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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6.《停滞的帝国》 来自东方极致 00:00 23:39 阿兰·佩雷菲特是法国著名学者、政治家、媒体人，一生著述20 多本，有些书畅销数百万册。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文学院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是法国学术界地位崇高的殿堂，当选院士便意味着成为公认的学术权威。而他一人荣获两个院士头衔，可见其成就之高。他还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曾在三任法国总统的内阁中担任过八任部长，同时也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此外，他是法国最大的报纸 《 费加罗报 》 的编辑委员会主席。为了写就这本《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曾六次来华。他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许多地方，搜集了包括清朝皇家文献在内的1 . 2 万页原始资料。在英法美等国，他也搜集整理了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笔记。这些扎实的史料在佩雷菲特的笔下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故事，同时又保留最大程度的真实和深刻，因此本书既畅销不衰，又被学术界所推崇。法国舆论界把它和佩雷菲特的其他几本著作称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表面问题是磕头不磕头的礼仪之争，而深层问题则是双方完全不同的国际秩序和思想文化。此次出访的失败，让中国失去了一个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大好机会，更让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产生了武力打开中国国门的想法。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僵化封闭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华文明陷入了长久的停滞，导致了近代以来的百年国耻。马戛尔尼使团的出访是在1793 年，此时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在这三百年里，欧洲国家争先恐后地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而当时最为强大的殖民帝国，非英国莫属。在政治上，英国率先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较为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英国政府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用国家力量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经济上，英国也是第一个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实现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的巨大飞跃，工业实力飞速发展。英国人此时迫切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晚期，达到了古代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总体上看，整个国家社会稳定，国库充盈，人口庞大，疆域辽阔，是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但在盛世的表面下，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上，中国只有技术水平低下的农业和手工业；政治上，君主绝对专制，官员腐败严重；文化上，朝廷大兴文字狱，扼杀新思想，维护儒家礼教；对外政策上，清朝闭关锁国，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个港口，规模也十分有限。但是在当时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认为中国是天下唯一一个文明国家，是‘，天朝上国”。在马戛尔尼出发之前，英国政府就已经派人向广州的清朝地方大员呈递了书面文件。翻开清朝留下的皇家档案，我们还能看到当时的广东巡抚向皇帝汇报的奏折。奏折中的大意是英吉利国的夷人为了给皇上祝寿，特意派遣了使臣马戛尔尼前来进贡。乾隆皇帝得知此事，龙颜大悦。一个从未听说的国家派人前来朝贡，这表明在他的治下，大清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得远在天边的蛮夷都仰慕不已。他下旨各地官员优待使团，并派钦差大臣带领马戛尔尼等人前往热河。皇帝将在热河的行宫中举行庆典，接受来自蒙古王公、各国贡使的朝贡。马戛尔尼一行人登上中国的领土后就发现，中国官员把自己称作“贡使”，礼物也叫做“贡物”，甚至要求他们在面见皇帝时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此前做过充足功课的马戛尔尼等人知道，自己平等的出访被当成低人一等的朝贡了。他们向钦差提出抗议，指出中英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自己代表英国国王，只能对中国皇帝行平等的礼仪。这可把官员们急坏了，从没有人要求跟中国皇帝平起平坐，即使是提出这种说法都是大逆不道的。乾隆闻讯，勃然大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减少食物供给，惩罚这些不识礼数的蛮夷。马戛尔尼也不甘示弱，坚决不肯下跪。从天津到北京，再到热河，双方讨价还价好几轮，连乾隆的宠臣和砷都出动了，也没能谈妥。由于英吉利前来朝贡之事已经众所周知，为了清朝的脸面，朝廷最后只好做出让步，允许马戛尔尼对中国皇帝单膝下跪，就像对自己的国王一样。这次礼仪之争，以马戛尔尼取得胜利而告终，但是佩雷菲特发现，在清朝的官方记录中，都确凿地写道，贡使马戛尔尼对皇帝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就这样，朝廷不动声色地掩盖了事实，维护了自己的礼法和尊严。勤见完成后，马戛尔尼请求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与通商的事宜，结果被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极度失望的马戛尔尼，只好带着他的使团离开京城，回到了英国。这次史无前例的出访，就此宣告失败。这次出访的失败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这种必然性在于，两个国家代表着新旧世界，他们在国际秩序和思想文化上存在根本差异。首先，东西方世界中的国际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逻辑。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一直都是一片破碎的大陆。各个国家共处了成百上干年，互相之间的交流和争斗绵延不断。在国家尊严平等的前提下，它们根据利害关系和实力强弱，互相缔结各种条约。这样的国际秩序被人们称为“条约体系”。而在世界的东方，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明一家独大。在有历史记录的数干年里，从来都没有哪一个文明能够对中国构成持续的挑战。中国周围的小国，往往仰慕中原帝国，积极引进中国的制度、文化和技术。到了明清两朝，在华夷观念的指导下，朝廷更是建立起了“朝贡制度”，形成了以中华为核心，周围小国拱卫的‘，朝贡体系”。所以，当马戛尔尼使团到来的时候，清朝君臣便不假思索地认定了他们是来朝贡的蛮夷。那么，假设马戛尔尼接受清朝礼法的要求，向皇帝磕头，是不是就可以换得朝廷的慷慨，进而打开中国的国门呢？答案依然是，不可能。荷兰使节后来的经历表明，中国的专制王朝只会用对待藩国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国家，而不会意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东西方文明在思想文化上存在着南辕北辙的差异，这也使得出访必然失败。西方国家衡量文明的标准是科学和技术，而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眼中，文明的体现在于道德和伦理。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欧洲人从教会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用理性来指导现实生活。人们投身于科学和技术的探索，追求更高的效率。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新的发明迅速投入使用。西方国家你追我赶，在科技、工业、殖民地等等方面展开持续竞争，发展日新月异。马戛尔尼相信，使团带来的先进器物一定可以让聪慧的中国人感到新奇不已，从而产生跟英国建交通商的愿望。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的大臣们对这些仪器设备毫无兴趣，也不想看什么炮兵操练。这是因为，古代中国虽然为世界贡献了无数重要的发明，但它们大多是在生产生活中发现的经验成果。古代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掌握国家权力的精英饱读圣贤书，致力于维护儒家文化中的秩序，但对于科学技术毫无兴趣。他们把西方科技当成是“奇巧淫技”，在大一统的帝国中，只要人人守好君臣、父子的伦理本分，就不用担心会出什么乱子。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最直接影响，是为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埋下了伏笔。使团观察到了中国盛世景象下的贫穷和落后，并将消息传回了欧洲，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开始一落干丈，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鄙夷的对象。通过和平手段无法打开中国的大门，武力逼迫中国开放的想法开始成形，并在半个世纪后付诸实践。在中国的土地上，马戛尔尼一行人看到的景象，与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朝廷官员愚昧无知，贪腐严重；绝大部分国民都目不识丁，其中大多挣扎在贫困线上。清朝的军队也已腐朽不堪，士兵们衣衫不整，用的还是刀枪剑戟之类的冷兵器，偶尔见到的火器也十分落后。科技上，清朝更是落后了西方将近两个世纪。随着使团成员的回忆录陆续出版，欧洲人对于中国富庶强大的印象被打破了，积贫积弱的中国，成为他们开拓殖民地的一个选项。在敲门做客人的努力失败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发现，直接瑞门闯进来也是一个未尝不可的选择。佩雷菲特尖锐地指出，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单一的儒家思想，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封闭与停滞，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挨打。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尤其是在清朝，皇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偌大一个国家里，大政方针都要出自皇帝之手；官员的赏罚升降，也要取决于皇帝的好恶。因此，官员无论是上奏还是做事，最重要的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要揣摩圣意。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庞大的文官系统的效率十分低下，连基本的上传下达都成问题。整个帝国的行政系统仿佛在上演一出“皇帝的新装”，即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皇帝没穿衣服，也没有谁敢做那个大声说出来的小孩。与专制皇权相配套的，是单一而严密的儒家思想体系。从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如此稳固，其原因在于，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儒家思想追求道德，而轻视甚至否定利益，重视伦理纲常，而无视竞争和效率，因此也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其逻辑就是牺牲进步以换取稳定。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都成了多余的事情。于是，中国这个曾经一枝独秀的先进文明，慢慢停下了前进的脚步，被欧洲的后来者们赶超。甚至在后者将先进科技成果拱手送来的时候，中国专制王朝的统治者们依然固执地选择了拒绝。古人引以为傲的制度与文化，在近代已成了先进生产力的阻碍，让这个曾经领先世界的文明陷入了沉睡。1 ．这次出访的失败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这种必然性在于，两个国家代表着新｝日世界，他们在国际秩序和思想文化上存在根本差异。2 ．西方国家衡量文明的标准是科学和技术，而在中国古代王朝的眼中，文明的体现在于道德和伦理。3 ．儒家思想追求道德，而轻视甚至否定利益，重视伦理纲常，而无视竞争和效率，因此也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事实上，其逻辑就是牺牲进步以换取稳定。4 ．古人引以为傲的制度与文化，在近代已成了先进生产力的阻碍，让这个曾经领先世界的文明陷入了沉睡。5 ．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单一的儒家思想，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封闭与停滞，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挨打。 001.《爆款》 阿兰·佩雷菲特 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当代法国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曾经先后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从1969年起连续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个深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个成功的学者。 中文名 阿兰·佩雷菲特 外文名 Alain Peyrefitte 出生日期 1925 逝世日期 1999 阿兰·佩雷菲特 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兰西之病》和《当中国觉醒时》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之后不断再版，印数高达几百万册。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然而，他仍不满足。步入晚年之后，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国新闻界喻为一生有两大癖好：戴高乐将军与中国。他从政后一直跟随在戴高尔将军左右，后来又成为法国“戴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晚年，他写了许多有关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另外，从7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多次访问中国，先后写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都属于法国最畅销的书。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非常重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贵之处是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而是设身处地地替中国人想。在中国最困难时，他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雷菲特为促进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法国舆论界评论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议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属的支持。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应邀塑造了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铜像正式竖立在中国的武汉大学校园内。 最杰出的中国通 见证中法建交时刻 戴高乐执政时期的年轻部长、作家佩雷菲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的专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先知”之作，法国历史学家布里赛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回顾了这位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生平及其作品。 没有人比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更好地见证了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过程。 1996年阿兰·佩雷菲特与杨咏桔 他的预言式作品《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第一版于1973年在法亚尔出版社出版）销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使得法国人（及所有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国。一种兴趣乃至一股风潮由此兴起，不仅至今没有衰退，甚至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自1949年以来，有很多作家和旅行家曾试图描写过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韦尔科（Vercors）、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等。他们都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有的几个星期，有的稍短，然而他们的书或报道文章的影响力都比不过阿兰·佩雷菲特的作品。他的书出得正是时候，正是人们的思想刚好成熟到了能够对中国产生兴趣的程度。 阿兰·佩雷菲特于1999年去世，现在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阿兰·佩雷菲特非常杰出，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受的是人类学训练，但从事了外交官职业。他既作研究，也在政界为国家效力。36岁时他成为戴高乐将军手下的部长，曾担任信息部和国民教育部部长，直至1968年。 1971年夏季，阿兰·佩雷菲特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去中国，那是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他还访问了上海，参观了中国6个省份，包括西安、武汉、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城市。他还有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多次会谈。为此，这次旅行后写就的《有关中国状况的调查报告》长达500多页。 随后的多年时间里，佩雷菲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着作，既有政治角度的，也有社会角度的，其中包括着名的《不动的帝国，抑或世界的震惊》（1989年），之后是两部厚厚的附录《中国看法》和《英国视线》，遗憾的是第三部《传教士之眼》却再也不可能出版了。这些作品写的是1793年在乾隆皇帝时期由马戛尔尼（Macartney）领导的英国大使馆。之后他的着作有《中国悲剧》（1990年），然后就是《中国觉醒了》（1996年），这是他有关中国的最后一本书，描写了一个重获活力的国家。就这样，他的作品终于首尾相连了……。 阿兰·佩雷菲特不会讲中文，对此他毫不隐讳。有人也曾对他身边环绕着很多“枪手”提出过非议，因为是这些外围的合作者帮他完成了那些书的写作。有关这一点，佩雷菲特从未声称过作品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总是求助于最了解情况的行家、优秀的翻译和着名的汉学家，而这些人也都非常乐于向他提供他们的知识、建议和意见。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专家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包括有关笔记、评论和文件资料等，佩雷菲特都是经过了认真的消化、重组而后又重新写作的。因而读者可以欣赏到他简洁而又尖锐的清晰文笔，以及他对庞杂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综合能力。 还有一种针对佩雷菲特的指责是说，他把毛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了一幅美好的画卷，并把毛说成是个善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e-Brugière）驳斥了这种她认为出自恶意的说法。她表示，如果认真读了佩雷菲特的书，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他“并没有为完美制度唱赞歌”，事实上阿兰·佩雷菲特在学术上是诚实的，他只是试图“道破这个民族和这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和伏尔泰在他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意图并不是要散播“中国政治力量的宗教”，佩雷菲特并不认可所有发生在中国事。 学界那些自以为垄断了中国研究的汉学家们对此有何反响？他们不会认为阿兰·佩雷菲特轻率地践踏了他们的花园并侵占了他们的领地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1977年10月1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怎么说的：“这一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巨大成功（指书的发行量）遮盖了另一个成功，而您对这第二个成功更应该感到骄傲。”“您写作的对象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的专家们由于观点和所采纳方法的不同常常互不相容，但您看到了他们对您的书没有丝毫异议，甚至那些整日为维护自己的学术领地而高度警惕的专业人士也或者带有好感或者满怀赞赏地接纳了它。” 阿兰·佩雷菲特对中国很着迷，在1971至1999年间，他总共去了中国18次，此外他还多次会见了到访巴黎的中国要人。他通过书、讲座、访谈和刊登在《费加罗报》和《费加罗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激情。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见闻、分析和判断，对此，也许法国和中国应当以友谊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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