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时候，小到还没上学的年纪，经常陪在妈妈身边，看她和别人打牌。那年月，村子里还不流行麻将，打的都是纸牌，是那种像扑克一样可以握在手里的牌，比扑克窄小，打法和麻将类似。
一天下午，妈妈在村西王婶家打牌，我照常站在旁边观看。某一局，打着打着，趁人不备，发现王婶偷偷捡起桌上的一张牌藏在了袖子里。王婶表情还未缓和下来，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儿，迅速揭穿了她。
现在回忆起来，还能体会到那一刻的大义凛然和镇定自若，一时间，小小的我身上充满莫名的使命感。结果可想而知，王婶一脸尴尬，嗫嚅着不知要说什么好，村民们纷纷离席，不欢而散。回到家中，妈妈狠狠骂了我一顿。大意是，平日里，王婶和我们家交好。这下，两家往后还怎么处，一个村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些事是要烂在肚子里的，看破也不能说破。
研二那年，听闻我喜欢写作，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一位副教授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发信息问我，她朋友出版了一本小说，能否帮忙写一篇评论。一来她是本校老师，二来我喜欢写东西，于是欣然答应。此后，她开始接二连三问我写稿子给她。一年过去，我陆续看到自己的稿子发表在一系列的报刊上，却未收到任何一张稿费单。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我不会轻易臆测一个老师的品德问题。临近毕业，我不能让自己带着疑惑离开，于是翻出手头仅有的几份样报，按照上面的电子邮箱给编辑发去了咨询信。几个编辑给出了同样的回复——你的稿费寄给了XX老师，她说会帮忙转交。
而此前我小心翼翼礼貌有加地问过这位老师无数次，她的回复都是，我没收到啊，我不知道啊。完全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事情到了這个地步，我索性豁出去了。告诉《苏州日报》的编辑督促她将稿费还我。结果你猜怎么着，她一方面答应了编辑还我，另一方面依然以各种理由向我推脱。总之，毕业了，我依然没有拿到自己的稿费。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打开这个心结。后来，我以邮件的形式，清清楚楚将道理讲给了这位副教授听，接下来拉黑了她。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无法做到和一个危害我利益的人和平共处，我无法做到和一个背后捅我一刀的人谈笑风生。我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只会见人说人话见鬼不说话。
在这个光怪陆离、急功近利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练就了一副社交手腕。太多太多的文章都在讲为人处世的道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换个场合又该说什么话。即使在图书市场中，“说话类”书籍也盛销不衰。
我无意说它好坏，也许它真的是现代人迫切需要掌握的一种本领，我只想说我做不到，我不屑于做一个社交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