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琴在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琴不仅是文人雅士以风雅相尚的饰品，也是士君子砥砺节操、进德修业的宝器。《礼记·曲礼》说“士无故不彻（撤）琴瑟。”为什么呢？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著作《白虎通义》里说“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瑟者，啬也，闲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君子无故不去琴瑟。”以琴瑟禁止淫邪，求其本心，这既是古人的美德，也是古人的智慧。古人深知修德的艰难，道德光靠抽象的教条和律令很难实现，于是古人发明了以情感净化情感，以欲望驯服欲望的智慧：音乐激发的是人们的高级情感，它可以压倒人们心中偏狭局促的低级情感，音乐体现的也是人们的高级欲望，它可以替代人们天性中声色犬马的低级欲望。这样，美德便在顺遂而不放任中实现，心性在节制而不恣睢中升华。 琴的历史据说与文明人的历史一样久远。《世本》记载“伏羲作瑟,伏羲作琴”。伏羲是典籍中使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人文始祖，正是伏羲发明了琴瑟。另一种说法是神农削桐为琴，神农也是教人稼穑的三皇之一。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琴瑟也是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还有一种说法是少昊为年幼的侄子颛顼制作琴瑟，希望这种高级的玩具能够陶冶侄子的情操。后来颛顼长大去国，少昊便把琴瑟弃掷东海之中。结果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海上都会想起琤琤琮琮的琴声。只是不知弹者为谁了。 《史记·封禅书》还记录了另外一位人文始祖黄帝与琴的故事：黄帝命素女弹奏五十弦瑟，瑟声过分悲怆，黄帝也受不了，于是黄帝将五十弦去掉二十五根，留下二十五根，悲声才稍稍缓和。史书中还记录了帝舜弹奏五弦琴，琴曲是《南风》，歌词有“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体现了圣王心系民瘼的情怀。在古人的理解中，琴的开端，便于政治文明密不可分。
典籍中关于琴的故事不胜枚举。东汉蔡邕写过一本书《琴操》，便记录了不少与琴有关的故事。首先要讲的当然是圣人孔子《猗兰操》的故事。《琴操》中说：“《猗兰操》，孔子 所作。 孔子 历聘诸侯，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香兰云。”孔子隐居深山中看到幽生的兰花，心生感慨，于是即兴弹奏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猗兰操》。兰花是隐逸的象征。它独处深山，与众草为伍，但不改其洁，不降其志，这和孔子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情怀的一种投射。而“兰为王者香“也体现了孔子以道自任的自信。汉儒以孔子为“素王”，即有德无位的无冕之王，这也折射在幽居地僻的兰花身上。一曲《猗兰操》，也是孔子志存高远而又位卑任重的心声。 我们最熟悉的琴典故莫过于“高山流水遇知音”了。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说的是琴师俞伯牙弹琴，钟子期从琴中听出了“魏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的意境。伯牙引子期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于是终身不复弹琴。其实俞伯牙这个人更早见于《荀子·劝学》“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仰秣”就是马吃草时突然仰起头（一般马吃草都要低头）。这体现了伯牙的音乐对马的感召之强。在蔡邕《琴操》中还有一个关于伯牙故事：伯牙向琴师连成学琴三年后，连成说：“我只能教你基本技巧，但你若要进一步提升境界，便须找老师方子春。”于是伯牙随连成来到蓬莱岛，连成让伯牙在此等待方子春，自己回去了。但方子春一直没有出现，只剩伯牙一人在岛上。在风声和浪声中，伯牙忽然悟道：“原来老师给我请的名师就是大自然啊！”于是在涛声中参透自然，弹起了《水仙操》一曲。连成听到了琴声，觉得伯牙已臻化境，便将他接回。这个故事说明了，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琴师只能传授技艺，而只有在大自然中涵泳浸润，才能打开格局，提升境界。  琴史上最著名的琴要数绿绮琴与焦尾琴了，因为这两把琴和两位大文豪司马相如、蔡邕有关。司马相如贫贱之际，遇到西蜀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于是援琴挑之，一曲《凤求凰》迷住了卓文君，二人于是私奔。这便是家喻户晓的《琴挑》的故事。至于穷小子为什么能拥有名贵的琴，据说是因为梁孝王欣赏司马相如的辞赋，于是以私藏的绿绮琴赠之。而“焦尾琴”的故事更加传奇。《后汉书·蔡邕传》记录有人用火烧桐木做柴，蔡邕听到烧木的噼里啪啦声后，顿觉此木是制琴的好材料，于是马上阻止烧木，可是木已经烧焦了一部分，蔡邕还是以半焦的木头做了一把琴，于是称之为“焦尾琴”。 《广陵散》是我们最熟悉的琴曲之一。嵇康从容赴死并弹奏《广陵散》，而后“《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故事家喻户晓。需要说明的是《广陵散》是一曲什么曲子，以及嵇康为什么会死。《广陵散》一曲表现的是《聂政刺韩王》的故事。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贵族侠累的门客，侠累为刺杀韩王，找到了聂政。聂政为知己而死，在韩王宴乐之际杀死韩王，并为了免于牵连自己的姐姐和主人，聂政用刀将自己的脸刺得血肉模糊，让人们分辨不出自己是谁，然后自杀。而这首《广陵散》据说是一个无头鬼传授给嵇康的。关于嵇康之死，根本原因是嵇康反对司马氏篡位，他在给好友吕安的信中表达了这点，但吕安有一个邪恶的哥哥吕巽，吕巽看上了吕安的妻子并迷奸之，吕安一怒之下意欲诉讼其兄，然嵇康以为家丑不可外扬。吕安于是作罢。吕巽害怕自己事情败露，于是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不孝，吕安被捕。嵇康与吕巽绝交。吕巽又将嵇康反对司马氏的态度告知司马昭，于是嵇康被捕，于行刑前弹起《广陵散》，从容就义。其实《广陵散》也是嵇康内心的写照。嵇康渴望有聂政这样的血性侠客除彼害群，也愿意像聂政保护亲友一样保护至交，但暴君没有就戮，朋友也没有被保护，自己反而殉难。这让中正平和的古琴平添了几分血性和悲壮。  琴是士大夫文化的载体，自然也免不了“士人风骨”的濡染。除了《广陵散》的故事，还有不少士人之琴的佳话。《晋书·隐逸传》就记录了陶渊明的“无弦琴”：“（渊明）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陶渊明看来，作为技艺的音乐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生活方式和诗性人格的音乐。另一位东晋隐士戴颙，他的父亲戴逵就是著名的《雪夜访戴》中的被访对象。戴逵去世后，戴颙不忍再弹父亲的旧曲，便自度新曲。中书令王绥听说后，便请戴颙为之演奏，戴颙不愿摧眉事权贵，于是拒绝。王绥愤愤而去。当然，这种“风骨”也不仅仅局限于士人。作为贱工的琴师也可以峻骨崚嶒。北宋初的琴师朱文济被召到宫中为宋太宗弹琴，太宗想把七弦琴增至九弦，因为古代圣王周文王、周武王都为古琴增弦，而太宗俨然以圣王自居。但朱文济认为这不符合艺术规律，表示反对，太宗不悦，逼其以九弦琴演奏，朱文济只好以九弦琴中的七弦演奏，表示对九弦的拒斥。朱文济于是也没有像其他善于献媚的乐师一样受赏。 古人不仅重视弹琴人的境界，也重视听琴人的境界。桓谭《新论·琴道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著名的琴师叫雍门周。孟尝君一次问他：“据说您弹琴能使人悲哀，不知是否能使我悲哀呢？”雍门周说：“听琴者必须有过悲伤的经历，才能从琴声中感受到悲伤。像您这样锦衣玉食的公子，是不会从我的琴声中感受悲伤的。”孟尝君承认的确如此。但雍门周这人不仅仅是个琴师，接着又说了一番见解：“您作为齐国公子，曾经攻打过秦、楚两个强国，现在秦楚强大了，你们的国家随时可能被秦楚灭掉。国破家亡之后，你的坟墓将生满荆棘，狐兔奔跑其间，牧童也会在上面嬉戏……”孟尝君听了，不由悲从中来。雍门周于是弹起琴来。一曲弹罢，孟尝君不禁感叹：“您让我如亡国之人一样啊。”西方接受美学认为，阅读是一种再创作，文艺作品召唤读者在阅读中结合自身经验不断丰富作品的内涵，一部作品只有被读者听众欣赏了之后才算完成，读者的。而这个故事里，雍门周的一曲琴歌，毋宁是雍门周和孟尝君共同完成的作品。 听琴人的境界，有时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韩非子》记录了一个故事：晋平公在一次与卫灵公的聘礼上，请了乐师师旷弹琴。弹了一半，师旷说：“我弹的是亡国之音，不能继续。纣王当年就是因为听了这样的音乐而亡国。君王您的德性还不足以承受这样的音乐。”晋平公执意要听，师旷只能从命。弹起后，有两只鹤集于庭前振翅而舞，延颈而鸣。但后来，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古人讲“德位相配”，同样，德与乐也应相配，因为音乐是国家秩序的外化，它必须在良善的环境中才能得其所哉。如果没有德性对音乐的呵护和节制，音乐便很容易流于情感的泛滥，于国于民皆有害无利。 这些关于琴的故事或温情，或悲怆，或富于智慧的启迪，或充满道德的教义。琴是音乐的载体，而音乐又是情感的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崇尚情感。《郭店楚简》中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的思想，情已然是沟通人性与天道的桥梁。而著名的音乐文献《礼记·乐记》也指出了音乐具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作用。所以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情本体”之上的“乐感文化”。“乐”既是“快乐”的“乐”，又是“音乐”的“乐”，但音乐不是靡靡之音，而是“乐以发和”的雅乐，快乐也不是淫邪之乐，而是灵魂的充实和宁静。而琴是这种“乐感文化”的承担者。三尺见方的琴，凝聚的是几千年的智慧和德性，值得后人认真继承和玩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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