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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紧接上文疑问而来，探讨说英汉两种语言时的思维方式之不同。 在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堡礁附近的约克角半岛上，居住着热情友善的Thaayorre人。他们特殊的语言文化和他们所具备的“超级方向感”，近年来引起了科学界的围观。在Thaayorre的语言中，没有“前、后、左、右”等表达相对位置的词汇，而是完全使用“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北北、东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南南”等十六个精确方向词来表达位置。比如：“你的西北腿上有只蚂蚁”，“请把东南东的那个杯子拿给我”等等。与这个语言特点相对应的，是所有的Thaayorre人都具备比信鸽还优越的方向感。他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外地，室内还是室外，都能迅速指明精准的方向。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当从事看风水专业的话，可以连罗盘都不用拿了，闭着眼就能抄砂寻穴，指青龙认白虎。Thaayorre人所具备的超级人脑指南针能力，在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但让长期以来认为人类已经丧失这种方向能力的人类学家们大跌眼镜，更是吸引了很多认知领域的学者不远万里来淘金。 具有超级方向认知能力的澳洲土著Thaayorre人 Thaayorre人语言中只使用绝对方向词来描述位置这个特点，显然与他们大脑的超强自然方向感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究竟是因为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绝对位置词汇表达方位，造就了他们对方向的特殊思维方式呢？还是他们从小就培养出了明确绝对方向的能力，导致在Thaayorre人语言中使用绝对方位词来表达方位呢？这个问题触及到了“语言和思维谁决定谁”这个学术领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问题。这个澳洲的神奇小部落，居然再次掀起学术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江湖恶斗，令沉寂了多年的“剑宗-气宗”之争，重新进入舆论焦点。 “剑宗”——语言影响思维派，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语言的差异会形成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讲不同语言的人虽然在客观感知（perception）上没有差异，但在主观认知（cognition）上会有区别。所以是Thaayorre人语言中使用绝对方向词的特点，也同时帮助他们在思维认知上建立了超级方向感。由于不同的语言导致了思维方式出现差异，那么学习一门外语，就必须学习说这种语言人的特定思维方式。“剑宗”当前最活跃的人物，是认知学领域的新星，23岁就被麻省理工聘为助理教授，现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的高颜值美女学霸Lera Boroditsky。她提出，如果想要学习说Kuuk Thaayorre语，光学会这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培养出方向感，在说话之前就要关注和获得准确的方向信息，不然就连简单的日常交流都无法实现（Boroditsky，2001）。 “气宗”——思维决定语言派，坚定地认为是“以气御剑”，是“气功”（思维）带动“剑法”（语言），而不是“剑”带着“气”走。他们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思维认知上是相同的，语言差异不会造成思维差异。比如虽然英语词汇中不存在汉语中“幸灾乐祸”和“围观”这两个独立含义的单词，但是并不等于说英语的人头脑中不会出现“幸灾乐祸”这种思维概念，也不是没有“围观”的现象。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用英语来准确描述，尽管会比较啰嗦。比如“幸灾乐祸”，大致的英文表达是：“take pleasure in someone else’s suffe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feel satisfied that such a misfortune did not happen to himself/ herself ”; “围观”是：“join the crowd of bystanders who are standing in a circle and watching but not involving in the event happening within that circle”。由于这两种情形在英语文化社会中出现频率比较低，所以没有在语言中产生独立概念词汇的需求。而在汉语文化社会中这两个现象很普遍，如果缺乏对此的专有词汇的话，会造成交流中的不便，所以出现了专用的词汇。这样解释起来，语言的差异应该主要是被不同的文化背景驱动，而使用者在思维上没有产生差异。既然说不同的语言的人在思维上没有差异，学外语也就不必改变思维方式。“气宗”的代表人物，是认知领域的大牛，也曾经执教过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现为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的披头卷发蜀黍Steven Pinker。 其实多年来在语言认知领域，有一位会讲八种语言（English, German, Dutch, Yiddish, Russian, Spanish, French, Turkish）的大侠，一直能置身于江湖宗派纷争之外，巧妙地从语言输出的心理机制上，用说话之前的“思考过程”，成功地绕过了“语言思维”这个夹缠不清的难题，另辟途径开宗立派，提出著名的“为说而思考”（Thinking for Speaking）的理念。他就是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的Slobin教授。Slobin 认为，“语言思维”的问题很难解释，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且无法测量，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缠斗没有意义。但人在说话之前，为准备语言输出而进行的“在线思考”（on-line thinking）过程，却是个可观察和测量的具体现象。他的研究显示，说不同的语言的人，“为说话而思考”的过程存在很多显著差异。 斯坦福大学Lera Boroditsky 哈佛大学Steven Pinker 加州伯克利大学Dan Slobin 有趣的是，在这三位著名犹太裔学者中，只有Pinker一人不会任何外语（只会讲英语），其他两位都会多种语言。优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要会说外语，但作为研究不同语言和思维关系领域的心理学专家，自己不会外语就是个很不利的条件。如果Pinker会讲一门外语，也许他“语言对思维没有影响”的立场就没有这么坚定了。 Slobin的“为说而思考”，得到了两派的共同认可。Pinker 虽然不同意语言会影响人在思维，也承认人在说话的时候，不同的语言会决定人是对现实世界有不同的概念化方式（Pinker, 1989）。Borodisky则更是明确地支持“为说而思考”的观点。她提出：“在学外语的实际操作层面，你不是简单地在学习一种新的说话形式，而是不可避免地在学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学习外语，不仅是要学习这门语言的词汇，还需要我们对特定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以便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把这些正确的信息包含在语言中（Borodisky，2001）。” 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思考方式上的差异，最主要是在表达概念中对事物概念化方式和信息归类方式是不同的。Thaayorre人对位置的方向概念思考方式和以绝对方向进行信息归类的方式，带动了语言中绝对方词的使用。说英语的人在对动作和事件的思考中，需要对时间信息进行归类。而大部分亚洲的语言思考中的动作并不带有时间概念信息，语言表达中也没有类似英语时态形式变化，这也正是中国同学学习说英语的“罩门”所在之处。而这个问题如果试图从语法知识方向来解决，阅读能力当然可以不断提高，但说英语中的大量错误却无法避免或纠正。中国同学学习说英语，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为英语说而思考”的思考方式，才能保证说英语的正确性。 中国同学该怎样做到用“为英语说而思考”来说英语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很高的难度，首先就是必须了解英语输出过程的心理语言学机制。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信公众号：Sci-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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