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一）

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战争战略研究（一）

2015-07-21 朱绍侯 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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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朱绍侯

两汉与周边各族都进行过战争，但对匈奴、西、西羌的战争战略问题最值得研究。这是因为，匈奴、西域、西羌在反汉问题上是三位一体的，其中当然是以匈奴为主，西域、西羌则为其“右臂”，故两汉王朝对三族的战争既分步骤又综合考虑。在战争中所施行的战略措施，有屯田、扩大骑兵、选将练兵、对敌分化瓦解及招抚、残酷镇压等，其中大部分战略都是成功的，唯有斩尽杀绝的战略是失败的。两汉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结果，拓展了疆域，加速了民族融合，开辟了丝绸之路，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与战略

匈奴是中国古代居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三代以前有山戎、猃狁、荤粥、胡、狄等称谓，在春秋战国时，是秦、赵、燕在北方的强敌，所以三国都筑长城以防匈奴的侵扰。秦统一六国后，派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南地，把匈奴赶至河套以北寒冷沙漠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秦撤走三十万长城军去镇压农民军，匈奴乘机越过河套，进驻河南地，并利用楚汉战争之机，进一步扩展其国力，成为实力雄厚的强国。

匈奴在秦末汉初，国力虽然强盛，但仍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以游牧为主，靠掠夺为生。“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健壮，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从生活习俗讲，它是一个落后民族，从其军力来讲，则是一个善骑射、战斗力很强的群体。

在秦汉之际，匈奴已进入国家的初期阶段。其最高统治者为单于，相当于中国的皇帝。其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凡二十四长。二十四长之下，各设千长、百长、什长及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职。按匈奴的习俗，以左为大，故左贤王多由太子担任。匈奴把其统治区划分为左、中、右三部：左方诸王将居东方，辖区由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以东至秽貊、朝鲜；右方诸王将居西方，辖区在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东南）以西，接月氏、氐、羌；单于居中，王庭正对着中原王朝的代（今河北蔚县西南）、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东北）二郡，以便指挥全局。每年正月，诸王、长小会单于庭进行祭祀；五月，大会龙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森湖附近），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秋马肥，大会林（今地不详），课校人畜数量。“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击踝骨），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从以上的情况来分析，匈奴的官制及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密的。其法律虽然比较简单，但目的是防止内斗和内盗，以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西汉初年，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其国力已发展到顶峰，西控制西羌、西域，东征服秽貊、朝鲜，还经常侵扰汉的边境，是西汉在北方最大的祸患。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567年）秋，匈奴冒顿单于围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韩王信投降匈奴，冒顿遂引兵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同年十月，刘邦率大军讨伐韩王信。韩王信败入匈奴，与冒顿合谋共击汉军。刘邦也想乘胜消灭匈奴，遂率三十二万步兵追击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匈奴军隐藏其精锐，露其羸弱，把汉军诱至白登（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以四十余万骑兵围困汉军七日，使汉军里外不得相救。后赖陈平秘计，汉厚赂匈奴阏氏（皇后），始得脱险，直至吕后当政，只能和亲，不敢言战。尽管如此屈服，冒顿单于还要发信污辱吕后。其信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接信后，吕后大怒，遂召集丞相及樊哙、季布等商讨对策。樊哙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季布说：“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动摇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匈奴，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季布的两句话给吕后解了围。匈奴既如禽兽，何必与他计较呢？于是就让张泽给冒顿写了封回信，说：“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敝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一向飞扬跋扈的吕后，为什么这样谦恭自卑？就是因为汉初的国力不如匈奴，若真打起仗来，必败无疑，故只好与匈奴屈辱和亲。汉遣宗室翁主冒充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约为兄弟，并向匈奴赠送絮缯酒食等物以求边境和平。匈奴虽接受和亲及絮缯等物，但侵扰如故，边境仍得不到安宁。

至文景时期，行黄老之政”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国力逐渐充实，对匈奴虽仍然继续和亲，但也积极防守，并准备反击。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为寇，“捕杀吏卒，驱侵上郡”。文帝就向匈奴提出抗议，并派丞相灌婴率车骑八万，把右贤王驱逐出塞外。匈奴单于对文帝的抗议回答说：右贤王侵边事，并未向我汇报，“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这一回答，并没认错，实际是向汉示威，说明匈奴已灭月氏，征服西域，在北州平定后，休兵养马，再处理侵边之事，恢复故约。特别是回信中最后一句：“皇帝既不愿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意思是说，你既然不想让匈奴接近边塞，那你就下令让你的吏民搬远一点好了。这简直是胡搅蛮缠，毫不讲理。文帝接到匈奴单于回信后，就让群臣讨论对策，大臣们认为匈奴刚灭掉月氏，威力正盛，还是以和亲为上。不久冒顿单于逝世，其子老上单于继立，汉仍遣宗室翁主为单于阏氏，而匈奴仍不断侵犯边境，杀掠人民。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今宁夏固原市东南）、萧关（今宁夏固原市东南），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并派骑兵火烧回中宫（今陕西陇县西北），候骑至雍（今陕西凤翔县）、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直接威胁汉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文帝以周舍、张武为将军，率骑兵十万驻长安城旁，以备匈奴。又派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遫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屯守三郡。又派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栾布为将军，出击匈奴。匈奴在塞内留驻月余而退，汉军追至塞外而回，不能有所杀伤，实际是汉军无力与匈奴决战，故出塞即回。此后匈奴连年入侵，杀掠人民，掠夺畜产，文帝没办法抵御，只好再与匈奴和亲。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掠甚众，烽火达于甘泉、长安，为自卫，文帝派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今河北蔚县东南），以苏意为将军屯句注（今山西代县西北），将军张武屯北地，将军周亚夫屯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将军刘礼屯霸上（今陕西西安白鹿原处），将军徐厉屯棘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以防备匈奴袭击首都。这一次匈奴入侵，对汉威胁极大，故文帝采取大范围的全面布防。一个月后汉军布防到位，匈奴亦退走，汉军也没有追击，结果是虚惊一场。翌年，文帝驾崩。文帝时期，为反击匈奴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防守、反击的经验。

景帝即位后，对匈奴仍采取和亲政策，而匈奴仍不断入侵。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二月，“匈奴入燕”，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上郡太守李广率数百骑兵外出，遇匈奴数千骑兵，李广诈为“诱敌”，才得以脱险。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景帝“发车骑、材官屯雁门”。雁门成为重点防御的要地。从以上所介绍的文景时期汉对匈奴的和战情况来分析，文景二帝虽然仍坚持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由于西汉国力逐渐充实，匈奴入侵次数和规模逐渐减少、减弱，西汉的防守与反击力量也在增强。不仅如此，西汉的精英人物如贾谊、晁错、冯唐、董仲舒等正在思考反击匈奴的战术、战略问题，其中以晁错的考虑最为全面、最有价值，故摘要介绍如下。其一，地形地势与战术的关系。晁错说：“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晁错认为，根据不同的地形，动用不同的兵种，对士兵进行严格的训练，战胜匈奴是有把握的。

其二，建立后勤根据地，保证军需供应。晁错提出的策略是解决军需供应，减少运输劳役，在边境屯田，建立后勤基地。他对文帝说：“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晃错又说：“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勤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晁错建议文帝募民实边屯田，其目的就是让募民长居边地，从事农业生产，除自给自足之外，还要供野战军的粮草，以免运输中的劳苦和浪费。据《汉书·主父偃传》记载，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其浪费及劳苦十分严重。晁错的募民实边屯田建议，一举而三得，文帝当然乐于接受，而武帝、宣帝以后在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中，广泛推广屯田措施，取得巨大成效。一般的秦汉史论著中，都把屯田放在经济项目下，殊不知屯田在军事中，处于重大战略地位。故《太平御览》把屯田收在“兵部”之中，是有充分道理的。其三，建议寓军于民。晁错对文帝说：“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晁错此项建议，实际是管仲“寓兵于农”的翻版，但晁错最后加上一句，这样“寓军于民”的组织，“不得良吏，犹亡功也”。这句话非常重要。

其四，建议以夷制夷。即联合四夷以制服匈奴。晁错说：“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此建议看似简单，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汉在对匈奴、西域、西羌的战争中，拉呼韩邪制郅支，联合乌孙、康居制匈奴，利用罕羌、儿库羌打击先零羌，都是以夷制夷策略的体现。

其五，扩建骑兵。晁错给文帝的建议中，多次提到骑兵的重要性。汉初与匈奴战争，吃亏的就是汉以步兵对匈奴的骑兵。刘邦与匈奴的白登之战，双方兵力基本相等，就是因汉是步兵才败给了匈奴。汉初贫困缺马，“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根本就没条件扩建骑兵，到文帝时国力逐渐充实，晁错就建议文帝“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颁布了“马复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始造苑马以广用”，“苑马，谓为苑，以牧马”。又《汉书补注》引钱大昭曰：“边郡有六牧师苑，养马三十万匹。”说明养马问题已引起汉政府的重视，故汉武帝征匈奴时，动辄出骑兵几万、十几万，可以实现绝漠远征，这些都与晁错建议养马，文景二帝下“马复令”，扩建养马苑有密切关系。

其六，重视选将、练兵。晁错根据兵法提出“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同时他提出四项兵家最重视的要点：“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笔者认为在“四要”中，从君主角度讲，择将是最重要的。只要选好良将，士兵和兵器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从将的角度讲，严格操练士兵又是最主要的。晁错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不及，避难不毕，前击后懈，与金鼓之旨相失，此不习勒兵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其大意是说，士兵不经过严格训练，不服军规，起居不一致，动作不整齐，有利时机掌握不好，避难不尽，前面奋击，后部懈怠，进退不合指挥，这都是将领不会训练士兵的过错。这样的军队，百不当十。至于武器装备不管用，这是将领不看重军备器械的祸患，这样装备的军队五不当一。晁错把有关选将练兵的重点，都放在选将之上，有了良将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汉武帝即位时，国内诸王动乱已经平定，中央集权制已经加强，经济发展，国力雄厚，边防日趋巩固，骑兵逐渐扩大，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具备。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匈奴骑兵入侵代郡、雁门一带，武帝采纳大行王恢的建议，引诱匈奴深入马邑，准备以三十万大军打歼灭战。匈奴入境后发现了汉的阴谋而遁走。汉的马邑之谋虽以失败告终，但从此汉与匈奴就开始了正面战争。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从元光二年开始，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先后共出征十余次，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共有三次。第一次大战发生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冬。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派卫青、李息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大败匈奴的楼烦、白羊王于河套以南，得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收复河南地，解除了匈奴对汉首都长安的正面威胁。西汉在此设朔方郡和五原郡，并下诏募民屯田，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后勤基地。

第二次大战发生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匈奴万余骑兵攻入上谷，杀数百人。翌年三月，武帝派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胭脂山）千余里，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余级，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兵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连山，得匈奴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十余人。汉的两次出征，对匈奴的打击极大。匈奴人哀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祁连山是匈奴畜牧要地，失去后，对匈奴畜牧经济有重大损失；焉支山出产胭脂，失去后，影响妇女化妆。“无颜色”是双关语，有连妇女也觉得不光彩之意。

匈奴西部一年内连受两次沉重打击，匈奴单于责怪西方统帅浑邪王、休屠王无能，并欲给予处罚，引起西方二王的不满。二王决定降汉，后休屠王反悔。浑邪王遂杀休屠王，率四万骑兵投降。汉政府遂把匈奴降人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号称“五属国”，而在浑邪王原统治地区，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河西四郡建立后，就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为汉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由于浑邪王降汉，”陇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诏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可见，第二次关键性大战役，对汉与匈奴双方的影响是多么巨大。

第三次关键性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匈奴军虽遭多次沉重打击，仍未停止南下掠夺。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侵入右北平（今河北平泉县）、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各数万骑，杀掠千余人。武帝决定反击，重创匈奴。出征前，武帝召集群臣商讨进攻策略，根据匈奴以为汉军不能深入漠北的估计，决定这次一定进军漠北，给匈奴一次致命打击。于是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及私从马四万匹，步兵和后勤运输者数十万人，进攻匈奴。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两路分击匈奴。匈奴谋士赵信听说汉军要绝漠远征后，对单于说：“汉兵既度幕（沙漠），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于是匈奴军就把锱重撤往沙漠以北，以精兵留在沙漠以南准备与汉军决战。

卫青出塞千余里，进入沙漠区，见匈奴单于陈兵以待，遂环兵车以为营，以五千骑兵冲向匈奴军，匈奴则以上万骑兵迎战，战至天黑大风骤起，沙砾击面，两军互不能见。汉军从左、右翼绕击匈奴。匈奴单于见汉兵众多，士马尚强，知道不能取胜，遂率数百精兵向西北逃去。汉军知单于已逃走，遂派轻骑追杀二百余里，不见单于而收兵。这次战役，汉军捕斩首虏一万九千余级，军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

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右北平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遇到匈奴左贤王东方面军，接战后，匈奴军大败，汉兵俘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掠获胡虏七万四百四十三级，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经过此次远征，“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卫青、霍去病的绝漠远征，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汉军的损失亦很严重。汉军战死者数万人，战马损失十余万匹。匈奴虽已远遁，而汉军也无力大规模远征了，所以自此之后，汉与匈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匈奴把注意力转向西域，企图控制西域，借西域的人力、物力来抗衡西汉。汉政府也注意经营西域以应对匈奴。从总的战局来看，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基本胜利，解除了匈奴对汉的直接威胁，为昭、宣以后进一步打击匈奴，迫使匈奴分裂奠定了基础，为开发西域创造了条件。当然也要看到，汉武帝所以能在对匈奴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也是靠汉初六七十年间的经济积累，国力充实，靠文、景时期的战略准备，靠全军将士的勇猛冲杀，但也不能忽视汉武帝所采取的英明决策和战略措施。笔者认为武帝在对匈奴战争中有如下功绩。

第一，有目的有步骤的战略进攻。武帝对匈奴发动过十多次进攻，而这些进攻，并不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式的被动应战，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的战略进攻。特别是从三次关键性的大战役来看，第一次元朔二年的大战役，目的是收复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首都长安的正面威胁；第二次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大战役，目的是占领河西走廊，切断匈奴右臂，即切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经营西域的通道，削弱匈奴的实力；第三次元狩四年的绝漠远征，是为把匈奴赶至漠北，使匈奴远遁，使汉王朝的北方边境得到基本稳定。

第二，建立后勤基地。这是继承晁错的战略思想，接受文景二帝巩固边防，减少运输劳苦的重要措施，并有新的发挥。如在第一次大战打败匈奴之后，主父偃建议：“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召集群臣议论主父偃的建议，“皆言不便”，但武帝力排众议，采纳主父偃意见，设立朔方郡，筑朔方城，并募民十万口，以实朔方，巩固北方后勤基地。再如第二次关键战役后，“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西北），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武帝采取通渠屯田的战略措施很高明，既解决了后勤供应问题，也解决了战略防御问题，也可用蚕食的办法，逐渐扩展疆域。

第三，选良将，练精兵问题。武帝对匈奴战争次数频繁，动用兵力动辄几万或十几万，而且是多兵种协同作战，如果没有多谋善战的良将和严格训练的精兵，面对强敌匈奴，是很难打胜仗的。古语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武帝对匈奴、西域的战争中，有很多将军参战，如李广、李陵、苏建、李息、公孙敖、李沮、郭昌、路博德、李广利等，他们都立过战功，得过封赏，但他们也都犯有过失，重者被处死，轻者或降职，或免为庶人而后再参战。这些人都不具备统率全军的资历。其中如李广勇冠三军，最被古今人所同情。史称李广“结发（青年）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作战勇猛、经验丰富，被匈奴称”飞将军”，后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因迷路失期而自杀，令人惋惜。其实李广不能封侯挂帅是由他的个人素质决定的。他出身将门，是秦将李信之后，自幼善骑射，骁勇过人，临敌不惧，尤喜以少胜多。他热爱士卒，遇饥渴时，必士卒饮食后，他才饮食，深得士卒的拥护。但他最大的缺点是不重视军纪，“广行无部曲行阵，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莫府省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像这样不讲军纪，“人人自便”的军队是不可能万无一失的。事实上，在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时，就被匈奴所生擒，因装死而得脱，故武帝深知李广的冒险性，不敢把军事实权交给他。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绝漠远征时，李广要求参战，武帝不许，后经李广坚持，才让他以前将军的身份出征，但武帝又告诉卫青：”李广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所以在出征后，卫青就把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为一军出东道击匈奴，李广很气愤，提出反对，卫青不听。李广怒形于色而别，后因东路军迷路而失期（未能按时会师），卫青欲追查原因，李广不愿意面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尽。李广自杀令人惋惜，但也是他任性的结果。汉武帝对李广的弱点洞若观火，故即使李广立战功，也不肯把重要军权交付给他，对其他将领也采取相同的态度。但他一旦发现杰出人才，就及时予以提拔重用，对卫青、霍去病的重用，就体现了武帝的远见卓识。

卫青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以县吏给事武帝姐平阳长公主家。“季与主家僮卫媪通，生青”，所以卫青自称为“人奴之生”。卫青的同父异母兄弟，“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卫青幼年放过羊，年长后曾为平阳公主的骑兵护卫，后又给事建章宫，被武帝提升为建章监，再升为大中大夫。后拜为车骑将军，与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共击匈奴。卫青率军至龙城，斩首虏数百级而还，公孙敖损失七千余骑兵，李广被俘后逃归，显示出卫青独有的战绩，更引起武帝的重视。后卫青三次出征匈奴，均获胜。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第四次大败匈奴，武帝派使臣于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并授予大将军印。卫青从一个公主家奴，提升为建章宫监，再破格提为车骑将军，再于军中拜为大将军，成为全军统帅，这样的提拔需要多大魄力，除汉武帝外，其他帝王是很难做到的。武帝对霍去病的重用、提拔也是如此。

霍去病，其父霍仲孺为平阳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卫）青姊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去病是卫皇后姐姐少儿的儿子，十八岁为侍中，善骑射，两次随大将军出征匈奴，任票姚校尉。因作战勇敢，斩首捕虏二千二十八级，得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捕其姑父，被武帝封为冠军侯。元狩二年，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两次出征匈奴，均大获全胜，武帝更加重视，“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绝漠远征，霍去病战绩超群，武帝决定增设大司马官职，使“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这就使霍去病和卫青同为汉军统帅。武帝见霍去病战功卓著，就想给霍去病修建宅第，霍去病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没有真正爱国热情的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的。武帝对霍去病的提拔、重用，也是不同凡响的。从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以票姚校尉从卫青征匈奴，至元狩四年提升为大司马，前后不足四年，其提升的速度亘古少见。武帝对卫青、霍去病不拘一格的重用，使他们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军事智慧和才能，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辉煌胜利。如果把军事指挥大权交到李广、公孙敖等人手里，任其不按军规，不守军纪，出奇冒险，对匈奴战争的结局就难以想象了。因此，战时选择将帅，是属于战略上的大事，有良将才能练出精兵，这是战争中不变的真理。

武帝是对国家责任心极强的皇帝。他即位后，就念念不忘“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之恨，决意为国家报此大仇，而反击匈奴。但汉武帝也是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皇帝。他不仅外事四夷，而且也内侈宫室，战争打得民贫财困，已出现小规模农民起义。他看到国内危机严重，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为了替自己所作所为辩解，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汉武帝与卫青的谈话，除了有为自己解脱的含意外，说明他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表明他的改革和对外战争都有不得已的因素，现在已是民穷财尽，谁要再像他一样干下去，就是亡秦之迹了。其时桑弘羊正好建议要在西域轮台扩大屯田，武帝借此机会表示“悔征伐之事”，并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罢轮台屯田诏》，说“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并明确指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他宣称此后不再出兵，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目的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以推广代田法，“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从此西汉的经济、政治又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

司马光对汉武帝改变政策，急流勇退，有一段评语：“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辄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司马光这段评语，是从“士”的角度评价汉武帝的领导作用，他还有一段评语，是专评汉武帝一生功过的。他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是宋代史学家，所以敢写汉武帝的缺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武帝还是肯定的。他颂扬武帝能遵先王之道，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年改过，故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说明武帝是一位有魄力、英明果断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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