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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虽然依靠大雪迫使扶余退兵，但扶余今年撤退了，明年还会来，不能次次指望大雪救命。高句丽国家面临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类利为此伤神不已。 此时，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竟然改变了高句丽国的命运。这个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头膘肥体壮，皮毛光亮的猪。 这头猪是国家专门饲养用于祭祀的，很光荣的岗位，孔夫子还专门用“牺牲”来形容高官厚禄，功成名就。虽然光荣，可猪先生觉悟不够，它也不愿意就这么当祭品牺牲。某日，它发出几声杀猪也似的嚎叫，然后卯足了劲，拱圈而出，撒开四蹄飞奔逃命。 负责管理猪圈的官员叫薛支，他一看吓慌了：大哥哎，你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么？他不敢怠慢，也拼命地去追逃走的猪。 哥俩就这么你追我赶，一个慌不择路，一个穷追不舍，一路跑出老远，跑到一个叫“国内”的地方（在今天吉林集安一带），发现这猪被当地人给抓住了。 薛支仔细考察国内这地方，发现那里地势险要，水土肥沃，又有很多鹿鱼鳖之类的特产。薛支回去以后，便建议类利迁都国内。类利亲自视察该地后，决定迁都于此，避免长期受到他国出兵侵扰。这个决定很快被执行，高句丽同时在附近建筑尉那岩城，作为防御之用。 类利只是丢了一只猪，就找到一个合适的都城，算是赚翻了。迁都以后，高句丽有了更好的防御态势，应对周边国家军事入侵的能力也得以增强，从而安心蓄养国力。 此后的数百年间，国内城虽然屡次遭到毁灭，但因为它地势方便，一直都作为高句丽国的政治中心。直到公元427年高巨连把首都迁移到平壤，高句丽重心才从今天的中国东北迁移到朝鲜半岛。这是后话了。 （今日集安的高句丽王陵遗址） 迁都国内后，高句丽的战略位置有所改善，但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实力上依然与临近的国家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还是少不了受到邻国的欺负。 公元9年，类利的伯父扶余王带素又派遣使者来到高句丽，谴责之前太子都切没有按照约定作为人质前往扶余，并且威逼类利，必须让高句丽作为扶余的附庸国。 那时候，高句丽还只是一个“地市级”的国家，没法和“省级”的扶余相对抗。迫于两国势力差距过大，只得接受这项耻辱的”命令”。 连省级的扶余都可以欺负高句丽，他们在中国面前更是只能乖乖听话了。可怕的是，当时恰逢王莽篡汉，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这位“新朝”皇帝决定在周边少数民族选一个来调教一顿。新兴的高句丽是一个绝好的欺负对象。 （新朝皇帝王莽） 公元12年，王莽向高句丽征兵讨伐胡人。高句丽人都不愿意应征，为此，王莽甚至动用武力逼迫高句丽人从军。这种做法逼得很多人逃出塞外，落草为寇。于是原本的“兵源”反而成为边境之患。 辽西太守田谭在追击这些流寇时被杀死了，中国官员们害怕惹祸上身，就把田谭的死归罪于高句丽政府。王莽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怒不可遏，要出兵讨伐高句丽。 有个叫严尤的将领，算是王莽手下的明白人，他劝王莽不要多处树敌。但王莽不听他的劝诫，反而还强令严尤讨伐高句丽。无奈之下，严尤赶到边境，用计诱杀了一个高句丽的将军，取了他的首级就班师回朝完成差事。在《汉书》上，这个被记载为“（严）尤诱高句骊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有人说，这位“驺”就是高朱蒙本人。虽然按照朝鲜史书《三国史记》记载，高朱蒙这时候已经死了大约30年了，不过，假设活到那时候，也就七十来岁，并非完全不可能。 王莽见严尤这么轻易就“打赢”了高句丽，大喜过望，下令把高句丽国君的王号贬为“下句丽侯”，并且布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种接二连三的欺负，当然让高句丽人相当不满。自此，高句丽人经常组织大小不等的武装团伙侵犯中国边境。 这件事儿当然是王莽理亏，吃饱了撑的瞎折腾——他正是秉承这种折腾精神，没几年搞得天下大乱，把自个的老命都折腾掉了。 但同时从这里也不难看出，高句丽这个国家，此刻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君主，君主也以“王”自称，而且经常会寇犯中国（汉朝）边境。但此时的高句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中国控制。高句丽在对抗中央朝廷之余，有时也会根据自己需要向中央靠拢，以求安稳。毕竟，只要中国本身政治稳定，小国高句丽是愿意有这么一座靠山的。 王莽的调教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自个陷入了群雄混战的内乱。对这时的高句丽而言，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开国大王高朱蒙的母国——扶余。 类利奋斗了一生仍然无法让高句丽摆脱扶余威逼和控制，最后在公元18年逝世，号琉璃明王。 （本文首发今日头条，签约号巴山夜雨涮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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