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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学是人学，表现人性、人道、人权和人生，而人性则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所表现的人性美进行阐释，以期发现二者的独特之处，并寻找文学作品中对人性呼唤的深层文化动因。 【论文关键词】人性美 文学创作 作品比较 茹志娟的《百合花》与沈从文的《边城》都是展现人性美的力作。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从纯洁的人际关系中，发掘出了让人感动又让人怀恋的人性美，真正表现了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向人们诠释了生命，讴歌了一种平凡却又自在自得的人生，同时又寄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反思。读来让人震撼，又让人回味无穷。 然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人性美是不同的。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到作品的内涵及意义。《百合花》与《边城》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时代不同，作者的创作目的不同 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于1958年初春，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作家本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纯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作者的写作动机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感情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它显然是一篇不合时宜的作品，由此它在问世前的曲折遭遇也就可以理解了，当茹志娟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其理由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这样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百合花》所表示的感情也是在政治压迫下的感情。如文章写到坐下休息的时候，通讯员要背对着“我”坐，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同志，还有后面的妇女们不肯给伤员解开衣服，为他们拭去身上的血迹。因为在当时，男女有别的思想还明显地存在。 而《边城》则抛开了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出发。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指20世纪——作者注)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基地。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创作中，他一直在寻找着对生命力的揭发，对人性，人的价值和道德观的批判，表达了他张扬人性之美和重建精神与美德的愿望。所以，沈从文的《边城》把人性美表现得更加酣畅淋漓，它完全是一种接近原始而又古老淳朴的人性之美。 二、环境不同，描写内容不同 《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它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近于圣洁的感情交流，表现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边城》描写的是一个简单、优美又充满忧伤的故事，由四川到湖南一条官路上一个叫“茶峒”的地方，生活着一个以摆渡为生的老人及其相依为命的外孙女翠翠和一条黄狗。年幼孤苦的翠翠情窦初开，对当地船总的二儿子傩送的爱深情而真挚，然而纯洁的爱情在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圆满的结局。《边城》中作者写了亲情、乡情、爱情三种人情关系，并把这三种人情美与自然景物的美，边城风俗的美浑然一体，以清新明丽的色调写出边城儿女们的人性美。 三、线索不同 《百合花》以一条枣红色的新被子为情节纽带，以纯洁的百合花为人物思想，精神风貌的象征，把作品中的两个人物艺术的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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