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张康之：反思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性思维

rexue_2014 2017-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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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性思维

文｜张康之

摘要

科学是有着历史性的，或者说，科学以什么形式出现是根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要求的，是包含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的合目的性的。福柯认为，现代科学发源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包含着分析性思维，我们既已拥有的世界就是由现代科学所建构起来的，体现了分析性思维，也反过来证明了分析性思维的合理性。社会科学与科学的整体面貌是一致的，它的大量工作都耽于这个由现代科学所建构起来的世界之中进行循环论证，特别是在把理性解读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后，既要求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具有合目的性，又要求社会建构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在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中充分地反映出了这些要求。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生成于工业社会的这一包含着和反映着分析性思维的科学不再具有合目的性了，从而意味着根据后工业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科学建构的任务必须被承担起来。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分析性思维；实证研究；工具理性；相似性思维

尽管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在福柯看来，“在19世纪初，一个知识的排列被构成了，在这个知识的排列中不仅出现了经济学的历史性（相关于生产形式），人类存在的限定性（相关于匮乏和劳动），而且还出现了大写的历史终结期限——无论它是不确定的放慢速度，还是彻底的颠倒。大写的历史、人类学以及生成变化的悬置都是依据这样一个形式而相互属于的，即这个形式为19世纪的思想确定了其主要的网络之一。”福柯认为，其后两个世纪的发展都是在这一知识排列图表中行进的，一方面，把所有的空白处都补充了起来，即把没有填满的部分填满；另一方面，对已经填满但尚显模糊的部分进行了再探索，使之清晰和变得更加多彩。所以，知识体系被型构得更加坚实牢固，分析性思维也成功地实现了对每一个思考着的头脑所进行的格式化，成为既有的思维定势。的确如此，认为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合乎科学发展史实际的。如果说福柯眼中的知识体系是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那么，福柯把19世纪初作为现代知识生产的起点实际上是包含着某种暗示，那就是现代社会科学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显然，知识是由科学生产出来的，而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则是思维，也就是说，恰是科学之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成了知识的来源。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本身就是由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形塑出来的。在现代科学中，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所包含的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性思维，它不仅形塑了现代科学，而且也一直是以现代科学研究的最为基本的特征表现出来的。工业社会在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可以归功于分析性思维，正是这一思维方式决定了科学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然而，到了20世纪末，要求对知识进行重新排列的声音已经不能被压制住了，而且，对知识的重新甄选也势在必行。虽然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的分析性思维千方百计地阻挠对知识进行重新排列的进程，但它收获的则是全球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结果，以至于它能够成功阻挠的信心也开始减弱了。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需要对现代科学中占支配性地位的分析性思维进行反思。

一、分析性思维的生成过程

福柯认为，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世纪之交发生变化并经受无可挽回的变化的，就是知识本身，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预先的和共有的存在方式；如果人们着手于研究生产的成本，如果人们不再使用理想的和初始的物物交换的场景来分析价值的形成，那是因为在考古学层面上，生产作为知识空间中的基本形式，已经取代了交换，生产一方面使得新的可认识的对象（如资本）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规定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如生产形式的分析）”。“于是——这是事件的另一阶段——知识的实证性改变了其性质和形式。”相似性思维被完全剔除了出去，世界的新图谱被分析性思维的线索编织了起来，拥有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必然会引入一系列新的概念并运用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方法去重新图绘出一个不同的世界。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重新绘制出来的这个世界是通过人们的思维、思想、理论和科学再造出来的，是一个主体中心主义的世界。也就是说，主体处于这个世界的中心，而这个世界的其他各种构成要素都是环绕在主体周围而供主体支配的。可是，人们却以为这个世界还是原本的那个世界。

对此，福柯明确地指出，“如果人们在居维埃的基础上研究生物的内在组织结构，并且人们为之使用了比较解剖学方法，那是因为大写的生命，作为知识的基本形式，使得新的对象（如特性与功能的关系）和新的方法（如对类似的寻求）呈现出来。最后，如果格里姆和博普设法定义元音交替或辅音变化的法则，那是因为作为知识方式的大写话语也被大写的语言所取代，大写的语言定义了直至那时尚未明显的对象（语法体系在其中彼此类似的语言家族）并规定了尚未被使用的方法（对辅音和元音的转换规则作出分析）”。在这个由人所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抽象、分析、归纳以及再综合等等方法都得到了越来越娴熟的应用，从而使表象中的那些芜杂因素都可以轻易地得以删除，深蕴于表象背后的同一性都能够得以揭示。因而，在每个领地中，我们都看到了“大写的生命”或大写的某物。相似性思维失落了，想象、类比、隐喻等被人们忘却了，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决不能从生产、生命和语言中寻求这样的对象，即这些对象凭其自己的影响并在自主坚持的影响下，从外部把自己强加给一种长期以来对它们视而不见的认识之上；我们也决不能从生产、生命和语言中寻求这样的概念，即这些概念是逐渐建造起来的，归功于新的方法，得力于迈向其合理性的科学的进展。正是这些基本的知识方式才铁板一块地支撑着新科学技术与新对象之间次要的和派生的相关性。可能，这些基本方式的构成深埋于考古学层面的深处，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居维埃的生物学著作和博普的语文学著作来觉察其某些征兆”。

关于分析性思维的生成过程，福柯试图给出准确的年代定位，根据福柯的看法，西方“18世纪的最后几年被一种与在17世纪初摧毁文艺复兴思想的东西相对称的间断性所中断；于是，包含相似性在内的巨大循环形式被拆散和打开了，以致同一性图表能够展开；并且现在轮到这个图表将被取消了，知识处于一个新空间内。间断性就其原则、初始的分裂而言，也像那个把帕拉塞尔斯循环与笛卡尔秩序区分开来的东西一样捉摸不透”。在这里，留下了启蒙风暴到来前的宁静，因而，在历史教科书中，这是思想的空白页。对于这一思想史上的突变，福柯作出了一系列设问：“认识论排列的这个意外的变幻不定，相互关连的诸确实性的流变，更为深层的是这些确实性的存在方式的改变，这些东西突然来自何方？思想脱离先前栖居的地区——普通语法、自然史、财富——并任凭不到20年前在认识的灿烂区域被设定和确证的一切跌入谬误、幻想、非知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突变突然地确定，物并不以相同的方式而被描述、陈述、刻画、分类和认识，并且在词的空隙或通过它们的透明性，呈现给知识的不再是财富、生物和话语，而是截然不同的存在；这些突变遵从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规律呢？对知识考古学来说，连续性区域中的这个深沉的切口，尽管必须得到分析并且是细致的分析，但不能用单一言语来‘说明’甚或记录。它是一个激进的事件，分布在所有可见的知识表面上，并且我们有可能一步步注意到它的标记、震颤和结果。思想只有在它自己的历史的根基处重新认识自身，才能完全确信无疑地为这一事件的独立真理提供基础”。其实，在这个“历史的根基处”所发生的就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从相似性思维向分析性思维的转变。而且，对于这场思想突变本身，也无法通过分析的手段去追溯到“历史的根基处”，而是需要在相似性思维中去加以领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类似于福柯所描述的那场发生于18世纪初的突变，也在今天为我们再一次所遭遇，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正在为这场突变的发生施加越来越重的压力，也许在接下来的20年期间内，又一场人类认识史的突变就会发生并且完成。而且，可以相信，这场突变将是相似性思维的光荣回归，是替代分析性思维的过程。

我们也许会对福柯所确认的时间节点表示怀疑，即质问福柯为什么要把18世纪的最后几年作为思维方式变革的界碑，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研究以及社会实践中，一种可以命名为分析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如果说我们在工业社会所持有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无非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际上，这不应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分析性思维所追求的认识客观性、观察精确性和推理严密性中得到证明，正是分析性思维给予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或者说，正是分析性思维成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途径。就分析性思维的运行路径来看，它是从表象出发的，而且分析性思维的这一运行路径在近代早期也是以思维演进史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说，在直到18世纪末的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发展中，分析性思维的形成期都表现出了这种从事物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的特征，那就是，“在客体及其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中寻找经验的可能条件，而在先验反思中，经验客体的可能性条件等同于经验本身的可能性条件”。

具体地说，分析性思维的定型是在康德哲学中完成的，其路径就是，“从批判出发——更确切地说，从与表象相关的存在之移位出发，康德主义对之作出了最早的哲学陈述——一个基本的相关性确立起来了：一方面有客体之形而上学，或更精确地说，从未可客观化之基础的形而上学：客体是从这个基础上找到我们的表面的知识的；另一方面，哲学为自身设定了唯一的任务：观察性上赋予实证认识的一切”。在对现代哲学的具体考察中，也许会形成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分立并行的两条发展路径的认识，但是，它们都应看作是发源于康德哲学的，在思维方式上，都可以列入分析性思维的范畴。也就是说，虽然工业社会的思想、理论乃至方法都是多样的，但是，在其深层，即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上，却都是从属于分析性思维的。所以，我们也把分析性思维看作是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特有的思维方式。由于分析性思维的产生，也就使我们能够在整体上去把握现代社会科学的全貌了，那就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由于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共享了同一种思维方式，才会让我们看到，“这对它们双方是如何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的；正是在实证认识的宝库中，‘基础’之形而上学或客观‘先验物’之形而上学才会发现其攻击点；相反，正是在不可认识的基础与可认识物的合理性之间的区分中，实证主义才发现了其证据”。它们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加强汇成了现代科学以及社会发展的轨迹，而它们的对立则为科学发展以及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的驱动力。因而，工业化社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应主要归功于分析性思维。而康德之所以会屡屡被人提及，正在于他为这种思维方式的定型作出了贡献。

总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类开始了建构新世界的行程，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是作为认识对象而被动地接受人们去从中解读出对人类有价值的因素的话，那么，自此开始，人类开始在所获得的知识的基础上去建构世界。人类之所以可以这样做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拥有了分析性思维方式。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有了认识对象并获得真理的信心。同样，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思维方式，就可以分析打碎的世界并重新将碎片拼接起来，即重构了世界。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或者说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从福柯所判定的那个起点开始重新建构起来的。然而，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过程中，全球化、后工业化预示着人类再度开始了重构世界的行程，它是否意味着人类需要拥有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新的思维方式呢？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工业社会传统的终止和新的传统的开始，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肯定存在着断裂，思想、文化以及它的物化形态都必将在断裂的另一侧开始新的建构行程。其中，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是必有的事项。也许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可以用来建构后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对工业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分析性思维进行反思则是必要的。

二、分析性思维中的工具理性

虽然福柯把康德看作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分水领，而我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却包含着现代科学发展的两个可能性方向，因为，在从知性向理性过渡的过程中留下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为工具理性；另一种是走向价值理性。在康德那里，其实已经试图去对理性加以具体化的定义，所以，他提出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就康德同时把这两种理性都包容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而言，显然是不相信一种理性可以排斥甚至消灭另一种理性的，合理的理解应当是，康德的三大批判区分出了认识的领域、实践的领域和审美的领域，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适用于认识的领域而后者则适用于实践的领域。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康德的“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都因为其形式模糊和内容不确定而被抛弃，代之而发展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相似的概念。但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概念的形成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是在抽象的逻辑中达成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逻辑获得了话语霸权的地位，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逻辑则受到了无情的扼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柯才会在现代知识的演变中看到分析性思维凯歌行进的道路。的确，在起自康德的现代思想成长中，特别是在认识论范式中，分析性思维窃取了支配性地位，虽然也形成了价值理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社会建构实践中，价值理性都受到了忽视和排斥。所以，我们在社会建构以及一切社会活动的展开中所看到的都是工具理性，特别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工具理性成了理性的代名词。

工具理性的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确立起来的，或者说，是韦伯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确定性的内涵并使这个概念流行了起来。我们知道，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突出的是“解放”的主题，因而，我们也将其看作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解放的启蒙让“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就是‘掠夺’）。如果我们不去掠夺自然，那就等于说我们没能意识到我们心中的规定”。所以，“理性”一词在这场运动中只是用以与“神性”相对立的批判性概念，并没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康德的贡献就在于试图去给予理性以明确的定义，虽然这是一种具有学究气的做法，却完成了基于理性而从“解放”向“管理”的过渡。显然，随着解放的启蒙彻底打碎了中世纪的观念后，也就开启了人征服自然的行程，而且，人也是在对自然的征服中去证明自身价值的。从人对自然的征服开始，一个具有必然性的行动逻辑就是：首先是对自然的征服，然后回射到了社会和回射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从而表现为民族对民族、人对人的征服。

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解放的启蒙是发生在近代社会的，而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人对人的征服是亘古就有的。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解放的启蒙尚未发生以前，人对自然的征服以及人对人的征服都有一个相应的缓冲和矫正机制与之相伴随，而到了近代，从解放的启蒙完成后而开始的征服运动，无论是在对自然的征服还是在对他人的征服方面，都走上了绝对化的方向。显然，在前现代社会，“整个自然不过是一块涂上宗教符号与意象的画布”，因而浸染着神圣的光环，但当解放的启蒙戳穿了所有神圣的光环后，“从自然的身上剥下这些投影，把它变成中性的世界，可以任他的科学来控制”。这样一来，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是必须加以祛除的，而致力于建构的则是明确的、可以把握的工具以及为了利用工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设置。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中，工具理性成功地实现了对理性的替代，而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又恰恰是在工具理性行进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宽广时被推展到了我们面前。就20世纪来看，整个世界都因基于工具理性的安排而转化为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生活世界”失落了，如果说它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一个被“殖民化”了的世界，人所生存的世界，在自然的意义上，是一个为我服务、任我征服的对象；在社会的意义上，则是“一个管理着人所创造的机器技术的复杂的社会机器”，而人自身则完全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当学者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时候，往往会在功能的意义上把分析性思维理解成工具理性；当学者们希望从社会实践中去解读科学观念和科学成果得到了应用的状况时，则会把分析性思维的表现形式称作为技术理性。实际上，我们在科学叙事中经常使用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概念所指的都是分析性思维，至少，可以说是直接根源于分析性思维的，工具理性是分析性思维的功能性描述，而技术理性则是对分析性思维的动态描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旦分析性思维以技术理性的形式出现，就会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以实证的研究方法出现，并被运用到社会科学各领域，甚至实现了对社会科学的全面重塑。结果，社会科学在显得非常“科学”的同时，也呈现给了我们无比繁琐的一面。科学了，也繁琐了。在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科学的繁琐一面还没有显示出其消极性，而且也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甚至是我们乐意于接受的。但是，随着研究对象复杂性程度的增长，如果实证方法不能使科学变得更加繁琐的话，就根本无法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科学把握，所形成的研究结论也就只能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如果实证方法也因研究对象的复杂化而促进科学繁琐化，就会让科学本身变成问题，不仅会成为极小的小圈子的娱乐性游戏，而且会形成话语垄断。如果这种话语垄断被传播到政治以及社会过程中，或者对各类决策形成影响，势必会使近代以来确立起的民主体制受到致命的冲击，甚至会终结人类社会民主化的进程。

科学研究是知识生产活动，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活动中通过运用分析性思维去解剖完整的研究对象时，去进行分析、抽象而深入到表象的内部时，去一层又一层地把握各种各样的要素然后加以量化并加以演算时，获得了对每一个未知世界的征服，使得知识生产变得无比高效。正是这种包含着和充分应用了分析性思维的科学，把人类引入了“知识社会”。必须承认，我们尊重知识，也为知识社会的到来而抱有无限期望，但是，如果知识在实证方法的驱使下成为一种权力，那是让人非常担心的，特别是知识窃取了政治权力的位置，将意味着一个新的集权时代的来临。当然，柏拉图所向往的哲学王应当是有知识的，是因为有知识而有智慧，但是，哲学王的智慧是包含着道德的内容的。与之不同，实证方法所形塑的科学仅仅提供知识，这种知识是反道德的。因而，当这种知识与权力结合或者转化为权力时，那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可以断定，知识的集权将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集权都更加恐怖。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对实证方法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科学不应成为实证方法的俘虏。科学应当是简单的而不是繁琐的，而且，科学如果变得繁琐的话，范式变革也就必将到来。

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研究活动惯常于从建立假设开始，一些经典假设也被视为公理，成为推理的起点，并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或者说，它无法通过逻辑演绎和逻辑推理来证明其得以产生的原因。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些假设或公理得以提出的思维基础是什么？显然不是分析性思维自身所能提供的，而是需要另一种思维方式去为分析性思维的展开提供这样一个前提的，我们将这种思维称作为相似性思维。也就是说，分析性思维原初的起点恰恰是由相似性思维提供的。正是有了假设，分析性思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发展出来的实证研究方法才能得以展开。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分析和研究一些简单的问题时，实证方法的效力往往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对于那些一目了然的事情，运用实证方法去加以研究，往往会强有力地证明人们一眼看上去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相反，如果问题比较复杂，运用实证方法去加以研究，最有价值的结论就是告诉我们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如果给予了一个明确而果断的结论，基本上是一个包含着无穷后患的判断。所以，实证方法所展示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在我们不需要方法的时候，它可以成为非常有用的科学方法；在我们需要方法的时候，它是毫无用处的方法，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方法。

当然，在关于方法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运用实证方法的研究作出了区分，认为实证研究可以区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通过制作模型而进行数据处理属于量化研究的范畴，而调查访谈和案例分析则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其实，这两种研究方式都需要通过分析、抽象等手段去寻找同一性、普遍性的因素，进而形成具有真理性的结论。从20世纪的科学研究活动来看，量化研究一直受到了高度推崇，而在二战后，质性研究逐渐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青睐。之所以量化研究较早地成为科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的早期科学家就已经形成了某种认为“自然喜欢数字”的观念，而分析性思维在透过事物（件）的表象而去把握其内部的诸要素时，也必须求助数字这种专业语言。所以，定量分析方法在社会现象的考察中的广泛应用还是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新气象，使社会科学的许多意见和结论显得不是某种臆测而是科学研究成果。但是，量化研究是有着特定的适用范围的，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在微观的、具体的问题上，它的确能够给予我们不可怀疑的科学意见和结论，而且，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条件下，也确实增强了社会研究的科学魅力。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牵涉到需要对宏观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的时候，寄托于用数字说明问题的方法，要么造成误导，要么陷入失语状态。所以，社会科学在简单的、具体的、微观的问题上可以表现出对数字的偏好，但这种偏好如果不加节制地表现在全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必将造成社会科学名誉扫地的后果，到那时，算命先生可能也要比社会科学家的名声好上百倍。同样，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事物（件）之间的联系往往并不从属于决定论的因果律，而且，事物（件）本身的流动也拒绝静态的分析，从而使质性研究不可能从具体的案例分析中去获得同一性、普遍性的因素，研究成果往往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

实际上，实证研究经常性地呈现出某种自反的结果，比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显然是在对人的分析中产生的一种联想，即对完整的人加以抽象，从中发现人的“理性经济人”要素，并进一步地通过联想的方式而用“经济人”的概念置换了“人”的概念。所谓“理性经济人”，就是把他人与自我都当作一种工具来看待的人，这里的“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关于“经济人”的问题，一些实证研究也有着这样的发现：“经济组织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在群体层次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社会之间个体行为的差异——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对合作的支付越高，实验博弈中的合作水平也越高。”人的差异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经济人”，即便是“经济人”，在程度上也是有差别的。这样一来，“经济人”假设就受到了明显的挑战。如果说在经济组织和市场活动中都发现了人并不仅仅是“经济人”的话，那么，在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中，不难想象，人不是“经济人”的现象会更为广泛、更为普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经济动物，或者说，人首先是社会存在物，为了健全的社会，人可能愿意付出更高的合作成本。只要人的必要生存条件得到保障，他肯定是愿意追求人际和谐以及共同行动的高效，并愿意为之做出一些付出，而不是斤斤计较。当然，如果基本的社会制度和体制迫使人们必须斤斤计较的话，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现实情况在我们的感性知觉中也经常性地告诉我们，人的个体生存状况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人或者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或者更多地关注与他人的顺利合作，一旦我们把社会条件设定为使人成为“经济人”或者“社会人”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的话，就等于说人是可以造就的和可以改变的，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再会满足于从“经济人”或“社会人”出发去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安排，而是会把着眼点放在社会建构上，即致力于制度等社会设置的改善和重建方面，以营造出一种可以造就有道德的、愿意合作甚至渴望合作的人。到此为止，我们还是在静态思考中去得出上述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是把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的行为都作为静态观察和思考的对象来看待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分析性思维的应用。如果这些对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高速运动和变化中的，就会发现，“经济人”的自利谋划必然会导向机会主义，无论机会主义在一次或多次付诸行动时取得了何等合目的性的成功，其中也必然是包含着大概率危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不是与他人或在人群中的博弈，而是与风险之间的游戏。所以，社会的高速运行和变化本身所造就的就是一种“经济人”无法立足的环境，从而迫使人告别“经济人”定位。由此看来，实证研究的这种自反性结论充分说明，分析性思维并不能保证科学研究总是走在形成科学真理的道路上的，不仅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所造就的理论始终都包含着无法避免的悖论，而且，这种思维方式的物化成果——特别是以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形式出现的社会设置——也总是把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置于矛盾的状态之中。比如，当人把他人作为工具对待时，也就无法避免自己沦落为他人的工具，而在工具理性置换了理性并成为唯一合理的理性时，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工具就是社会运动的现实。这就是运用分析性思维进行社会建构的后果。

三、构想另一种形式的科学

在现代化进程中，出于认识自然以及认识社会的需要，科学发展走上了分析性思维建构的康庄大道，而且，这也已经被证实是一条正确道路，即从表象出发而超越表象和扬弃表象，从而把握事物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实质性内容。正是分析性思维方式，造就了现代科学和整个现代社会。分析性思维的优势就在于，它在对研究对象的静态分析中祛除了表象上纷繁芜杂的枝枝蔓蔓，使人们能够把握那些构成了事物（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要素或因素，然后，在重新拼接的过程中复制了事物（件），被复制出来的事物（件）比它的原始状态更具有合理性和合目的性。同样，分析性思维在对运动中的事物（件）的动态把握中也更能够准确地找出事物（件）的前因后果，从而让人们可以通过对原因的干预而获得合目性的后果。工业社会在物质文明、组织管理和社会治理等各方面的巨大成功都证明了分析性思维在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就分析性思维是首先在观念中打碎世界然后再在观念中和在观念指导下的行动中再造世界而言，是包含着怀疑、轻视和排斥世界的表象这样一重内涵的。也就是说，就像康德早已指明的那样，感性材料是杂乱的和不可信的，分析性思维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世界的表象，并形成了一种定式，让人们以为科学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们在此也希望提出另一个设想：科学能否直接基于世界的表象去再造世界呢？从属于和包含着分析性思维的科学史显然会对我们的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但是，在（除了当代各个门派的抽象的）许多艺术实践中，我们看到直接基于世界表象的再造是可能的。但在康德那里，艺术与理性无缘，无论是纯粹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不可能通向艺术，即使在对艺术的研究中去模拟认识论的路线，也只能从中发现判断力并形成一个从审美再到艺术生产的过程。所以，科学与艺术属于两个门类，科学包含着理性，而艺术则根源于判断力。

我们相信，从属于和包含着分析性思维的科学肯定不是科学的唯一形式，人类必将发现另一种形式的科学。可以认为，现代科学是适应人类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从属于和包含着分析性思维的科学所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证明了它恰好契合了人类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和生活要求，也体现了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人的认识水平。一旦人类历史实现了对工业社会的超越，那么，我们对另一种科学的设想应当被视为一种合理的想象。事实上，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人类的科学研究从围绕着认识的主题开展活动转向了对创新主题的强调，艺术与科学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界定为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基于分析性思维的全部静态的或动态的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进行的，如果人类并不耽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而是在发展的行程中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那么，这种从属于和包含着分析性思维的科学还具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适应性吗？还会继续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表现出曾经的那种巨大成功吗？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分析性思维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成功并不能证明不存在直接基于表象的主观世界建构的可能性。如果基于表象的主观世界建构是可能的话，那么，在投射到了生产和生活等社会实践中去的时候，就意味着人类拥有了一种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再造世界的方式。这种再造世界的方式中肯定是包含着科学的，是一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科学。

我们相信，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寻求普遍性和同一性的道路不再行得通的时候，直接地基于表象去进行主观世界建构的道路就必然会被探索出来。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而分析性思维却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特别是在它结构化为社会科学的稳定范式时，不仅妨碍了人们的科学探索，而且也对人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社会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约束，束缚住了人们的手脚，放任人类社会陷入风险社会，无奈地面对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在这种条件下，出于走出风险社会的需要，我们也需要尝试一种基于表象的主观世界建构方式，也就是说，需要发展出一种新型的科学，并用于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显而易见，这是一条必须探索的道路，而且也是我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条件下必须做出的选择。就分析性思维的成长而言，福柯在对康德的分析中无疑揭示了其深层奥秘。福柯指出：“康德并不是通过一种内在的挖掘（这个挖掘逐渐在表象之间的关联上进行，直至纯粹的感受），而是在诸条件的基础上来建立表象之间的关联的，这些条件能定义这个关联具有的普遍有效的形式。通过这样的引导其问题，康德就绕开了表象本身和在表象中被给出的东西，以致力于无论什么样的表象却能据以被给出的基础。因此，这并不是表象本身，依据它们自己的游戏规则。能够在自我的基础上被展开，并在单一运动的基础上被分解（通过分析）和再组合（通过综合）；只有经验判断或经验的观察才能建立在表象的内容的基础之上。任何其他的联系如果要成为普遍的，就都必须建立在所有经验以外的基础上，却要建立在使得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之中。”康德是因为天才地感知（尽管康德是轻视感知的）到了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要求才开辟出了这样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建立在使得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之中”却又“建立在所有经验以外的基础上”，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在人类社会已经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时，特别是在人类深受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时，探索另一种形式的科学及其发展道路显然已经成为一项迫切性很强的任务。

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康德的纯粹理性的起点就是那些在真理性上并不可靠的经验，为了向真理迈进，就需要知性范畴来加以整理。一旦开始了这个行程，就会发现，知性所提供的“这些范畴还使得意识与表象之间的分裂成为可能，这个分裂是整个有关人的当代知识所具有的特征。这些范畴确定了经验性借以在表象中能被复制的方式，但这是以并不呈现给意识的形式而进行的（功能、冲突和意义都是生命、需求和语言借以在表象中能被复制的方式，但这是以一种能完全成为无意识的形式而进行的）；另一方面，这些范畴定义了基本的限定性借以能以一种实证和经验的（但并不向朴素意识透明的）形式而被呈现给表象的方式（规范、规则和体系都没有呈现给日常经验：它们贯穿着这个经验，引起了部分的意识，但只能通过一种反思知识才能被完全阐明）”。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被限定的表象却与事物相分离，表象与事物之间有了差距，表象甚至不再是它所表象物的表象，以至于认识的真理性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因此，分析性思维遇到了一个自反性的结果，那就是，知性范畴在对感觉材料的整理中所提供的只是真理性认识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真理性认识。当然，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条件下，对象的确定性以及静态观察和分析的充分可能性，使获致真理性认识的几率要大一些，然而，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几率则变得极小。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对分析性思维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康德所指示的认识论路径变得不适应了，先验范畴不仅无法发挥达致真理性认识的功能，反而恰恰会对认识形成误导。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更多地是以对表象进行直观的方式出现的，这就是福柯所说的，“对人文科学来说，表象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对象……表象甚至就是人文科学的领域，就是整个人文科学的领域；表象是这个知识形式的一般基础，这个知识形式正是在表象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实际上，不止是人文科学，几乎所有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背景下产生的适应于认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需要的科学，都将会直接从表象出发而去直接地把握表象，而且，也只有这种直接地从表象出发而对表象的把握，才能够有益于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开展的行动，或者说，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提供科学支持。

在现代社会，对真理的追求不仅是一种科学观念，而且也是包含在社会建构和开展社会活动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不仅凝固成了分析性思维的认识论模式，而且在组织管理、社会治理等几乎所有的集体行动中都表现为时时意欲增强的控制冲动。从属于和包含着分析性思维的现代科学在终极追求上就是要实现对认识对象的控制，自然科学认识自然规律无非是要利用所认识到的规律而实现对自然现象的控制，社会科学自从产生之日起，也同样是服务于控制的目的，即希望实现对社会的控制。“社会思想分享了现代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它’这一冲动，并使之更加适合人类的需要；在社会科学这里，‘控制自然’首先意味着控制人类本身，也意味着引导和改善任何一个人类个体的行动轨迹。”可是，我们是否想到人类将进化到一个无需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不是以认识为行动的前提，而是以创造性的行动来诠释人的存在及其生活，因而，也就无需通过认识对象而实现对它的控制，而是应当让自由意志得到充分的展现，积极地创造一切对人类的生活和存在有价值的物品。比如，创造一个虚拟世界，从而打破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世界施加于人的限制。这样一来，深藏于科学之中的那种终极性的控制追求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创造性的时代需要服务于这个时代的科学，而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科学，恰恰无法承载创造性的时代所提出的要求，甚至会表现出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当现代化的道路走到尽头的时候，社会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向现代科学的控制追求提出了挑战，使控制变得不再可能。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施加于人类的是偶然性，从而使追求必然性和发现必然性的现代科学变得无所适从了。所以，科学必须通过自我扬弃而实现转型，至少是要抛弃那种深植于科学之中的控制追求。在这里，我们所表达的也许仅仅是一个设想，但却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