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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若干年前，读过一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上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位日本的老学者，鼓励其国内的文学青年学写古诗，而且建议开始时可以不合韵律，逐渐过渡。 对比之下，国内的老先生们呢？他们动辄就批评青年诗人学写的古诗不平仄，不押韵，尤其不合中华新韵。须知，这中华新韵据说比古人的韵律要求都更加严格，它严重束缚了不习惯古代汉语的青年诗人在古诗创作上腾挪的空间，它在某些字词的音韵要求上与古音不符，大大破坏了古诗这一文学形式的美感，也破坏了积淀千年的文学基因。 因而，千万不可手执中华新韵这一狼牙大棒，上来就将热爱古诗创作的文学青年打死。为了繁荣古诗词的创作，建议国人不妨学学日本的那位老专家，留些适应与过渡的空间给年轻人。 二 据说，中国旧体诗词讲究声韵之说，是南朝齐梁年间，不入流的御用文人沈约提出“四声之说”才开始的。后来东瀛小鬼子的某和尚又将其完善为“八病”，将声韵之说更加严格化了。 窃以为，这“四声八病之说”作为古诗词创作的参考即可了，万不可奉为圭臬严格执行之，否则，讲究多了，灵动之气就少了，创作时的情趣更是荡然无存，写出来的作品读起来也就形同嚼蜡。 不信去看看沈约，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笔下产生了哪些让人吟咏千年的良词佳句？文学史留给沈约的篇幅，只有一带而过的四声之说。 三 纵观古诗的发展与流变的历程，你会发现，越往后与现代接近，越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因为中国旧体诗词越来越沉迷于平仄与格律的推敲，中国文人越来越流于形式上的雕凿巧砌，中国文学越来越划地为牢，被束缚于自我精心编织的思想与体制的桎梏中无法自拔。 没有了激越豪情与幽思愤慨，文学作品也就失却了磅礴的大气。思想性没了，再怎么讲究技巧，艺术性也会大打折扣。 四 谈及旧体诗词的创作，有两位代表时代最高峰景的大诗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妇孺皆知的李白和苏轼。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那铁笔横戈的诗作，但那些文艺批评家们似乎有意忽略了一点至关重要的信息。 李白的作品天马行空、任意悠游，却多是古风，几无格律诗。苏轼词作豪放洒脱，却多有不拘于词牌限囿之处，在属于他的文学时代里，引来不少同辈词人的病诟。甚至后来的好事文匠，也喜欢以此敲打他。 五 “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白云起，四海五湖皆一望。”这时明代风流诗人唐伯虎的佳作，被人传咏了五个世纪了。之所以这油滑之作有如此大的文学魅力，皆是因为唐大才子秉一颗放荡不羁的赤子之心，随性而为此诗以傲俗世，其风情气魄自是不同凡响。 反观明清其他诗人，推据考究之功甚谨，足以传世之作尤稀。究其原因，当然是归于是否以真性情去从事创作了。所以说，文学创作，尤其是诗词创作，感到笔端鼓胀时方可挥毫，无灵感时莫得动笔，动笔也是堆砌出来的残次品，连自己若干天后的鉴赏关都通不过。 六 有当代学界某些人士指出，中国古诗词真正的创作高峰在清朝，说是清词之工甚于宋词。但高压之下，岂能有不畸变残乱之理。 满清王朝开历史倒车，它是野蛮愚昧的农奴制社会，又有残暴血腥的文字狱毒策，因而清代文人笔下缺乏才子的飘逸与士子的硬朗。因为害怕迫害，清朝的文艺界缺乏一个清字，所以清朝的文艺作品工而不清。 纵观大清一朝，绝大多数名重一时的才子们后来都乏善可陈。反观有悖于时流的扬州八怪所创作的诗画却历久弥珍，对于清朝的老夫子们来说，不可谓不是一大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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