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养气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本人人格修养的巨大力量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孟子曾在《公孙丑上》中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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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浩然之气，孟子对它的解释是：“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这里面包含三层含义，首先作为“气”，它是最伟大，最刚强的，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加损害，它就会充斥于天地之间，无所而不在；其次，作为气，它必须与道义相互配合，相伴而生；再次，这种气，是内心力量积聚而产生出来的，是由内而外的力量，而不是由外而内的强加。这种“浩然之气”就其形式来说，是“至大至刚”；就其内容来讲，是“配义与道”。
而究竟何“以养气”？“养气”就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到做到藐视政治权势，藐视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直不阿，无私而无畏，从而形成一种高尚的人格之美。
孟子这种内在修养的浩然之气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则外化为论辩时的雄宏，行文时的肆意，因而文章情感激越，词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是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一种品格与精神皆高洁的人格美，同时这也是《孟子》散文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
孟子的养气说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艺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显然与孟子的“养气说”密切相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第二十八中

说过“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这些都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的。再从文学批评与欣赏的角度来看，孟子“养气说”的影响则更为深远。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言：“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在这里，韩愈注意到了作家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李德裕《穷愁志·文章论》云：“气不可以不贯，不贯则虽有英辞丽藻，如编珠缀玉，不得为璞之宝也”，“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曾国藩）这既涉及到文学与创作主体的关系，又有文学鉴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
孟子的“养气说”对后世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修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由“配义与道”培养而成的“浩然之气”使孟子的一生都体现出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魄，这种独立的人格魅力对后世知识分子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以自我修养的提高作为在世生存的方式，是知识分子人格修养的途径之一。孟子“养气说”在提高文人雅士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境界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种影响在千年文化积淀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