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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水彩画界“怪象”辨析之三 | 群起蜂拥“写生潮”

 tjshpqbjxd 2017-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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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水彩画界“怪象”辨析之三

群起蜂拥“写生潮”


文/张在波


    作为一种直接面对自然对象并对其进行描绘、表现的绘画方式,写生既是画家画家收集绘画素材的手段和深入和体验生活,寻找创作灵感的途径,又是加强色彩、造型等绘画基础训练,培养观察、分析能力,从而熟练掌握绘画语言,提升绘画综合处理、表现能力的有效方法。写生是促进和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力和必经之路,其本身又是一种现场的、综合的、相对快速且带有个人情感、观念等主观色彩的绘画创作方式。水彩画由于其工具材料的便携性和在快速记录、即兴表现等方面的优长而广受画家们的欢迎,水彩画家们对写生更是青睐有加、情有独钟。


    近些年,随着美术界对写生及其价值的“再发现”,从油画、国画到水彩画界,一股写生热潮强势来袭。尤其是当下的水彩画界,从专业院校到各社会组织、团体,从名家老手到新学小生,写生几乎成为一种“全民运动”;浩浩荡荡的水彩写生大军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身影几乎遍布中国大地的角角落落,甚至到国外采风写生都是如家常便饭般稀松平常的事儿;写生几乎成了水彩画的代名词,大有“写生就是水彩画的一切”的味道和“不写生就不算画水彩画”的架势。


    问题在于,在如此重视写生的水彩画界,尽管写生高手不乏其人,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批高水准的、优秀的写生作品,但这并不能掩盖当今水彩画写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写生几乎由一种促进和推动艺术创作的方法、手段或途径变成了艺术的目标;写生与创作严重脱节,且呈愈行愈远之势;原本生动、鲜活的大自然在不少写生作品中却显得沉闷僵硬、缺乏生趣或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很多写生作品技巧娴熟且很好地发挥了传统水彩画的语言特色,面面清澈澄明、轻快流畅,漂亮有余却艺术韵味不足,或又往往仅是对客观对象的简单再现;为数不少的画家常年写生下来除了技法上的熟练仍收获甚微,甚至原地打转儿、“找不到北”者也不乏其人。


    这一系列的问题,其背后既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又有主观的现实因素;既与二十世纪以来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以写生为基础、以写实为基本语言和主流表现形态的中国美术“新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影响有着密切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又与水彩画固有的西方属性、局限性以及中国水彩画界理论、观念上的滞后性脱不开干系,更与当下水彩画家们避重就轻、避难就易的心态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


    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和完整的体系,写生是近代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西画东渐影响下的产物,而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写生观念本身就是一个中西融合的产物。二十世纪初期,在以西方写实改造已“衰败至极”的中国传统绘画的美术革命中,“对景写生”(或“实物写生”)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被正式引入中国,1]并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以至成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写生观念的基础和基本准则。与此同时,在政治救亡全面压倒思想启蒙的时局中,文艺的大众化思潮逐渐萌生、成长,而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救亡的时代命题又使文艺的大众化成为时代的强烈吁求,使艺术创作不得不走向社会现实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现实主义道路。建国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文艺为大众服务”的诉求使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和写实风格进一步得以确立,同时“写生-创作”模式的形成也使写生从“创作”中被剥离出来而成为屈从于艺术“创作”的辅助手段。于是,从二十世纪初期到八十年代,在各种艺术思潮流派的纷争、消涨与社会意识形态的需求下,写实始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着画坛的主角,画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广泛深入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在写生中真实描绘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民生百态,水彩画在当时的写生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纠偏时弊的使命成为写生的理由,以西方传统写实观念为本的水彩画无疑具有科学的色彩、进步的意义,甚至具有了“榜样”的力量;当关注国运民生成为艺术的第一要义时,在真实地记录和描绘战争年代的社会现实和民众生活方面,水彩画相对快速、便捷的特点也无疑具有较大的优势;而当描绘祖国新貌、讴歌新时代新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时,水彩画因其“轻音乐”的抒情特质也获得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但是,水彩画在技法、媒材和语言表现力等方面的局限使其往往只能作为艺术创作的辅助手段,既无力站在“艺术救国”的前线担当“重任”,也很难在主题性“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在二十世纪的前大半个世纪中,尽管不少画家在水彩画写生中自觉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认知方式注入西方绘画的写实技巧之中,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化诉求并在实践中推进着水彩艺术民族化、本土化的进程,但在本源于西方视觉体系的写生观念下,以西方写实观念为基础、以写生为主要创作方式并作为艺术创作辅助手段的水彩画想要彻底摆脱西方传统写实观念的束缚何其困难,更何况水彩画由于自身的诸多局限而很少甚至从未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大潮中接受直接的考验和锻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水彩画技法、媒材和语言等方面的拓展,水彩画在表现重大题材和主题性创作方面成为可能并获得了较大空间,不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也开始作为独立的画种登上大雅之堂。与此同时,一方面,在水彩艺术领域,在“写生-创作”模式的主导下,写生与创作相分离的“传统”仍在延续,写生自然也就往往仅是体悟自然与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加强基础训练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全球化、信息化、图像化时代的到来和各种当代艺术观念影响使艺术创作具有了更多的可能和路径,这自然也使写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新的挑战,水彩亦不例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和一定程度上看,包括水彩画在内,当代写生与创作渐行渐远的现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远离或脱离了写生,艺术创作自然也就缺乏了艺术家在特定时空下的独特感受和生活气息,自然也就没有了感人的“诗情画意”。如此,对于中国水彩艺术而言,民族化的理想与追求也就只能成为虚无的谎言和泡影。


    其实,写生的观念与方法,中国自古有之。“写生”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人彦悰的《后画录》中,用以指称人物肖像画。2]自宋代开始“写生”一词得到广泛应用并于明清之际更加普遍化、明确化,与人物肖像画的“写真”相对应,用于指称或评价花鸟画。3]尽管古文献中并未对“写生”的具体意涵进行具体详尽的解释,但从一些相关叙述来看,自宋元及明清,“写生”既用来指称花鸟画的某种技法,同时又愈来愈明确地指向以花鸟为题材的绘画,其追求或目标则在于在“写其生动之姿”的基础上“写其生意”,即在对客观对象进行逼真描绘的基础上实现由形及神的高度和艺术境界。当然,其并不仅适用于花鸟画,而是逐渐扩展至人物、山水等画科。4]而要想在绘画创作中写出对象的“生意”,达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5]的境界,就要“夺造化而移精神”且“遐想如登临览物”,6]即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此,中国传统的“写生”观念或方法实际上是建立在“师造化”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得心源”即“写心”。因此,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不仅要“搜尽奇峰打草稿”,而且更重要的则在于“予与山川神遇而迹化”并“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


    从“应物象形”的角度来说,参照宋代绘画追求视觉真实又擅“穷究物理”的特征,中国传统的“写生”观念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对景写生”的意味。7]尽管这并非其本义和主旨,但却为“写生”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可能和契机。而近现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实践证明,仅仅现代意义上的写生观念与方法并不足以承担起中国美术现代化转型的使命和重任,而对水彩画本体的民族化发展而言更无实质性的帮助和意义。


    二十世纪初,具有西方科学、进步色彩的写生观念是在对摹古风习的纠偏与反拨中被引入中国的。作为研习绘画的一种方法,临摹不仅是学习和掌握传统绘画语言技巧、了解“画理”和“画法”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传统绘画精神进行深层认知、体悟的过程;既是初学者步入绘画之门、锤炼绘画基本功的有效办法,也是有一定绘画基础的画家在创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又是绘画艺术自身不断在继承中开拓创新的根本和基础。临摹在艺术创作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从古人入,从造化出”。作为绘画研习中两种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临摹与写生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临摹可以为写生积累必要的绘画语言技法和对传统艺术精神的认知,为写生提供必要的基础。写生则可以使在临摹过程中积累的技巧和经验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在对客观对象的描绘中打破临摹所带来的语言技法上的生硬僵滞感,使其更具生趣和表现力;写生又可以在客观对象与自身感受的交融对话中将从临摹中所得的技法语言转化为“我法”,甚至可以举一反三创造新的技法语言,加深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或提高绘画的能力与水平。临摹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从临摹到创作还需要写生去衔接。因此,临摹与写生皆不可偏废,只有临摹与写生并重,并在写生与临摹的循环往复中不断锤炼及艺术语言和技巧,提高对传统艺术精神的认知和对“造化”的体悟,才能最终在创作中游刃有余、随心任性,作品才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但是,百年来中国美术现代化的实践证明西方写生观念的倡导和推行确实使中国美术走了一段矫枉过正的路。在提升了中国画家的写实技巧的同时,西方写生观念使不仅画家们远离了“造化”和“心源”,更使其忽视了临摹在继承优秀艺术传统、推进艺术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这在当代中国水彩画界是一个尤其突出的问题。


    随着当代水彩教育的专业化发展,不少院校先后开设了水彩画专业,甚至成立水彩画系。但在当今的学院水彩教育中,西方写实艺术体系下的素描、色彩是绝对的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则以写生(静物、人物、风景)为主,又或增设材料课程,而临摹课程却近乎空白;从素描、色彩基础直接到“对景(物)写生”是其基本模式。如此模式下,学生的水彩画技法、语言基本上依靠在写生中慢慢尝试、摸索,这对于多数学生而言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效率自然也不会高。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几年水彩画专业读下来其写生作品往往仍是素描、色彩基础与水彩画材料与基本技法的简单嫁接,稍好者技巧比较熟练,画面漂亮有余但艺术韵味不足,一般的或沉闷僵硬、缺乏生趣或浮光掠影、浅尝辄逝,甚至不少人面对自然风景仍往往不知如何下手,只能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疲于应付。


    在当下,这也并不仅存在于水彩画专业的在校生和刚刚毕业的年轻画家群体中,即使在一些有多年写生经验的画家中亦是常见。其症结在于远离了临摹的水彩画教育或研习方式往往使画家无力为写生提供足够坚实的语言、技法基础,也不太具备可持续的语言创新能力,更不能真正从传统艺术的精神中获取足以改变现状的观念支持。


    说到水彩画的临摹,中外的水彩画名家经典自然必不可少,但对其他画种尤其是中国画经典的临摹或许也会有较大价值。对于中国水彩画家而言,水彩画与中国画的亲缘关系、如何相似相通、中国画传统对于水彩画艺术而言的价值人尽皆知,水彩画应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汲取营养无人不谈,但到底应该学习什么?怎么学习?笔者认为,对于水彩画家而言,中国画的精神观念的研习固然根本,当然要学,但对其最基本的技法语言和基本方法的学习或许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突破口;而真要学,则只有真刀实枪地干——临摹。其道理如同吃饭,即使三牲五鼎、龙肝风髓,你也得去咀嚼、消化才能吸收其营养,而只是闻闻看看则毫无效用。值得学习借鉴的也不只是中国画,油画、版画等等,几乎每个画种或艺术形式都值得当今的水彩画家们学习、借鉴,但事情的关键是要到实践中慢慢体会,而仅仅看看想想显然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百年来中国水彩画史上那些卓有影响的画家,尽管他们不曾有机会接受系统而专业化的水彩教育,但他们正是在不同画种或艺术形式的实践中丰富了水彩画艺术的语言和内涵,开拓着水彩画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对于一种艺术样式的研习自然是越深入收获越大,但这里所说的临摹并非说要鼓励水彩画家们到其他画种领域去开疆拓土、穷极探新,而是在于通过临习掌握其最基本的语言技法或借此对其创作方法或观念有一个直观且较深入的认知,从而为水彩画艺术注入新的血液或元素。当然,至于具体临摹什么、怎样临摹,则又要因人因时因需而异。


    当然,无论临摹、写生、还是创作,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画家理论观念上的高度和对待艺术的态度。


    新世纪初期,在对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写生“新传统”的反思中,写生问题再次成为美术界关注的焦点,并掀起了一股“再写生”8]的热潮,其实质即在于使中国当代美术在“造化的回归”中“得其心源”、“写其生意”,重建艺术与真实感觉之间的关系,确立中国绘画艺术的人本立场、中国精神和当代品格。尽管“再写生”也得到了水彩画界的积极响应并呈现出群起蜂拥的热闹场面,但实际上,在理论、观念相对滞后的水彩画界,“再写生”的初衷和本旨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一方面,理论意识的薄弱和观念的滞后性使当代水彩画界对百余年来中国美术的写生“新传统”缺乏应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对“再写生”的认知往往只是浮于附属于“创作”的“写生”这一手段或方法,甚至写生就只是写生本身。另一方面,群起蜂拥的“写生潮”更充分见证着当代水彩画界避重就轻、避难就易的普遍心态。其中,后者显然是当今水彩界“写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更直接的原因。


    尽管有些水彩画家深知对传统艺术学习研究的重要性,自然也明白要在传统学习上有所得就非要下一番功夫不可,但在当代如此快节奏又时时处处充满诱惑的现实社会中,又有几位画家心甘情愿地对传统进行深入的研习?更不用说在枯燥乏味的临摹上下功夫。于是,省时省力又轻松有趣,还能快速大量出“作品”的现场写生自然就成为通往艺术殿堂的捷径和不二选择。加上长久以来水彩画教育体制的误导和大量画家的盲从与跟风,写生自然在水彩界成为一股几乎前所未有的潮流与时尚——从从名家老手到青年才俊,从后进新学到水彩爱好者,无不对写生热情激扬,无不对写生乐此不疲。


    当写生成为一种潮流或时尚、一种习惯或日常,甚至成为一种机械的运动,为什么写生就不再重要,怎样写生也就不再是问题,写生有何价值和意义当然也可以忽略。在浩浩荡荡的水彩画写生大军中,除了少数画家确实在写生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获益匪浅,大多数不过随波逐流、凑凑热闹,甚至只是为了感受一下写生气氛的画家并不在少数,尚不具备基本的水彩画语言技法基础者也大有其人。因此,诸如水彩写生始终跳不出西法写生的局囿,或仅将写生作为收集素材、加强基础训练的手段,又或以水色语言和技巧的玩味为乐趣,“逸笔草草”、浅尝辄止,作品画面漂亮有余但艺术韵味、生活情趣不足等问题,也就成为当下水彩画写生的“新常态”;不少画家长期写生却仍原地徘徊甚至仍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如此一来,且不说写生能不能解决创作中的问题,对创作水准的提升又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甚至连写生能为创作提供多少有价值的素材都难说的清楚,因此中国水彩画难以形成植根于中国民族审美心理的特有的理论、创作体系,写生与创作脱节且渐行渐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近年来,中国水彩人物画的式微也当与水彩画家们避重就轻、避难从易的浮躁心态和盲目跟风的心理作用下写生潮流的风行不无关系。


    看来,写生固然重要,但为什么要写生,写生的价值、意义何在,应该怎么样写生,又该如何面对写生,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当今中国水彩画家们认真思考、理性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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