顺应天命(the Mandate of Heaven)，一直是最高统治者。一位文人曾说：“'天下’多指整个帝国，即中国或者世界；'天下’作为一块封地，被赐予其中最好的人，即天子(the son of Heaven)，让他来统治。”他来统治就如同天在统治；关于天如何统治，在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中有清晰的阐释。 ▲ 马戛尔尼随团画师亚历山大笔下的乾隆皇帝 儒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建立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皇帝独掌大权，同时儒家学说又建立了一套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衡量尺度，用以防止专制权力的过度使用。作为一个承载着天命的国度，中国有权利也常常有能力向其邻国收缴贡赋。不存在相互平等的交换，中国就是高人一等。 另有一位学者曾说，中国这个“文明中有各种风俗、宗教、行为方式、服饰风格、礼节礼仪、艺术、丰富的自然资源、看似无穷的手工艺品以及卷帙浩瀚的历史记录”。1656 年在位的皇帝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前来寻求建立贸易关系的荷兰人说：“身在远方的你们知道且渴望目睹我们的伟业和文明，你们敬重且仰慕我们，我们是你们的主上和父亲。” 从马戛尔尼的访华之行中，我们见证了两个文明的“冲撞”，各自的自我形象都遭到了对方的冲击。马戛尔尼访华时，当时在位的中国皇帝像1656年的皇帝一样，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英国使团说：
▲ 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万树园英使觐见场景 (威廉·亚历山大) 虽然马戛尔尼承认中国这个东道主的强大、富庶，也仰慕它的繁华，但他并未打算承认它的地位高于英国。双方这种观念上的差异由叩头问题表现出来。马戛尔尼并非不愿意向皇帝叩头，但前提是与他同级的中国官员也要向英王叩头；如若不然，马戛尔尼则会向中国皇帝单膝跪地行礼，就像他面对英王时所行的礼一样。 这一象征性的姿势事关双方文明。对于中国皇帝来说，他声称自己拥有正统性，是因为他是天命的唯一承载者，各国平等的观念对他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承认他只是诸多君主中的一个，与许多海外不知名的国王同属一列，他统治的核心基础就会动摇，中国文明观的核心也会因此岌岌可危。 然而，对于英国大使马戛尔尼来说，如果他接受中国人看待事物的观点，就是在文明层面退步，承认西方成就输人一等，而事实却是西方文明马上就要超越中国文明。 ▲ 清朝军岗 (威廉·亚历山大) 不过1793年时，一切都还在酝酿中。我们正处于变革即将到来的前夕。自称“文明”的双方在彼此试探。我只对欧洲一方的态度做一番考察，中国人的态度是另一个故事。马戛尔尼既看到了中国人的功绩，也打算赞扬他们。 谈到中国人对他的招待时，他说：“他们那种冷静、高贵，那种亚洲式的庄严恢弘，欧洲礼仪还无法达到。”他欣赏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认为中国人“当之无愧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他看到中国手工艺品“尤其是蚕丝制品以及某些棉织品”卓越超凡，也看到了中国陶瓷生产技艺举世无双。 ▲ 乾隆皇帝赠给英国使团随身携带的香囊 (威廉·亚历山大) 他还认识到中国人的科学和技术也十分先进。他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了地球仪、钟表、天文仪作为礼物。然而，他却亲眼看到他的东道主已经有了地球仪、天象仪、钟表和“自动牙器，它们工艺极其精妙，在这样富庶的国家，我们的礼物相形见绌”。 中国人没有的是刚刚兴起的工业化，但在英国工业化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与之一同高涨的还有潜在的战争能力。马戛尔尼意识到，尽管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有较高的才智，但是他们几乎没能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知识，也无意在这方面继续前进。 因此，当马戛尔尼邀请一些中国官员登上他带去的热气球时，他们谢绝“体验'。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那只热气球是一个预兆，或说是一种标志，预示着未来西方将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领先于世人，随后体观于炮舰之上。 ▲ 1793年11月6日使团通过大运河闸口 (威廉·亚历山大) 无论怎样，1793年的马戛尔尼评价中国文明时，参考的是它在农产品、稳定的政局、儒雅的举止等方面的特点，中国在这些方面完全可以与西方相媲美。不过他确实有所保留，甚至是关于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尤其是他们在卫生方面的习惯。他发现连社会上层人士都不讲卫生，习惯“在房间中肆意吐痰”。他们在饭桌上的举止也让他不快，例如他们没有叉子，他们“脏兮兮的，是吃大蒜的人”；还有，他们没有冲水马桶。 但是他也意识到欧洲人同样有行为不当之处。因此，当他哀叹中国人缠足的风俗时，他想起了他的女性同胞们也在穿着挤脚的高跟鞋和笨重的束衣扣，更不用说紧身胸衣了，这些服饰在扭曲着她们的身体。 ▲ “时尚：束紧胸衣”(1770年代) 作为一个有学识的人，马戛尔尼看到人群中存在着某些普遍性，如扭曲和修饰我们的“天然”形态，“从欧洲最文明的国家，到太平洋最野蛮的岛民”，都能见到这样的现象。他像一位心怀天下的人类学家一样，告诉我们说：
马戛尔尼和福斯特二人可能不曾同坐一船，但是他们一定意气相投。他们都在寻找那些维持人性和人类关系秩序的普遍原则。他们在文明范畴的两端践行着自己的信念，福斯特在太平洋地区半野蛮的土著民族中寻找，而马戛尔尼到了中国，亲身领略到它的先进文明。在这两面全然迥异的镜子中，他们都力图捕捉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去反思它的形象。他们眼中的文明是大度的。 “的确，中国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不过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着相同的物理构造，受相同的激情支配”，马戛尔尼如是说。他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对英国人的来访心存疑虑，英国人也常常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表现出不屑和轻视。不管怎样，与其大多数国人相比，马戛尔尼显得与众不同。他断言：“无论以哪一种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国，都极为荒谬。” ▲ 亚历山大笔下的中国人斗鹌鹑(上色版) 马戛尔尼主张存在共同的人性，应换位思考并且接受他者的独特性，他的思想反映出启蒙运动中对文明较为宽松的界定。文明是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对所有民族开放，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都能取得不同程度的文明。它以进步完善为基础，而不是以诸如种族这样的某种本质为基础。 然而，可叹的是，到了19世纪最初的十年，欧洲文明与其他民族相继相遇，种族主义泛起并使欧洲文明越来越带有种族主义的特点。就此而论，文明概念实际上反而成为一个真正理解他者的障碍物，成了为谴责他者和控制劣等“野蛮人”服务的意识形态。 ▲ 亨利·坦普尔，第三任帕默斯顿勋爵 (1784—1865年) 当我们读到1850年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的文字时，我们可以看到情况正在变得多么糟糕。他说：“时之将至，我们要再给中国一击。”他将中国王朝划归“半文明政府”之列，从马戛尔尼不偏不倚的论述到他的这一观点，其间的差距多么巨大。他像教训一个叛逆的男学生一样，提出了一个教训方案，他说：“他们不光要看到我们的大棒(stick)，而且还要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大棒打在他们的肩膀上。” 早在1802年和1808年，英国人已经在澳门使用了“大棒”。到1842年以及鸦片战争之时，英国人对中国展开全面打击。这时，英国人的所作所为还只是一种向外扩张的行为，而八年之后，帕默斯顿宣布英国过去的行为是一项国家政策。 新文明观的核心是种族观念，欧洲自视优越的基石也是种族观念。上面那位英国勋爵认为文明正在赋予他一项与“血统”有关的责任，让他去统治其他所有民族。欧洲自我认知中掺入了一种恶毒的种族主义。18世纪晚期，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曾隐隐约约构想过种族主义，不过只是在脑海中。
▲ 1841年5月英国舰船接近广州 19世纪初期，英国在印度的经历(在这过程中，种族主义逐渐取代功利主义)以及英帝国的实际需要，不断为种族主义添加力量。不久之后，它又将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然而，甚至在1859 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前，种族主义似乎已经有了科学支柱，例如布丰(Buffon)和林奈(Linnaeus)的著作，尤其是在1853年至1855年间出版的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性》。 马戛尔尼笔下的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比肩的文明，令人神往，但是我们已经远远地离开了那个中国；到19世纪，他们作为黄种人已经被排除在先进之外了。种族成了命中注定的，成了文明中的决定因素。“科学”已成为意识形态，“文明”观念也同样成为了意识形态。 【本文节选自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篇名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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