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经历1

早在1986年有人就告诉我可以去澳大利亚自费学习半年，当时认为不会英语去了会傻傻地返回没有意义。等到1989年进修了英语后，从谢海红老师处得到有关澳大利亚留学的资料，与对方学校联系后寄去费用得到录取通知，办护照、过体检、交签证申请后又等待了一年。在等签证的一年中甚至怕出门，因为出门遇见熟人，人人都会问你“什么时候走？”心里特烦。
我出国的动机？1. 因为我家族中没有海外关系，我想成为第一个“海外关系”。2. 已学了两年英语，世界这么小，如不去国外看看，英语白学了，人也枉来世上走一遭。3. 从1985年起我就拥有两辆摩托车(雅马哈80和铃木125)，但路上常有人驾大摩托车呼啸超过，心里不服：到国外挣两个大摩托回来！
初到澳洲
从飞机上看悉尼很失望：一片片红瓦房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也许下了飞机就会遇到袋鼠。因为想到澳洲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我们这些以留学为名去澳大利亚洋插队的知青在飞机上就开始“节约闹革命”，以为把饼干、面包、水果等省下来带进澳大利亚可以度过最初几天。可是快到悉尼时中国空姐以不屑的口吻广播：一切食品不准带进澳洲。害怕被罚款或影响入境，知青们纷纷把剩下的食物扔掉。
一切顺利地入了境，自己因为没有海外关系又为了省钱没有安排学校接机，马上有人来问：没有人接就跟他走。原来这是先来的学生挣钱的生意：租套大房买辆旧车，打工之余到机场接后来的学生入住。大房里“等级”分明：富学生一人一间，象我这种刚到的便6人横躺地板上，又不能把地毯弄脏便铺上报纸，一屋男人玉体横陈讲着天南地北的普通话。先来几天的学生已开始介绍找工宝典：穿上胶鞋拎袋面包和一壶自来水(这里的自来水可直接喝不会闹肚子)，到工厂区去一家一家地问，什么活都说有经验先揽下来再说。唐人街不能去，一来不会广东话人家不要，二来早已人满为患，实在不行就去农场摘葡萄。据说摘葡萄按件付酬多劳多得，站着摘累了就睡在土里摘，地处偏远挣的钱无处花，可省下来不少澳币。唯一不好的是不能上学，出勤率没有，延签证难，可能要当黑民。
我出国前就有思想准备：一是不到华人餐馆洗碗；二是不到工厂找工，当时我认为华人资本家不喜欢我们大陆无产阶级，而个个都去工厂找工没有创意。我要走一条新路：广交朋友，朋友多，路好走。
基督情缘
初到澳大利亚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有一天，我路过

一个基督教救世军的教堂，见很多澳洲人穿戴整洁地进教堂，出於好奇我也进去了。听着救世军管乐队的演奏，看到周围全是幸福的人们，想到自己从小受苦和受歧视的身世不禁哭了，而且越来越伤心，腰部以下全麻木了。见我如此悲伤，教堂的人就安慰我并请我上台去讲。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讲了自己的感受，并表示愿意加入他们之中，努力学习圣经，争取将来成为救世军的一名“将军”。我的话引起满堂大笑，后来一位老者告诉我：他曾经去中国当过传教士，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不过全世界的救世军才一位“将军”，可能我永远当不上。我说当一名士兵总可以吧。他说：现在当士兵也不行，多学习，今后再说。
我生性好强，人家越说做不到的事，我越要做到。我看见救世军的人每天早上拿一个捐钱的木盒站在车站入口由人们自愿捐钱。我想这事我能做。
我去一条大道上吹笛募捐，半天下来募到80多元澳币。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带着募来的钱去教堂，满以为会受到表扬，结果被叫到楼上办公室，一位中年妇女告诉我：他们不会接受我募的钱并希望我不要再去教堂。我一下懵了，忙问为什么，她最后说：“我们怀疑你的动机。”我很生气，联想到当年中国红军长征时都能收“红小鬼”，我现在的个人条件和能力比那些小孩要好，而救世军却不要我，感到很委屈。
我只好离开，在门口遇见那位去过中国的老人，看得出他对这种作法不满，但也无能为力。他建议我去找中国来的林上尉(据报载：林上尉是中国大陆来的，加入救世军后很受重视，没两年已升为上尉了。)我想还是自己去闯，不用求人。
由此产生了在澳大利亚吹笛谋生的念头：靠艺术劳动挣钱比去餐馆洗碗强多了。时间也自由，可以上学，还有时间到处跑，了解澳洲社会。
一天傍晚，路过市政厅，见几个青年又唱又跳欢喜异常，就看了一会。有人来劝我去市政厅底层加入一个宗教聚会。我说救世军不要我，但仍想信奉耶稣。因为我在中国读过圣经，对耶稣的一些言行很佩服，特别是他那“爱你的敌人吧”的教诲使人心胸开阔。对方很高兴，忙引我入内。我见一满头银发的长者在布道：他神态高尚、语言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我想如果能跟这个智者学习多好呀。待他讲完后我就去与他交谈并表示要跟他学习圣经。他对我表示欢迎，但是他的教堂在墨尔本而我在悉尼读书，一时去不了。於是他把我介绍给悉尼的教友。
我便跟悉尼的教友一起学习圣经，做礼拜。由於我不去找工作，每天在寝室里研究圣经，其它中国学生认为我是“走火入魔”很反感，一时关系很紧张。一教友便建议到他家去住。
我生性好问“为什么”，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常提出一些问题，其它教友无法回答。他们说：你只是信就行了不用问。我说如果有疑问得不到答案就很难信。我去参观别的教堂，引起教会的牧师助理的不满，当众教训我说不应该去别的教堂。我认为同是基督徒为什么还要分你我，觉得没有错就顶撞了他。这一来，我又被逐出教门了。
我自由了。就四处找教堂听布道，有的教堂很现代，上千人聚在一起，电
声乐队加流行歌手演绎的颂歌振奋人心。去教堂犹如去音乐厅，热血沸腾时把离开家乡、前途未卜等愁绪全都抛进了太平洋，也决定不加入任何教会了。
这时遇到一独行教士，是他的言行彻底摧毁了我刚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
因为我不愿加入教会，一位独行教士十分热情地对我说：他也不去教会，我们是知音，并坚持要为我洗礼(其实我早就洗过了)。他的洗礼方法简单：用淋浴洗。他告诉我：他对教会也很失望，原本打算离开澳大利亚去印度传教，遇见我是上帝的旨意：我可以帮他在中国学生中传教。他待我特好，我们每天一起去给学生洗礼。
我一个多月没有收入慢慢有点担心生计了，他说：把自己交给上帝，不用担心生活小事。可是我病了，腰很痛躺在床上三天起不来，外边天天下雨，帐上只有200澳元了，真是贫病交加，前途堪忧。勉强忍痛起来给独行教士电话。晚上他来了神情怪怪的。我说这些日子只顾与你去传教，现在困难极了希望得到帮助。他说：这些天忙於在中国学生中传教，与我介绍的学生们相处很好。“但是，”他说：“今天早上接到你的电话后我专门向上帝祷告。上帝告诉我说：你是中国派来的间谍，你在澳大利亚没有前途，没有人会帮助你，我再也不愿见到你。”
我完全遭到雷击，气得说不出话来。独行教士毫无感情地离开了。
那一夜我真是大彻大悟了，从此“凭良心导航”成了我的信仰。我要靠自己走出绝地。
说也奇怪，第二天腰也不痛了，天已放晴。清早出门买份报，打了几个电话，居然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天无绝人之路，穿着保安制服的我引起其它中国学生的羡慕：工作轻松，生活无忧。
后来知道我的独行教士朋友是听信了我的中国学友们的中伤，假托上帝的名义宣判我的“死刑”。但我至今仍感谢所有的教友对我的关爱。一般说来：信教的人比较善良，也容易中计。人非圣贤，误解难免。
悉尼第二歌剧院
当了一个多月的保安，挣了1000多澳元，心情特别好。业余时间仍去吹笛，并发现在悉尼中央火车站附近有一很长的地下人行通道里演奏音响效果特别好。忽然异想天开要在这通道口做一广告，於是有了“悉尼第二歌剧院”的创意。
这个地下通道连接中央火车站与中央汽车站，每天几十万人上下班时浩浩荡荡从这里走过。他们中很多人很欣赏我的演奏和热情，给的小费也很多。有一次，一个衣着怪异的青年给我50澳元（当时相当于250元人民币）。在那里认识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皇家大律师(他后来成为我的法律顾问)和中央火车站站长(后来成为我的叔叔)，这些人对我了解澳洲社会，学习活的英语帮助很大。
这个“悉尼第二歌剧院”是我推销自己的得意之作。时值澳洲经济不景气，铁路局的广告收益不好，我找到站长提出要自制广告，他介绍我去铁路局广告部，经理审查了我的广告内容并叫我在他办公室演奏，满意后叫我交了一年的费用。
我就自己设计制作：我不会绘画，为了把我的头像绘上去，我就把一张小照反复放大复印，将放大后的像用复写纸拓印在刷了白漆的木板上用黑漆按拓印的轮廓填一遍就成了。中英文都用油漆手写，花20澳元请一工人把它牢牢地安装在通道口的上方，十分醒目。
一个外国学生敢於给澳洲的通道命名的特异举动，受到许多中国人和澳洲人的赞赏。当然也引来小小的麻烦：有人向警察告密，来了几个男女警察，要我把广告牌取下。我据理解释，他们不相信并威胁要把我扣押起来。当他们最后搞清楚后，向我表示友好。
我在中央火车站一带出了名。
澳洲站长叔叔
Stan Woodbury 先生是悉尼中央火车站的站长，喜欢我的笛声，我就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与他神吹，我叫他“叔叔”，他就认我这个“中国侄子”。在站长叔叔的帮助下我进入纽省铁路局工作，又端起了“铁饭碗”。他看到我的进步非常高兴，逢人就说他有一个中国“侄子”，别人总是奇怪地认为他的太太是华人，当然他太太是澳洲人。
站长叔叔是一个典型的澳洲老人：乐於助人，工作认真，家庭责任感很强。他一直在铁路工作，是省铁路局工龄最长的职工。我遇见他时他已快满70岁，由於澳大利亚没有强制退休的政策，他可以一直工作。在人们的眼里他是一个成功的普通人：一个人成功地养大7个孩子还挣了几栋房产。我认识他后常常给他煮中餐送到站长室去“腐蚀”他。他吃着美味一高兴便打开广播话筒叫我吹笛，於是整个悉尼中央火车站内外响起了我的笛声，搞得职工们莫名其妙。因为我成了站长的“亲戚”，在我进入铁路局工作之前就可以自由出入车站，到乘客流量最大的地方去演奏。他还推荐我去铁路宣传经理那里获得第一号演出许可证可以在任何火车站演奏。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就向他请教，他是悉尼通，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的英语土腔很重，有时很难懂，我就常与他闲聊，这也成为我学习的机会。
1999年我回中国时在送别餐会上他的一番话感人至深：“方先生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当初赤手空拳来到澳大利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并融入了澳洲社会，现在要回到中国去干一番事业，把在澳大利亚学到的本领用于回报他的祖国。相信他能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为有这样一个中国侄子感到自豪。他常常给我讲中国如何美丽、人民友好、美食便宜，真令人向往，今后我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皇家大律师
我的街头表演吸引了塔克菲尔德先生。他给我小费和名片，当时我不知道皇家律师是什么人物，有事就去他的律师楼找他。他和他的员工帮我解决了许多法律问题，从来不收费用。后来我才知道，皇家律师是律师中等级最高的，是由英国女皇任命的法律顾问。皇家律师出庭时一天收费5000澳元(当时要合2.5万人民币)，而与律师谈话，那怕是通电话都是要收费的。可我常常去麻烦他，得到一个免费的高级法律顾问，很走运。他说：他读初中时从学校得到的第一份奖品就是一本书，记述的是中国长江上游一个叫“重庆”的城市 30年代的生活，很有趣，他至今还保留着这书。他的第一个女朋友就是一个华人姑娘。他现在的女秘书也是一位华人。
后来我把一个集体官司交给他，并希望他去法庭争取延期直到对方同意庭外解决。他也真厉害，每6个月去一次法庭，每次都能以新的理由将案子延期审理，结果此案从1993年延到1997年对方果然同意庭外解决，达到了目的。我问他为什么每次都能延期。他说除了从法律方面可以找到很多可争议的理由之外，他跟那些法官太熟悉了。
原来澳大利亚人也讲关系！塔克菲尔德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悉尼人，一直在律师街工作已有 50多年，资格老，律师界的人都认识他。在澳大利亚，法官都是从律师中招聘，如果不做法官又可以返回当律师，所以那些法官基本上都是熟人。每次他在法庭上一站，凭他那张老脸加一个可以争议的理由，就会将案子延期。对方律师气得要命但没有办法。这期间我成为皇家律师的华人助理，通过实战，学到不少法律知识。
不幸的布朗律师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皇家)大律师指导办案律师(小律师)准备文件并在法庭上辩论，小律师不能出庭辩护而只能为大律师准备文件并在法庭上配合大律师。塔克菲尔德先生给我介绍了办案律师布朗先生。
布朗先生是英国人，娶了个澳大利亚漂亮女人，生了两个男孩。这澳洲女人个高，给他当秘书很能干，我见他们“郎才女貌”的搭配总有鲜花插错地方的感觉。他接下我们的案子后第一次面谈是在早上10点，我们在会客室等了很久不见动静，去他办公室见他伏案酣睡，把他叫醒说话时他口中带着酒气。我向皇家律师投诉，得到解释是：他家里有点矛盾，但准备材料的能力还是很强。
后来我与布朗律师熟悉后，他告诉我：他在英国就是律师，为了澳大利亚老婆来澳大利亚后十多年来一直不能被律师界接受，感到事业很不成功。不象皇家律师那样同学、同事和熟人很多，凭关系就能搞定很多事。
一旦挣不到足够的钱，心情不好就喝酒，老婆孩子就与他为难，甚至还遭两个孩子的打骂。这样就进入恶性循环：酗酒丢失客户，老婆孩子更加恨他。他受了他们的气便喝更多的酒。但他还是表示一定要办好我交给的案子。
我很同情他，常与他讨论案子并给他出了很多主意。有时他很天真地问：“你为什么给我讲这么多，还要付我律师费？”我说：“是呀，因为我不是律师，世上不公平的事太多，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逆来顺受。”有时他也很讨厌：给我打电话时总是绕来绕去地讲很久，我不得不叫他打住：“你讲些废话也要收费，这样不好。”可能他的生意实在不好，给我的收费单常出现天文数字，我只得与他讨价还价，连哄带吓加拒付，居然合作了几年到官司结束。
我们的官司结束后不久，他的律师生涯也结束了：由於客户的投诉太多，律师公会去查他，发现常乱收费，取消了他的执业资格。他被迫宣布破产，老婆也与他离婚。他酗酒成疾，被送医院强制戒酒，以后再没有见到他。一个出身名门，多年寒窗，从事高档职业的英国绅士就这样在澳大利亚毁掉了，真是令人遗憾。
霍克总理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90年我去澳洲之前霍克总理就经常访问中国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2001年他还到重庆出席重庆招商引资会)。
在澳大利亚由於我参与社区活动，又给报纸撰稿，便有机会在公众场合见到他。他平易近人，极富感情，常在电视上为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不幸事件掉眼泪，很受女选民的追捧，从1983年起连续三次当选为总理。有一次他在行驶的汽车中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当电视报道播出后他接到警察的罚款通知，原来他没有系安全带！铁证如山，全民共睹，罚款200澳元。又成为一大新闻，他出现在电视上认错并缴了罚款，选民更爱他了。
我给他写信要求见面，与他的秘书通过两次电话后我们去他在悉尼的办公室面谈。我们知道他爱赌马就送一个唐三彩马，他非常高兴。第二天他又出席了我们为他举办的餐会。
1993年大选前他极不情愿地交班给基廷先生。投票前基廷在墨尔本举行的多元文化助选会，我代表中国新移民赶去向基廷先生献花致意。基廷先生不负众望赢得大选成为澳大利亚总理。
霍克先生离开政界后一度情绪很不好。有报道说：他去酒馆喝酒还玩老虎机。但他很快接受了一份工作，给九号电视台(澳洲收视率最高的电
视台)的“新闻60分”作记者去英国采访。因为他混在一大群各国记者中，当英国女皇出来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澳大利亚的前总理会成为一名记者像“狗仔队”那样等在门口，也就没有理睬他。虽然霍克先生对此耿耿于怀，我却很佩服他这种能上能下的品格。大约一年后他便与墨尔本一商人合伙经商，靠他的社会关系、声望和经验，如今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并给大企业当顾问，虽没有当总理那样风光，但日子过得很殷实。
移民部长雷铎先生
初次认识澳大利亚移民部部长雷铎先生是在1993年。当时我代表中国公民与他对话，那时他还是在野党的影子移民部长。我把站长叔叔叫上而且收集了许多澳洲公民的支持签名，当场由澳洲站长叔叔发言和展示这些签名以支持我的观点，雷铎先生当时就感觉我与其它中国留学生不同。他对我说：像我这样能够融入澳洲社会的人是澳洲所需要的。
接下来在大选前夕我们就开始与自由党影子移民部长搞好关系，在悉尼开餐会招待他并捐款。在与雷铎部长的交往中，我发现他很讲原则，以国家利益为重，光明磊落。不象我接触的某些国会议员往往为了自己的私利或一党的利益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在国会里胡搅。由於他对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引起少
数民族社区和一些“做善事”的组织的攻击。
因为我与华人社区的领导人有很多的交往，又与华文媒体有直接的联系，对移民事务有所研究，与移民部长以各种方式交换意见较多。
1999年初，反亚闹剧开始后，中国公民申请去澳大利亚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例如：一位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到达澳洲时莫名其妙地被关进拘留中心，原来他在得到签证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取消了，他本人不知情就来到澳大利亚结果被拘留。又如：有人向我抱怨说：他的朋友在国内确实是公司老板要申请去澳大利亚短期访问。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中方雇员在作调查时打电话到公司问：你们的老板是否要去澳大利亚？接电话的女职员不清楚这个情况便回答说：不知道。於是该老板的签证申请被拒。还有很多家庭团聚、父母探亲难获签证的案例。
我向移民部长提出一些解决方案。移民部长说了很多困难，并建议我去中国了解情况。他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让我去与上海和北京的移民官员会谈。因为部长在介绍信中只说我是他在悉尼华人社区的熟人，希望他们接受我的访问。上海和北京的移民官以为我是去找碴的，就先发制人，叫助手准备了很多中国申请者的假材料：彩印的同一公司的介绍，但一份公司地址在北方，而另一份公司地址又在南方。同样的内容可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照片是不同的人。移民官在审理时要验证材料的真实性很困难，我讲了华人社区对他们的不满，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都同意我提出的建议：在中国建立一个由澳洲公民主理的对申请材料进行调查认证的连锁机构，为他们减压。
回到澳大利亚后我给移民部长递交了考察报告，并在华人媒体上宣传以消除华人社区对移民部的误解。
洋插队的代价
出国留学是很多中国青年向往的路，有幸出国者在异国忍辱负重，艰苦打拼多数能够达到目的：或学有所成，回国报效；或永久居留，买下房车，平安度日。但代价是不小的：
有一个晚上，我下班后乘火车回住地，因为没有经验，上去的那辆车厢的底层只有我和另一个中国人。过了一会有两个青年过来向那位中国人要钱，我就过去用中国话说：不用怕，我们两个对付他们两个。两个窃贼就叫那位中国人走。他居然拎着包离开了！我不幸被打伤，手表也被抢走，倒是上层车厢的澳洲乘客下来关心我，到了车站后又叫来救护车送我去医院，发现脾脏破裂。本要开膛缝补，好在我自愈能力很强，住了十天医院，担心丢掉工作，就出院忍痛工作了。
在去澳的五万中国人中，我的不幸是很小的。几年下来发生了200多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车祸是第一杀手。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出门就开车，街上车比人多，住家离工作地相距50公里是很普通的。天天在高速路上驾车，加上工作疲劳，车祸频繁。
病变特别多：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去澳大利亚时年龄在35岁以下且身体健康，但到澳大利亚后精神压力很大，患各种绝症的不少。更有因为赌搏负债过多被人追杀或跳桥自杀者。也有被枪杀者。
甚至有一女士因为面子而自杀：在澳大利亚，儿童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教育（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每学期开学时还给每个学生发50澳元的“鞋子钱”）。但是如果你要上私立学校就得缴昂贵的学费，一般中国大陆新移民也只是在工厂里打工或开一小店，不穷也不富。这位女士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读书，但是每天驾车送孩子时把车停在离校门很远的地方，因为她的车不能与其它富家车
相比。这种自卑感折磨着她，最后受不了就自杀了。
我作为新移民社团的负责人之一，常常去收拾残局，料理后事。从国内赶去奔丧的亲友经常认为我是他们去世的亲人的朋友。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生前我们根本不认识。1997年的春节那一天我还为一位跳桥自杀的张先生主持追悼会。
为什么要这样“管闲事”？1. 我曾经有过许多痛苦的经历，也接受过很多人的帮助。通过帮助别人，我就间接地回报了那些帮助过我的人。2. 新移民的不团结，为老移民所不齿。这个群体出了事而没有人出面料理是群体的耻辱。
记得刚到澳洲时华文报纸对我们这个群体很不友好，每天都报道留学生男盗女娼的臭事，侨领们纷纷表态要赶我们回国。当我们团结起来，介入华人社区文化政治生活后，舆论就逐渐变了：“中国留学生对澳中贸易及文化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平日里我常住在办公室里接待各种寻求帮助的中国公民。一次，一位姑娘打来电话说她非常痛苦不想活了，我在电话中开导她并请她来见我。她来后告诉我：她曾是中学体育教师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澳洲老头。经过几年的通讯，澳洲老头到中国与她办了结婚手续把她带到澳洲。可是到了悉尼后，老头一直不给她转换签证，她的临时签证快到期，老头与她语言交流有一定的困难，就常去与澳洲妇女玩。她一边打工挣钱并照顾老头，花5000澳元给老头买了大屏幕彩电(因为老头视力不佳)，一边担心被迫回国无脸见人，因此想不开。我给她讲了很多留学生来澳后的艰苦经历，并用我学到的移民法知识给她出主意，使她逐步走出困境。
博你一笑：一次7000澳元的拥抱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同室哥们的女友被移民局抓进拘留中心，要被遣返回国，经多方设法救不出来，同室的人最后决定要我去救，费用他们付。这女人持商务考察签证来澳，却在一家按摩院里被移民局的人抓住，涉嫌卖淫，移民官执意要遣返她，要把她保出来难度很大。当然她的男朋友说她做的是正宗按摩，绝无色情。
可能当时我是想上演“英雄救美”或者是“沽名钓誉”，总之请了最好的律师开价7000澳元，找到强有力的理由把她救了出来。出来的当晚我请她、她的男友和律师等晚宴压惊庆贺，女人非常高兴，当众给我一个拥抱。可是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律师的费用也没有人付.因为是我请的律师，费用由我承担。这成为我有生以来最昂贵(当时合人民币3.5万元)的一次拥抱，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