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厂】江楚编译局：翻译为主，终因修志（上）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江楚编译局是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创建者，其地点设在江宁以及今天的南京。两地同设一局，这如何管理？柳诒徵在《国学书局本末》一文中称：“江楚编译局者，光绪辛丑，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议兴学堂。先行设局编译教科书，设局江宁，初名江鄂，后改江楚。以刘坤一自逊无学，编译之事，取裁之洞，宁任费而鄂居名，非合数省之财力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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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家书局最初的名字叫江鄂书局。这是因为该书局是由江苏和湖北两省合办者，其目的是为了编译新学的教科书，然刘坤一却谦虚地说自己对新学外行，因此这家书局虽然是合办，但全部委托张之洞进行管理，而开办书局的费用江宁一地来筹办。如此说来，湖北方面仅是挂名，故这家书局依然是由当时的江宁一地所办。

这里叫“马路街”

以往的官书局主要都是出版中国传统的典籍与文献，而江楚编译局则不同，其目的是为了翻译和编纂新学的教科书，这正是其特点所在。那张之洞为什么要创办这样一个书局呢？《鄂州大学学报》第16卷第1期刊有姜元庶《试论近代编译书局的兴起对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一文，该文首先从当时的社会风气讲起，其称：“魏源是最早主张开设译书馆翻译西书，系统了解世界。”做出这种断语的依据，乃是根据魏源所撰《议设译馆译书》一文，魏源在该文中说：“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事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译夷书始。”

仅有一棵树算是古物

而后张之洞于光绪十七年在武昌创建了方言商务学堂。光绪二十年，张之洞又在武昌开办了湖北译书局，他任命陈庆年为该局总办。再后来，他就与刘坤一合办了江楚编译局。对于该局的创办时间，姜元庶在该文中说：“为大规模翻译西书，尤其是翻译已译成日文的西书，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提议创立了由两江和两湖地区合设的江楚编译局。”

这里提到江楚编译局创建于光绪二十八年，然而该文中又称：“光绪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在《奏请提倡农学和译书折》中，进而指出了倡兴译书的具体方法。”该文中列出了三种具体方法：“今日欲采取各国之法，自宜多译外国政术学术之书。译书约有三法：一、令各省访求译刻，译多者准请奖……一、请明谕各省举贡生员，如有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由京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发交各省刊行。如此则费省矣。一、请敕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新出最精最要之书，聘募该国通人为正翻译官，即责令所带随员学生助之……”

这一段又叫“白下路”

这里又讲到了是光绪二十七年，细分析姜元庶在文中所提到的这两个时间，看来是在光绪二十七年，刘坤一与张之洞向朝廷建议创办江楚编译局，而到了转年，该局方建成。

然而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护理江苏巡抚陆钟琦，共同给朝廷上奏了《奏为请将江楚编译局改为江苏通志局专修志书恭折》，此折中称：“江宁省城向有江楚编译官书局一所，系光绪二十七年前督臣刘坤一与前湖广督臣张之洞会同创设，专译东、西教科书，以备学堂应用。”

小街上的美食

这里明确地称，江楚编译局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然细品这段话，此处仅称是该局的创设时间，并未明言在光绪二十七间该局已经正式成立。然前面所引柳诒徵在《国学书局本末》一文中的说法，柳在文中提到该局的创办时间是“光绪辛丑”，而这一年正是光绪二十七年。但柳诒徵也说，光绪辛丑也是刘、张二人向朝廷提议建局的时间，这并不能确认该局就创建于光绪二十七年，然柳诒徵接下来的一段话却讲得十分明确：“是年秋九月开局，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及诒徵等为分纂。作霖为《礼书初编》《元宁乡土教科书》；诒徵删订《字课图说》，增辑《支那通史》为《历代史略》（诒徵自辛丑到局，丙午即辞去）；而翻译日本书之事，则罗振玉居沪，偕刘大猷、王国维等任之。”

这一带都叫“棉鞋营”

柳在该文中明确地称，在光绪二十七年当年九月，江楚编译局就已正式开办，并且他列出了此局的总办乃是著名藏书家刘世珩，而总纂也同样是大藏书家缪荃孙，柳诒徵本人也在该局任职，他在这里任分纂，同时罗振玉和王国维也为该局翻译书籍。即此可知，柳诒徵是江楚编译局的工作人员。他既然能够明确地点出该局的具体开办月份，这种说法应不为错。更何况，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讲到：“到了廿三岁，陈善馀介绍我到南京编译书局，受业于江阴缪艺风先生门下。”看来，正是陈庆年的介绍使得柳诒徵能到江楚编译局去工作，而后其成为了缪荃孙的弟子。苏渊雷在《柳诒徵史学论文集·序言》中也印证了这件事：“自入江楚编译局饫承缪艺风先生之学绪，专家博雅，实事求是。”看来，江楚编译局在光绪二十七年已经正式开局。

约有二、三百米长

马卫中、董俊珏所著《陈三立年谱》中“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九岁”一节中的“七月中下旬之后”说到：“柳诒徵以陈庆年荐，来宁任江楚编译局分纂，局址与公寓庐对门，柳氏乃时来就公请益。”《天一阁文丛》第13辑上，刊有郑玲所撰《近代收藏出版家刘世珩》一文，该文中称：“光绪二十七年（1901），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会奏，要求编译新学书籍，翻译东西方教科书、参考书，加强实业建设，并获准在南京设立编译官书总局，两江总督刘坤一举荐刘世珩负责江南商务局，兼管南洋保商事宜，并与状元南通张謇共同主持局务。该局后改名江楚编译官书总局，以贯彻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开局，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算，陈作霖、柳诒徵、姚佩珩、宗嘉禄为分纂，罗振玉、刘大猷、王国维等著名学者为翻译，直接采用铅排、石印等西洋先进印刷工具。该局在近代是颇有影响的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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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瑞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中也是同样的主张：“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正式开局，延请黄绍基、缪荃孙为总纂，以罗振玉副之，而湖北方面则延请分纂七人。所编之书先彼此覆勘，以示慎重。”对于这种说法，吴瑞秀在文中引用了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中的说法，吴在脚注中称：“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两江湖广，会设江楚编译局于江宁，然据所刊之书，已有光绪二十七年之刊本，故采用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正式设局。”

由以上的引言可知，江楚编译局确实开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而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编纂新学著述，但当时所翻译的著作并非是直接翻译欧美相关名著，而是其底本大多用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书，为此张之洞派缪荃孙带队到日本去做系统的考察，郑玲在其文中说：“刘世珩在主持江楚编译官书总局期间，派员赴日本考察，不仅使该出版机构日益昌盛，而且先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兼管了清末最重要的官书局——江南书局，光绪三十三年（1907）收并了另一个重要的官书局——扬州淮南书局。”

在这一带打问也无人知道祁门会馆

当时陪同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者还有柳诒徵，他们考察归国之后，张之洞向缪荃孙索要相应的考察报告，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缪荃孙没有做详尽的记录，好在柳诒徵写有考察日记，于是缪荃孙就命柳诒徵以其日记写出了相应的考察报告，杨洪升在其专著《缪荃孙研究》中称：“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缪荃孙受命赴日本考察学务，亦携诒徵同行。其间柳氏撰写了《日本考察学务游记》，荃孙藉以向张之洞交差。归国后柳诒徵在缪荃孙、陈三立的资助下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思益小学堂，这是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堂，著名学者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曾在此读书。”

即此可知，柳诒徵虽然是缪荃孙的弟子，但他却是一个仔细的人，正是他的日记让缪得以向张之洞交差。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柳诒徵创办了一所小学堂，而缪荃孙等人都给予了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