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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1155？～1121？年）认为唐代书法因为科举制度的原因损伤了书法的艺术性，他在《续书谱》中说：“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29]。并进而认为颜真卿和柳公权对艺术性的损害是空前的，“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虽然他承认颜、柳有自己的面貌并且影响了好多人，但却因此魏晋风规扫地，他说：“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魏、晋之风规，则扫地矣”[30]。 郑杓撰、刘有定注《衍极并注》中曾批判颜真卿的行草书说：“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李西台辈以行为真，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道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31]。大概他认为颜真卿的行草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并不是行草本来的“体制”。 项穆（约1550～约1600年）《书法雅言》中谈到颜真卿通常和柳公权并称，其对颜真卿的书法基本持批判态度。首先他认为书法应当以“清雅”为主，他说“考诸永淳以前，规模大都清雅，暨夫开元以后，气习渐务威严。颜清臣蚕头燕尾，闳伟雄深，然沉重不清畅矣”[32]。他没有完全否定颜真卿，但是“清雅”却是文人书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对这一概念的否定意味着项穆基本态度上对颜真卿的书法并不欣赏，他又说：“颜清臣虽以真楷知名，实过厚重。”[33]进而认为“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34]。项穆用古代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清雅”否定了颜真卿。 宋曹（1620～1701年）在《书法约言》中论及取法问题，认为从一般学习的角度，颜真卿是不足取的，颜书只适用于“朝庙诰敕”，应当学习锺、王，他说“欧、颜诸家，宜于朝庙诰敕。若论其常，当法锺、王及虞书《东方画赞》、《乐毅论》、《曹娥碑》、《洛神赋》、《破邪论序》为则，他不必取也”[35]。在他看来“常”是一个对书法评价很重要的标准，“常”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普遍规律，而在这一点上颜真卿并没有他所推崇的几种范本所具有的特点。 朱履贞（1796～1820）在《书学捷要》中持和宋曹一样的观点，认为颜真卿书法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颜鲁公正书，沈厚郁勃，碑字偏于肥”[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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