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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明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场救护和志愿服务。但是，如果没有人道理念的传播，就不可能有志愿服务，更不可能有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蓬勃发展。《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传》一书给了我们生动而深刻的启示。   1852年，24岁的亨利·杜南推动了基督教青年会联盟的成立并担任通讯秘书。设在日内瓦的该联盟成为全欧洲新教教徒联络网的中心，其通讯网络几乎覆盖全世界。联盟通过创建移动图书馆、订阅感化类杂志、组织充满关爱的下午点心会、召开以历史政治道德和宗教为话题的座谈会等方式开展福音宣传活动，联盟至1855年已有2300万成员。 亨利·杜南为联盟编纂了《巴黎基本原则》，1855年8月22日全欧洲的联盟负责人在巴黎通过了该原则，并交由世界各地的338个分区批准认可。在这过程中，亨利·杜南发现了自己通信的天赋和说服的能力，他磨练自己的文笔，把印刷品作为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他著名的《致信仰耶稣——基督的弟兄们》的手稿赢得了无数成员的加入。1856年，亨利·杜南加入读书会，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写作功力，同时也结识了后来共同创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古斯塔夫·莫瓦尼埃、阿皮亚和杜福尔将军。1857年，他出版了记载一次旅行的《突尼斯摄政概述》，书中显示了他对与基督教不同的另一种文明——伊斯兰文明的理解，该书被突尼斯授予国家荣誉勋章。 1859年6月，为了扩大在阿尔及利亚的商业活动，亨利·杜南带着杜福尔将军的推荐信，去意大利北部找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6月25日，他路过才结束索尔弗利诺大战附近的小镇卡斯蒂廖内，看到数以千计的伤员等待抢救，他立即施以援手。这一天，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孤立的救援人员”。 26日，在当地妇女的帮助下，亨利·杜南组织起最紧急的救护：为伤员提供吃喝、包扎伤口、清洗流血的躯体。他还派自己的马车夫到布雷西亚买了药品、衣服和烟草等用于施救。当地妇女们纷纷仿效他不分国籍的抢救伤员、学着他的样子大喊着“大家都是弟兄！”一个充满人性大爱的救护活动争分夺秒地开展起来。 经历索尔弗利诺战役之后，亨利·杜南找军事专家搜集资料，撰写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描述了战役的进程、残酷而惨烈的场面和伤员缺乏救护的悲怆以及志愿者们感人的无私行为。 他用14页纸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两个天才的设想建议：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和签订一个保护伤兵救护人员的国际公约。该回忆录1861年11月自费出版，第一版印刷了1600册，标题页上写有“非卖品”。他“不仅仅满足于将第一版书赠与朋友和熟识之人，还将书送交欧洲各宫廷和他在社交生活中接触的杰出人物。” 这相当于一封“致世界伟人的公开信”，杜南将书寄给大使馆、著名的将军、医生、作家、慈善家等。一个月后，他修改了扉页并增添了一篇简短前言形成第二版。为引起公众注意，1863年2月又发行了3000册大众版本，并摆进了书店。他还还促成了荷兰语、意大利语、瑞典语俄语、西班牙语等翻译版，该书三次被译成德语出版。 杜南“同样懂得聚焦新闻媒体”，《日内瓦日报》《一年到头》等报刊发表书评、介绍或者长篇刊载《索尔弗利诺回忆录》的摘录，《辩论日报》将该书介绍给整个法兰西。《索尔弗利诺回忆录》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军官、教士、历史学家、哲学家、银行家、上流社会女性纷纷赞扬他的作品，有13位君主向杜南表示了“特别关注”。 虽然人们赞扬杜南的伟大提议，但多数人认为杜南的设想难以付诸实践。甚至连曾任过日内瓦公益会主席的杜福尔将军和军队护理部门的权威人士南丁格尔都不相信并提出许多质疑。 1862年12月8日，杜南申请成为日内瓦公益会成员，他和日内瓦公益会主席古斯塔夫·莫瓦尼埃开始千方百计推动提议的实施。1862年底，莫瓦尼埃在日内瓦公益会上提出要让国际公益大会关注伤兵救护情况和成立伤兵救护组织的提议，但被杜福尔将军等人以不符合公益会的职能而否定了。 1863年初，杜南和莫瓦尼埃又试图争取将提议列入1863年9月将在柏林召开的国际公益大会议程，同样被大会组委会拒绝。两次失败并没有使他们气馁，1863年2月9日，莫瓦尼埃使日内瓦公益会全体大会同意组成一个小型委员会，专门研究杜南的提议。2月17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任命杜福尔为委员会主席、莫瓦尼埃为副主席、杜南为秘书，还有医务界的两个代表：阿皮亚和莫努瓦。从此，五人委员会（即后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式诞生。实际上，五人委员会当初的职责只是根据杜南提议撰写一篇文章，争取提交柏林公益大会磋商创建伤兵救护组织的事宜。 在这期间，作为委员会的秘书，杜南到法国等地推广宣传《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与文学界、新闻界、外交界、银行界和宫廷广泛接触，让人们知道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和所开展的活动。1863年8月，在得知国际公益大会取消召开后，五人委员会决定自己在日内瓦组织一个相似的会议。杜南和莫瓦尼埃向欧洲各国政府和军界、医学界和慈善界要人寄发信函，邀请他们参加五人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旨在研究成立伤兵救护组织。并随函寄去一份《和解协议草案》，阐述了国家伤兵救护委员会、国际委员会的职责、救护人员与军队的关系以及统一标志等方面的概念。在此期间，杜南还以“在日内瓦的瑞士代表”身份参加了1863年9月6日至12日在普鲁士首都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统计学大会，该大会其中一组由军医组成，他们将比较平民与士兵的卫生统计数字。由于杜南提议的支持者——荷兰军队外科医生巴斯汀的宣传，大会结束时对杜南的尝试表示感谢，并祝愿日内瓦五人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能有助于减少战事所必会导致的健康和生命的牺牲”。 以此为契机，杜南先后拜访了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符登堡、黑森、瑞士等国的国王或大臣，宣传五人委员会即将召开的会议并得到了支持。萨克森王国国王表示：“我将尽我所能，因为一个不加入这项人道主义事业的民族将被欧洲的公众舆论所放逐。” 杜南的主张得到了如此广泛的理解和共鸣，对日内瓦的五个瑞士公民组成的民间组织的邀请，有36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4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于1863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会议决定：敦促各国建立伤兵救护委员会。不仅救护伤兵的机构和人员应该中立化，就是伤兵本人也应中立化。采用白底红十字臂章作为志愿救护人员的识别标志。至此，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方向得以确立。  1864年5月，杜南在法国巴黎争取一些有影响力的知名人士的支持成立法国的伤兵救护委员会。5月25日，他发表了一个演讲，对将组建的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和委员会的章程草案做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促成了法国临时委员会的成立。他还通过瑞士驻巴黎的大使与日本大使建立联系，通过宣传说服，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建立国家红十字会的国家。1864年上半年，杜南发表了《战场上的慈善》，这是一本类似战场慈善运动演变编年史的图书，随着运动的进展不断有新的修订增补版。 1864年6月6日。瑞士联邦政府邀请有关国家参加外交会议。16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8月8日至22日的日内瓦外交大会，其中12个国家授予代表签署条约的权利。在签署最终文件的那一天，日内瓦政府恰好举行选举，失败的一方引发一场骚乱，拿起武器冲击州政府大厦。杜南向示威者们说明欧洲的外交官们正在召开一个人道会议，得到闹事者们的理解，使第一个日内瓦公约签署和大会闭幕式得以顺利进行。杜南两个天才的建议终于成为现实，标志着国际性的红十字运动诞生了。 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诞生的曲折坎坷历程中，可以看到人道理念的传播多么重要。因为红十字会不可能靠行政权力、更不可能靠武力让人们接受并遵循红十字会的理念和原则，只能通过宣传和身体力行的示范来唤起人们心底最柔弱的部分：恻隐之心、同情之念、人性之爱。把点点滴滴爱的火苗汇聚成社会大爱，红十字运动便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 与150多年前相比，当今的宣传载体、手段、途径和方式方法要丰富、便捷、迅速得多，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规模和发展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我们仍要学习和发扬杜南以宣传开路的理念和不怕挫折、锲而不舍的传播精神，每个红十字人都应是红十字文化的践行者和传播者，要不断磨练和提高宣传的基本功，创新方式方法，方能汇聚更多的人道力量，为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作者系江苏省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 本文出自《中国红十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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