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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方宇 南朝（公元420年-479年）指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与北朝相对的南方偏安政权，共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政权时期。历史学也把南朝与之前的东吴、东晋并称为六朝时期（指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多个政权交替，时局动荡，争战不断，也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期。六朝短暂的一代换一代，建康城（南京）在干涸的血河中毁灭后又不断重建。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权位，大肆互相残杀，以致南朝各代都是短命王朝。南朝梁代的梁武帝虽颇有作为，却也落得个与春秋霸主齐桓公相似的“饿死台城”的下场。 六朝这一段历史，也显得很悲情。从唐代起，后世史家、文人对这段历史唱出了震撼人心的挽歌。最著名的篇章有：唐代杜牧咏叹“六朝文物草连空”；宋代辛弃疾感慨“舞谢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元代萨都刺则一而再，再而三地哀挽：“遥忆王谢功名，人间富贵，散草头朝露。”“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后来的史家、文人为什么对南朝文化更为偏爱呢？我想应该是南朝是汉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重要历史年代。而当时北方大部分疆域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北朝）。不管怎么说，南朝时期文化气息自由、科学技术有重要发展、物质生产相对充足、佛教在国内盛行……，汉族人在终于暂时在南方站稳了脚跟，统治者在江南建立了政治中心圈。 提起江南，更多容易想起的是水乡、古居、园林等精致、秀美、讲究情调的古典风情。其实江南大地上也有那种宏大巨制，讲究气势之美王者风韵。在江南大地上，就有一座座高大的精美的石兽雕刻，它们雄浑魄丽、流畅生动、蓄势待发，乃是古代雕刻艺术的瑰宝，他们的艺术价值可以和同时代的北魏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相提并论。它们就是驰名中外的南朝陵墓石刻。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看到一本精美的介绍中国文物的外文图书，其封面就是一尊十分漂亮的南朝石刻麒麟图片。可见南朝陵墓石刻艺术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出于对南朝陵墓石刻的喜爱，两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一一拜访了这些屹立在乡野农田中，诉尽历史沧桑的南朝陵墓石刻 作为南朝皇帝、王侯陵墓神道石刻，这些石刻或多或少的遗存。分布在江苏南京、丹阳、句容地区。其年代最早始于南朝刘宋，距今约1500年。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初宁陵石刻、永安陵石刻、景安陵石刻、兴安陵石刻、修安陵石刻、建陵石刻、修陵石刻、万安陵石刻、永宁陵石刻、萧宏墓石刻、萧秀墓石刻、萧恢墓石刻、萧谵墓石刻、萧融墓石刻、萧绩墓石刻、萧景墓石刻、萧正立墓等石刻。 这些陵墓一般都包括镇墓神兽、神道石柱、神道碑等几种。镇墓神兽分三种：天禄、麒麟与辟邪。三种石兽形态基本相似，均体形高大，昂首挺胸，口张齿露，目含凶光，腹部两侧刻有双翼，四足前后交错，利爪毕现，纵步若飞，似能令人听到其行走的脚步声，神态威猛庄严。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天禄顶部雕饰双角，麒麟为独角，而辟邪则无角。天禄又称“天鹿”，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与“天命”和“禄位”有关，因而古代最高统治者将其置于自己的陵前，既是禄位的象征，又是天命所归的反映，以显示其尊贵。麒麟也是我国古代被神化的一种兽名，其形象出现很早，因为它“不折生草，不食无义”，因而被视为“仁兽”。天禄和麒麟也统称为麒麟。它门的出现，往往被附会为圣贤的降生，是太平盛世的表现，故而被南朝统治者置于墓前。辟邪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记》和《后汉书·灵帝纪》从它的形象与命名来看，当为辟除邪恶而设。把这些象征性的石兽放在墓前，一方面作“守护”墓主之用，另一方面无疑是显示墓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万民共戴的至尊。在南朝陵墓石刻中，天禄与麒麟仅见于帝陵，辟邪则专用于诸侯王墓，等级严明，不能随意僭越更改。 俗话说：“丹阳的麒麟，南京的辟邪”。这指的是丹阳的萧氏家族成了齐、梁两代的帝王，皇帝死后，叶落归根，不愿葬在都城建康（南京），纷纷在故乡丹阳建陵安葬，按照帝陵的礼制，镇墓神兽为天禄、麒麟。而南京多为齐、梁两代的王侯墓，其陵前镇墓神兽为辟邪。所以，天禄、麒麟便成了丹阳的象征，辟邪就成南京的象征。在南京市和丹阳市的入城处，分别有一座麒麟和一座辟邪的巨大现代仿制铜雕，在南京到处都能看见以辟邪为装饰的商标、纹样和仿制石雕，甚至南京市的市徽就是以辟邪为主的图案。 丹阳的天禄、麒麟可以说是南朝陵墓石刻中至上极品，其造型极为俊美。其中修安陵、永安陵、景安陵三陵的石刻最有代表性，特别是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石刻的天禄、麒麟，其保存完好，身躯高大，头颈、胸腹屈曲弯折，呈“S”形状，给人以清秀颀长之感。装饰繁复，如对头部茸毛的刻划，使其线条复杂化了。颈部以及胸腹部仔细刻划出胡须与流苏状的饰物。翼膊有圆涡纹，又有鳞纹，而腹部又衬以羽翅纹，令人觉得神兽翼厚而大，足以鼓翮飞翔。多用圆刀法，圆雕、浮雕和线雕综合运用，艺术表现手法较其它诸陵石刻充分。而南京和句容的辟邪威武雄壮，丰满流畅，气势非凡。以萧宏墓石刻、萧融墓石刻、萧景墓石刻、萧绩墓石刻的辟邪造型最为生动，最具代表性。南京萧宏墓石刻辟邪身长3.2米，高2.84米，腰围3.35米，重达15吨以上。辟邪场预昂首，胸膛挺凸，阔口大张，长舌吐垂于外，贴于胸前，目光犀利，注视前方，气势剽悍，咄咄逼人。腹部雕饰双翼，圆阔舒展；四足交错上地，四爪锋利，尾长及地，尾端散作四缕，如鱼尾状，造型别致。整个辟邪雄浑简练，雕刻技法娴熟，圆刀、方刀交错使用，在中国雕塑史上新开一面。它完美地解决了形体结构的多面观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均给人以明确的实体形象，造型的整体和局部皆十分和谐，显示出一种匀称美。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在参观过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后，将其中的神道石兽形象地概括为头部、腹部和尾部3个圆弧的优美组合。 除了大家熟悉的镇墓神兽外，南朝陵墓石刻还有石柱和石碑。神道石柱又称华表，以南京的萧景墓石柱、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柱和句容萧绩墓石柱最为著名。萧景墓石柱柱高6.50米，柱围2.45米，分柱座、柱体、柱盖三部分。往座下部四方形，座面浮雕首尾相交衔珠的双螭。柱体饰瓦楞纹24道，上部接近柱盖处，凿有长方形柱额一面，上反刻楷字“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书体隽秀，笔力追劲。额下浮雕三力士以手承托，柱端置仰覆莲宝盖，盖顶立小辟邪一只。值得一提的是，萧景墓石柱和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柱的柱额都镌刻了当时流行一时的“反左书”，即两对石柱柱额相对而立，一方柱额为正书，而另一方柱额像镜子一样“把正书柱额镜像”，字体左右颠倒。从南朝石柱的造型来看，其风格很可能受了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影响，例如瓦楞纹柱身就有古希腊石柱的影子，这说明经过两汉和魏晋时期，东西方的交流已十分广泛。莲花宝盖的造型说明当时来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在南北时期的极度盛行。南朝陵墓石刻的神道碑是研究南朝时期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宝物。以南京萧谵墓的碑文保存最为完整。碑身镌刻着当时著名书法家贝义渊所书2840多字的楷体长文，大部尚清晰可读。碑座为昂首的龟跌。南朝立碑较少，千百年来又多毁散湮没，流传极少，而此碑巍然独存，让我们领略到1400多年前名书家作品的风采。贝义渊的书法独步当时，前人评其书“上承王羲之，下启欧阳询”，其真迹留传至今，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是十分罕见的书法艺术珍品。清人莫友芝评价萧碑时曾说过：“比较北魏诸刻，格韵相等，而稍朗润，盖南北大同小异处。”像这样的南北朝宏碑巨制，不仅江南罕见，在全国也不多见。 石雕艺术在我国历史悠久，鲁迅先生曾高度赞美祖国陵墓石刻艺术：“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束，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示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鲁迅在此指的虽然是汉唐两朝石刻，但六朝石刻却是汉唐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它们比西安唐太宗“昭陵六骏”还要早一百多年。在整个中国石雕艺术史中，南朝陵墓石刻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而与同时代的北朝石窟艺术遥相媲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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