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边缘的孤独

alayavijnana 2017-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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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 规范边缘的孤独（1996）

社会的历史最终总是人的历史。尽管《万历十五年》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以其平实而独特的视点和严谨而博大的史观为人称道，但它的内核并没有背离中国古典史学的要则：知人，所以论世。

黄仁宇选择的明万历十五年（1587），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成熟时期，社会规范已经完全确立，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中找到合法性依据，没有摧毁性的外力冲击和内部叛乱，也没有积极的进取心态和危机意识，整个社会的运作都是为了寻求内部的平衡和延缓危机的发生，一个古老的帝国，在黎明前做着最后的甜梦。

要在这样的社会生存并取得成功，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习惯于“不可避免的妥协”。尤其对于那些不同凡俗的人物，他们的每一种做法都注定会遭到社会规范（其代表为操纵社会权力的文官集团）的巨大的压迫或对抗，从而始终无法突破规范的苑囿。更可悲的是，这些做法对万马齐喑的社会几乎全无效力，激烈的嘶喊得不到任何呼应，他们的结局只能是在寂寞中沉沦，或在寂寞中死去。

我们可以把书中人物分为三组来考察：

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他们在政治运作中都采取了“无为”的做法，差别只在于无奈或主动。出于现实功利目的考虑，即对“上下否隔，中外睽携”的恐惧，使他们不能也无法与规范决裂。他们也曾与规范冲突、对抗，但都是以自己的妥协和规范的胜利告终。当然，他们从这种妥协中也得到了好处：万历皇帝无惊无险地在宝座上坐了四十八年，申时行得以“太平宰相”终老。不过，他们心里明白，代价也是免不了的，至少，史书中一顶“昏君”和“庸相”的帽子是逃不掉的。这在极为注重身后名誉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大的悲哀。

张居正和戚继光。这是两个在当时中国社会难得一见的“事功型”人物。张居正利用皇帝年幼和自身的高位，在朝廷里建立了绝对的权威，一连串变革使古老帝国出现了久违的兴旺，然而这是以张居正与文官集团之间关系极度紧张换来的。于是，张居正一死，马上就身败名裂，毕生事业也付之东流。戚继光虽然深知妥协的重要并力行之，但作为一名武将，在重文轻武的明代，要建立自己的功业，必然会打破与文官集团之间的平衡，也就不可能与规范达成真正的妥协。他们事业的最终失败，宣告了大明王朝已不再具备自我更新的力量。

海瑞和李贽。这是那个社会摒弃现行规范和追求古典精神的代表。海瑞之所以被世人目为古怪，正由于他不愿接受文官集团内部已经相沿成习的“大体”，但由于他依据的是被官方认可并推崇的理想官吏模式，规范在孤立他的同时也无奈他何；李贽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在思想上对现行规范的攻击最力，但他张扬传统的做法却使地方官吏投鼠忌器，终于也只能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将他投入牢狱。海瑞和李贽，其实不过是传统的坚决维护者，却是以特立独行者的面目出现，这真是趋向解体的大明社会一个绝妙的反讽。

以上这些人，虽然在规范的挑战面前，反应各不相同，但对于强大而无处不在的规范，他们始终只能在边缘徘徊，进退失据，出入两难，正如作者所言“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每个人都在规范的网中无望地挣扎着，远远望去，他们的背影是如此孤独。

◆ 回看《万历十五年》（2013）

如果要评选三十年来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万历十五年》应该可以排到前五之列。

模仿《万历十五年》的著作很多，大者如谢冕主编的《中国文学百年总系》，小者如《光绪三十一年》，都紧紧抓住“年份”这个要素。不过不少仿效者都选择了一些很重要的年份。而万历十五年（1587）却是一个平淡的年份。我想后者更符合“历史中的生活”。大事多是忽然发生，令当事人与旁观者都始料未及。忽然城就破了，忽然国就亡了。然而生活慢慢爬回正轨，等待下一次忽然。

《规范边缘的孤独》这篇书评，主要关注《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通过人物关注历史，是比较方便的法子。中国的正史多是纪传体，主旨是“知人论世”。不过长短不一的人生，化为薄薄几页史书，留存的只是一些节点，不容易看见日常生活。将人物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写，最好便是选一个没什么大事发生的年份，将笔触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现在想起来，这是《万历十五年》很着力的地方，当年读的时候我还不懂。

王小波也评过《万历十五年》，我看到后大吃一惊，因为感觉我和他读的好像不是同一本书！会这样，大概是因为王小波用了杂文笔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对于黄仁宇着重宣扬“数目字管理”印象不深。可见读者各取所需，各摸其象，也足见《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复杂多歧的好书。这样的书我总是喜欢的，《万历十五年》如是，《叫魂》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