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情】让翁同龢吃闭门羹的“醉六堂”

一言不合 逐客帝师翁同龢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十九日，因母亲去世回常熟老家丁忧的翁同龢，借这难得的闲散时光到上海等地寻亲访友。到上海后，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逛城隍庙、游豫园，而是直奔县城北面的棋盘街（当时泛指英租界，今河南中路一带）。

1884年地图上的“棋盘街”

这条街上的书坊书店特别多，翁同龢这家出那家进，时不时翻阅浏览，寻寻觅觅。当在一家叫“醉六堂”的书坊发现拓于明万历年间的《皇甫碑》和《道因碑》的碑帖时，酷爱书法的翁同龢如获至宝。然而，翁同龢与书坊主人吴申甫讨价还价半天，吴申甫就是不肯应承他出的价格。翁同龢有点恼火，脱口而出：“就是在北京琉璃厂的铺子里，也没人敢开出这样的高价。”谁料这个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中年店主却毫不客气地答道：“我开的就是这个价，天王老子来了也一个样。勿买请出，要关门了！”因一语不合，一个小小的书坊主人居然敢对当朝一品大员、皇帝的老师下逐客令，为此翁同龢郁闷不已，回到旅店一时难以入眠。

《翁文恭公日记》中记载，因实在舍不得这罕见的明拓碑帖，翁同龢“次日再入城观《皇甫碑》，议价仍未成。是日拜访上海道台沈仲复，此老亦有收藏碑帖之好”。翁同龢放下朝廷清流领袖的矜持，将此事当作笑话讲给并无深交的沈道台听。沈秉成（字仲复）听了哈哈大笑，说：“我认识这位吴老板，他还是湖州同乡呢。他这人其实不坏，平日里知书达礼，仗义疏财，就是肝火太旺,听不得逆言，用我们湖州的土话来讲，就是犟起来天王老子也不买账。翁大人可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晚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由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亲手抄写，经藏书大家黄丕烈亲自校勘，实属不可多得的珍本。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在书中题跋道：“忆此书前年（1884年）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硕卿（清末藏书家章寿康，字硕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无独有偶，因在东京购回大量流失在日本的中国古籍，被时人称之“搜书圣手”的杨守敬，当年在醉六堂书坊淘书时，也因讨价还价遭怼，心情不爽，拂袖而去，结果错过了一次捡漏良机，与两位名家抄校的珍本失之交臂，只得追悔莫及。

眼光独到 入驻上海文化街

浙江湖州是江南文脉渊薮之地，藏书、刻书、贩书人家代代相传，绵延不绝。明清之际，湖州晟舍的凌、闵两家所刻之书精美绝伦，畅销江南。其中凌蒙初所刊刻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是享誉海内，至今不衰。吴氏家族应是湖州城里最早的出版商之一，我曾在本地藏家处见过道光丁亥年（1827）“苕溪吴氏醉六堂”刊刻的《元遗山诗集笺注》，足以证明所言不虚。据《湖州地方志》记载，毁于同治十年（1871）的湖州府衙门后花园就有一座“六客堂”，始建于北宋熙宁年间，为纪念苏轼、张先、陈舜俞、杨绘、李常、刘述六位文人骚客聚会的一段佳话所建。吴氏家族世居湖城，仰慕前贤古迹，故将自家书坊取名“醉六堂”。

清咸丰年间，旧书店多集中在南市四牌楼附近，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外开设的黄文正书店，据说是上海最早的书店之一。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与清军在东南沿海反复争夺城池，战火连年，殃及池鱼，江浙两地的乡绅富商纷纷携家带口逃往沪地避难，醉六堂、尚义堂、绿萌堂、抱芳阁等书坊也相继迁入上海。

醉六堂书坊的当家人吴申甫颇有经营眼光，他将新店址选在上海棋盘街南青莲坊口。由于藏书丰富，经营得法，书坊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吸引其他书店也相继入驻。不久，棋盘街上又开设了文瑞楼、扫叶山房、点石斋等书坊。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中国出版界巨子，也不失时机在河南路、福州路的转角上占据一席之地，引领着当时华文出版界的进步与发展。当时，棋盘街到望平路（今山东中路）与山西路附近大约二百米的路段上，云集《申报》《新闻报》《时报》《民立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等一大批报馆，还陆续开出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大东书店、广智书局等七十多家书店。凡有点规模的书局必于此设立营业窗口，书店越开越多，逐渐成了一条报馆如云、书店林立的街道，福州路因此也有了“文化街”的美誉。

从民国时期的广告页上可以看出中华书局位于棋盘街

如果单从让翁同龢吃闭门羹、让杨守敬心情不爽的行为举止来看，醉六堂老板给人的印象无疑是一个执拗任性、抱残守缺的老倔头。然事实并非如此，吴申甫在生意场摸爬滚打多年，他早已成为一个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经营者。从江南小城来到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谋生，吴申甫很快就接受了随着上海口岸开放涌入的新思想新理念，紧跟时代步伐，大胆采用石印制版的新技术，陆续出版医案、数学、西学、时人见闻等实用新潮书籍。他最有创意的，就是借助当时还未被人重视的媒体力量推销新书教材，将生意做大做强。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上，笔者发现不少醉六堂的书籍广告，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5日刊载的“石印绘图《萤窗异草》全编”广告：“是书著自长白浩歌子，系随园评语。其中狐鬼丛谈，希（稀）奇妙语，说部中之尤者也。原刻仅三编，兹访得四编，分绘各图，汇印八本。酒边灯下，月夕花晨，展读之足以醒睡魔，解烦闷，悦目赏心，自有莫名其妙者。实洋一元，上海棋盘街南青莲坊口醉六堂书坊发兑。”

1896年《申报》上刊登的“醉六堂”广告

无师自通 鬻书竟成版本大家

由于经营得法，许多新出版刊物都想凭借醉六堂的发行渠道售卖。如有志于新学的人士，创办于温州府前街的《算学报》，从第二期起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今黄河路125弄）设立分馆，并在时务报馆和醉六堂书坊等处设经销点，销路不错。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最初在《上海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因深受读者好评，汇集成书后，就是通过醉六堂书坊的渠道发行推广的。因吴申甫不惜血本在《申报》上为《官场现形记》打广告，很快江浙一带的士绅争购传阅，读书人以拥有此书为时尚，销路也随之大增。

醉六堂刊印的《拙尊园丛稿》

书坊主人因常年累月收书选书，虽不是学富五车的宿儒，但过目入眼的珍本佳椠一多，眼界开拓，大多无师自通成了出色的版本学家。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与爱书如命的文人学士交往频繁，最后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吴申甫生平交往的朋友中就有晚清大藏书家陆心源、著名版本学家缪荃孙、擅画墨梅的书画家凌霞等人。

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手稿粘贴本《二家书札》，汇集时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的缪荃孙与陆心源分别致凌霞的函札，双方往来信札中多次提到吴申甫。如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缪荃孙致凌霞的信中说：“昨由申甫交寄到惠书，快同唔语。”光绪十七年（1891）三月陆心源致凌霞的信中提到：“申甫讼事未断结，受累无穷。”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陆心源在给凌霞的信函中感慨道：“随接申甫归道山，又闻重黎（清末士大夫袁昶，字重黎）受害之信，悲愤交迫，激而成病，神采已陷，大局不可问，又不即乱。天气转凉，今日稍能握管矣。”由此可见，他们与吴申甫之间已不是单纯的书籍买卖关系，而是在长期交往中结下了深情厚谊，成为心心相印、冷暖相知的知交。

从信中得知，吴申甫于1900年7月去世，按缪荃孙的说法，“少一申甫，沪上书市为之减色，醉六堂亦呈飘摇之势”。笔者查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上海书业公所在《申报》刊登的同业公告，其中提到“醉六堂书庄店东吴鹤琴，湖州乌程人；经理江兰斋，乌程人”。新店主吴鹤琴的籍贯和吴申甫同是湖州乌程，按中国传统的子承父业来看，应是吴申甫的后人。1954年公私合营后，包括醉六堂在内的私营书店合并为上海旧书店，至今仍开在福州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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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王    哲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3年第8期《上海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