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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帝国近黄昏

2019-08-13  潇潇雨ekg...

前面的话:

我对“畅销书”总抱有一种偏见,有时会因此错过好书,比如这本《万历十五年》

“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这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写于80年代初的《万历十五年》,写法符合我刚开始学习历史时的感觉,即历史学家已得出了一个结论或观点,将其贯穿始终,通过展现那个时代的人物,爬梳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全方位印证这个观点。

与展示史料,自然导向结论,或者微观历史以小见大的写法相比,先抛出结论——即道德代替法制是往后王朝所有问题的症结,更符合在美国初版时读者的阅读习惯。

作者: 黄仁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4-7
页数: 404

祝勇有一本《盛世的疼痛》,副标题为“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意在回溯历史中每一次变化可以被觉察到的最初痕迹。其中明朝占据不少篇幅,它注定中国封建史的关隘,承接了各种果,也蕴藏了诸多因。

黄仁宇选择了1587,即万历十五年发生的讹传皇帝陛下召集午朝一事作为开篇。一叶一菩提,事件看似微小,却足以从中看出矛盾的剑拔弩张。

从此入手,掀开于朝堂表现为“礼仪”,于社会表现为“道德”,表面上看是奉行儒学,实则内里早就“阴阳两套”的社会幕布,而这些所有的症结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中国封建制度寿终正寝。

全书篇章清晰,前4章写尽朝堂,包括皇帝和两位先后任职的首辅。后3章写海瑞、戚继光还有曾在高中历史中粗略闪过、被标签为“革故鼎新”先驱哲学家的李贽。这些是对明史稍有了解都会知晓的名人。

黄仁宇

黄仁宇坚持“大历史观”,以观点为线,为读者串联起点状的社会功能块,以此说明“本朝的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

整本《万历十五年》的高超在于,作者是通过人物的小切口来解释“大历史观”的。虽以人物为主线,却详尽地展现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脉相互交织的部分。人物的或身败、或名裂,都是一次王朝大失败的总结。

还有很多对社会运行情况的描写也很重要,让全书读来软硬适中,语言朴实却很好阅读。

比如写万历皇帝,就包含了仪式、立储、宦官制度;写戚继光,就要讲清文武官制度、兵制和军费、武器装备、沿海倭寇和经济发展;写海瑞,少不了写农村经济的现状、文官集团的利益;写李贽,就需要对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进行解释……

最妙的是写两任首辅张居正申时行,结论在对比中一目了然。面对同一个现实,两人即使做法不同,却都无法真正起效。重臣的个人威信成为措施的唯一保证,而一旦身死,生前经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

万历朱翊钧

阅读历史书,一为获得新的信息,二为对已知的信息重新梳理,改观印象。书中不乏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以皇帝为例,他的“不作为”更像是一种消极的对抗。一边文官集团培养出的皇帝,从小受到最正统的教育,一边是8万文官,每一个都如同一个坚固的网结,牢牢构成了文官集团这张牢不可破的大网。

他和郑贵妃的感情、立储风波、和老师张居正前后关系的大转变、每一件受群臣“道德绑架”的事,都在让这个曾真的有诚意励精图治的皇帝逐渐成为在后宫里和宦官丢银币的避世者。

和同样长期消失在大殿的嘉靖不同, 万历的避世更消极,更有敌意。他的敌意指向所有的文臣,指向他早就看明白了却毫无反抗能力的皇帝的本质。

黄仁宇用来叙述的口味并不能单纯看作是同情,更多的是意在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悲哀和不幸的是,这个机构又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

两任首辅:张居正 / 申时行

在这样一个坚若磐石的社会里,变革是危险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技术变革都会被担心伤及根本而早早溺毙,即便这个“根本”早已不合时宜,却被当做为官的本能,深入骨髓。

比如戚继光,标签化的印象就是爱国名将,抵抗倭寇。但身处行政体系里的戚将军显然要复杂得多。

如果从现代的角度看,他的同僚俞大猷显然是更彻底的变革者。但太具变革性的政策必然会四面楚歌,特别是在当时文官全面指挥武将的前提下。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使革新不与传统距离过远,更不大事声张”要务实得多。

因为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那么,继任首辅申时行在后人看来的保守和妥协,就不是看上去那般平庸了。

书中让人讶异的细节还有很多。再举一例,文官集团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时,拔出眼中钉的做法居然可以被总结成一套流程:

摘要: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

儒家的中庸至此变成了任由文人解释的万能药,所有进步和变革都要为了“维持平衡”而让步。

这是中国的所有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这个帝国“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而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

海瑞 / 戚继光

《万历十五年》的每一个章节里,都反复强调道德高于法制。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道德需要卫道士,但现实中的卫道士们也要彼此联手,维护局面,才能从中获利,“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

前面从皇帝到大臣,从文官到武将,解释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都不外是“道德和伦理”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平衡着儒士正义和为官者私心,于是当然要好好来说一说当时的社会思想,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出现的“异端”。

思想家李贽作为全书的收笔,是个合适的人选。

李贽

由于时代久远,环境天壤之别,我们常常会忘记不能以现在惯行的价值观去评判历史人物。读者会再一次发现,历史书贴给李贽的标签不可全信。

就如黄仁宇所说,“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历史人物被看作一个评判的对象,要么污名化,要么英雄化,但其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人,注定有着同样的复杂才能应对。

在那个连皇帝都要压抑自己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是矛盾的,因为他们短暂的生命对弈的是中国封建时代无数人盘根交错建立起的文化传统。

《万历十五年》读来让人唏嘘,虽然我已养成少站队的习惯。历史太容易只见事实,而无法获取真相。人物也好,事件也罢,后人都不免站在当下,一管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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