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正的水墨味和安静的画面感——散论张弘教授的中国画艺术作者：冯善书（艺术评论专栏作家） 张弘教授是一位矛盾的画家。 矛盾不是说他表里不一，而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在艺术上混杂一些非常对立的元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些元素的对立在同一幅作品里出现，是非常不合理的。当然，如果有人硬把他笔下的世界，归入到当代艺术的里边，那么，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当代艺术或许本来就有意瓦解传统的套路，让读者在全新的逻辑和秩序中接受一些不合理的东西，用天马行空的创作来倒逼主流审美体系对他们的妥协和让路。 颇有意思的是，当很多人还沉醉在实验水墨、意象水墨和观念水墨的艺术冒险中，等待掌握学术话语权的理论家们对他们的行为和想法进行合理化的时候，张弘教授的探索却早已经在传统和当代这两种不同的审美体系里边找到了平衡。 从事文学和戏剧理论研究的人，经常喜欢提到莎翁的那句名言：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揭示的是一种阅读的神奇和成果的多元。其实，我们欣赏纸上的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或许，我对张弘先生水墨的理解和判断也夹杂着偏见。不过，既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分享我个人对中国当代水墨的一管之见，那么，这种偏见就显得无伤大体了。 认识张弘教授纯属偶然。大概三年前，皖籍收藏家郭勇组织了一批中国画家到日本作交流展。在那次展览的作品集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张教授的作品。整个画面，只有一张凳子唱主角，落款简洁明了，仅留“张弘”二字。从款式看，像是一件明代家具。但因为满纸只有水墨，所以无从判断是红木，还是其它什么木材。那本画册我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只有这一幅存进了我的大脑，直到现在。其实，此前我还看过广州知名木匠刘憬坤先生画过凳子。和张教授一样，刘先生也是湖南人。只不过，前者的职业是教书，而后者的手艺是做文玩家具。刘先生画的凳子四周围往往挤满蝇头小楷，内容多记述世人对木工的审美。而张弘却截然不同，他除了自己的姓名，干脆什么也不写，让整张白纸承载的所有信息都在那张凳子上。那时，我心里就想，这画家好任性啊，完全不管读者是怎么想的，只允许别人走进他自己观察到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看上去那么“局部”。 透过那张纸，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审美和表达方式上无比强势的湖南人。虽然，这是一个在武汉出生的湖南人。 打那两个月后，我和张教授在一次雅集上不期而遇，才发现在作品上建立的对他的印象，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刻板印象。人群里的张弘先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哪怕是在挥毫的时候，他也愿意稍作停顿，来倾听别人的见解。假使不是因为他留着一头不太长的长头发，我更愿意用儒雅两个字来形象他给我的真实印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夫人庞彩霞老师与我同行的缘故，我们的第一次交谈非常愉快，丝毫没有与其他一些艺术家见面的那种代沟和障碍。那次雅集，张教授给活动的主办方画了他一幅描写广州水乡的一幅长卷的局部。为什么要画局部呢？一方面是因为原作的信息量实在太大，光是里边的小人物就有几十个，每个人的动作表情都不一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画家不可能重复画一幅相同的画，而主办方也只需要局部。活动结束后，我对张教授的印象便变成了：这位先生在艺术上的心态很开放，不仅热爱与陌生人交流，而且始终承认别人在审美上权利和自由。哪怕这个人是艺术家眼中的外行。 这次活动，也成为我几周后进入张弘教授工作室交流的纽带。他的工作室就在广州美院老院区对面的一栋大厦里边，里边陈设简单而讲究，在一个方正规整的大空间里边，用了一整面墙来做了书架，而对面的整堵墙则镶上了白色的毛毡，专门用来创作大画，而剩下的两面墙，一边有选择地挂了几幅他自己装裱好的个人作品，另一边则基本是窗户。说这个画室简单，是因为它的布局与我所认识的其他画家的画室相比，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累赘和凌乱。它的讲究体现在，这个空间的很多细节，都透露出很强的设计感，有些线条用了非常精致和考究的木工来表现。 接待客人的茶几就坐落在工作墙边的大窗户前面。没错，就是此前我在他画上看到的那种明式的款。屁股一坐到凳子上，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明亮的，心也是明亮的。 在窗户旁边跟人聊天，常常是可以聊一下午的。但那次，我和张教授差不多聊了一整天。很难想象我一个完全没有受过美术训练的人，能跟一个美院教授有这么多共同话题。 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的见面，时隔一年后，我再次来到张教授的画家，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在他的工作墙上，我看到了一幅正在创作中的长卷。张先生站在一旁解释，他近期参加了广州市文联和广州艺术博物院主办的一组主题为《南国商都》的大型历史人文长卷的创作。话还未说完，我脑海里便浮出了一幅历史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影子。 但张教授立马便介绍，这幅长卷不仅将比北宋的《清明上河图》长，而且涉及的人物也多了好几倍。 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描绘对象的《清明上河图》只有528.7厘米长，涉及的人物也仅500多人，而以广州为描绘对象的《南国商都》，拟定的叙事跨度两千余年，画作长度达2015厘米。后来的成品涵盖2300余人物形象，600余艘船只、30余处历史遗迹与文化景观……这一长串的数据，恐怕连工笔画家听了都要当场表示呕血。 通过这幅《南国商都》，我也第一次听到有一类绘画是可以称作创作课题的。当年，张弘教授和其他近20位创作人员花了整整4个多月的实际创作时间，据说十三次易稿才终于让这幅历史长卷尘埃落定。现在想起来，令我比较汗颜的是，为了客观准确地表现出广州这个千年商都的历史文化，张教授在正式动笔前，事实上还专门组织他的研究生到广州各个标志性的文化历史遗迹实地走访和现场写生。尽管我很不愿意用“治学严谨”来形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活动，但事实证明，他的的确确就是这么干的。 正是当年看到了他这一幅合作作品，我才正式了解到了张弘教授的矛盾。 在细究这个问题前，插个题外话。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艺术圈的朋友，都不约而同地把张弘定义为学院派的画家。事实上，我却不是这样认为的。作为美术史上的学院派，起源于十六世纪的意大利，而后流行于欧洲，盛及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各个美术学院。治史的人都知道，学院派的产生，目的是为了捍卫文艺复兴已有的艺术成果，反对巴洛克艺术对古典艺术的取代以及世俗化的倾向。在教学上，学院派既要求把古代作品的形式规律和文艺复兴大师的艺术视为永恒的不得稍加超越的规范，又明确反对巴洛克艺术对形式的追求。可见，反对革新的学院派，在历史上几乎是“顽固不化”和“因循守旧”的代名词。 没错，从《南国商都》，我们可以看出，张弘教授的确秉承了学院派那种治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而从他喜欢观察小僧尼、凝视古董家具、描绘人文风景、表现历史人物和捕捉社会宏大叙事这些题材和习惯，则可以看到在艺术追求上，他也的确像学院派那样，排斥一切粗俗的艺术语言，要求高尚端庄，温文尔雅，反对激烈的个性表现，讲求理智与共性。事实上，在广州，不管是对搞油画和搞雕塑，还是对玩水墨的人来说，受到的来自当代艺术的影响都是不小的。广州亦不乏一些习惯或敢于揭露社会阴暗、沉重、怪诞，表达人性扭曲、分裂、变态一面的水墨画家，然而，张弘先生作为同时代的画家，似乎一直在回避那种直接、粗暴、野俗或赤裸裸的艺术表达语言。哪怕是不加一点色彩地画一张老旧的凳子，其画面感仍然是安静和明亮的。在《毕业N年的一次欢聚》或其它一些社会题材的作品里边，尽管他也尝试过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一些批判，然而，当他的这种批判的态度转化成其独特的水墨语言后，其实已经像加了糖和水的辣酱一样，变得和顺、婉转和甜软了。我很少看到他有震撼人心的那种作品，而更多地把艺术效果的追求放在玩味、悠远、温和与隽永方面。 但是，在恪守稳重、大方、典雅、宁静的大原则的前提下，张弘教授所营造出来的水墨世界，又有一种野生艺术的神秘、奇趣和和偶得感。不管驾驭哪一类题材，他都会不吝去花精力表现自己对水墨的理解和掌控能力。或许是因为师从杨之光和田黎明等前辈的缘故，他对没骨画法有种由衷的热爱。从他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早已熟练掌握这门技术。他画过很多艺术圈的师长和同行，包括杨之光、黎明、方土等，还有像当代青年和法国妇女那样的陌生人，这些水墨人物显示出他有很高的造型功底。而扎实的造型功底来缘于他接受过严格素描的训练。 张弘教授的所有作品都有着共同的水墨味。这是拥有传统审美观念的人最熟悉的味道。这层味道传达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是，他的学术来源是中国传统的中国画。在创作取材方面立足当代，在技术上融合西方素描的手法，则反映出他师古而不泥于古的艺术态度。而这一点透露出，他与学院派固有的因循守旧是截然不同的。张弘对创新的艺术表达方式，明显是持开放和包容心态的，而且，他一直在坚持不懈求新和尝试在中西融合中寻找突破。 对不同题材的认识和把握，体现出一个画家的艺术视野、思想深度和创作情怀；对不同技术取法和运用，则体现出一个画家的美术功底、表现能力和发展方向。有了前面两个基础，这个画家才能树立自己的风格。而风格不止决定画家的出路，而且将奠定画家的位置。 张弘教授的风格是什么？这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除了前面讲到的纯正的水墨味以外，我认为，还有一种学养和思想长时间积淀后的安静。让画面安静，几乎是张弘拿起笔后的习惯动作，也可以说是条件反射。当然，安静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的古雅，有的厚重，有的悠远，有的灵逸。 其实，在风格之外，我最常问艺术家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而创作？
很多画家一拿起笔，总会为接下来要选择什么题材而纠结。但张弘教授不是这样的。他似乎从来不计划什么人物和事物，可以进入他的视野，而是习惯于随机性地挑选创作的题材和对象。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张弘教授从来不为功名和利禄所累。这使得他站在宣纸面前拿起一支毛笔，就像站在一湖清水面前拾起一块瓦片那般率性。因为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来规定他的手指，所以他可以尽情地享受接下来的这个时刻，自由地抒发他所有的情怀，随意地表达内心的任何想法。 有一回，我到他画室喝茶，看到墙上的磁吸压着一组名为《伊莎贝拉的表情包》的人物画，大概有七八幅的小画，其实画的就是同一个女人的不同表情。这是一个法国女人，带着眼睛，涂着口红，年纪有点大，皮肤也有点松弛，无论按欧洲的标准，还是从东方的角度，她的容貌都谈不上惊艳。当这组画作跳入眼帘，我大脑的第一个反映就是，张弘老师折腾老半天，画了这么一堆的老妇女头像出来，那是要卖给谁呢？当然，一瞬间的心理动态并没有直接地曝露在我的嘴里。只有脸上的表情不会骗人，因而明察秋毫的张教授马上便察觉到了客人的微妙。“其实这就是一个同行。我觉得她的表情有趣，于是生出要用笔墨把她这些原生态的表情记录下来的念头。”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一尘不染。我也随之释然。
很多画家都跟我讲过，他们最反感的是艺术被商业所绑架。但现实里，他们常常在做的就是他们最反感的事。张弘教授是一个例外。除了像《南国商都》那样的课题任务以外，他几乎从不接受商业性的艺术定制。 教授是1959生的，今年58岁，但愿他在后半生的50多年里，能够继续坚持这一点。为艺术拿笔，为自己拿笔。尽管对于他开放和包容的精神来说，这也是矛盾的。
张弘教授 张弘，籍贯湖南，1959年生于武汉。1979年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职攻读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课程班。2003-2010年任美术教育系系主任。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术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市美协副主席，广东省政协委员。 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别的大型美术作品展览并获奖，如第六、第七、第八、第十届全国美展。近年来先后赴法国、日本、印度等国进行学术交流，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馆及艺术机构收藏。出版个人画集《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团作品集·张弘》等。
收藏不是有钱人的游戏而是每个人追求精神自由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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