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为何如此痛恨方孝孺，非“诛杀十族”不可？

历史上，被“灭九族”并不鲜见，可是被“灭十族”的，极其罕见，方孝孺便是其中之一。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父亲方克勤，是洪武年间的一名奉公守法的官吏，在《明史·循吏》中自有传记 。方孝孺年幼时十分机警敏捷，两眼炯炯有神，每天读书超过一寸厚。乡亲们称他为“小韩愈”。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时，太子早死，皇太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的“洪武”年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秋七月，召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终于从那个摆满了儒学经典的“正学”书斋，走到了明朝政治的前台。

次年，又升任为侍讲学士，成了建文帝的近臣，国家重大的政事皇帝都要向他询问。朱允炆临朝，百官奏事，决定群臣的面议可否施行时，朱允炆有时命令方孝孺趋身屏风之前批答文书。

当时修撰《太祖实录》以及《类要》诸多典籍，方孝孺都担任总裁。更定职官制度时，方孝孺的官职改为文学博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朝廷议定讨伐，诏令、檄文皆出于方孝孺的手笔。

朱元璋在位期间，为御侮防患，曾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

建文帝上台后，开始“削藩”，周、代、岷、湘、齐等藩王先后被削夺，“湘王自焚，余皆废为庶人”。但进一步想削夺其中势力最大的藩王朱棣时，大麻烦出现了。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

朱棣占领南京后，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也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望来收揽人心，没有杀他，屡次派人到狱中招降，希望由他撰写新皇帝即位的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

最后朱棣强行派人押解方孝孺上殿，方孝孺披麻戴孝而入，悲恸而极，哭声响彻大殿。

朱棣走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取忧苦，我的打算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的方式。”方孝孺问：“周成王在哪里？”朱棣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朱棣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回头示意左右侍者授予方孝孺纸笔，说道：“诏示天下，非得由先生您来起草不可。”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死就死了罢，诏书我绝不能起草。”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

方孝孺有位兄长方孝闻，他致力学问，举止淳厚，先于方孝孺去世。弟弟方孝友与方孝孺一同赴刑场，赋诗一首而死。妻子郑氏及两个儿子中宪、中愈事先自缢身亡，两个女儿跳进秦淮河溺死。

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方孝孺被“诛杀十族”。

初见“诛十族”于祝枝山《野记》，一般认为非正史。

《明史·方孝孺列传》是“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也就是说明成祖只杀了方孝孺父系一族。另一则史料《立斋闲录》：“今校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监簿除前编缺坏外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族叔文度文恭海敏族侄谅经良族弟希定希崇希用希善族侄孙起宗起成起庄小荀居安渊胜族孙崇俭等”。也记载被杀之人为方家父系这一系的，没有有母系和妻系的人名被列出。与《明史》中记载的“（杀）方孝孺，并夷其族“可以相互印证。

《明史·方孝孺列传》并未记载被灭十族，株连坐死847人（一作873人）等字眼，但明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传》、《明史纪事本末》、明末乡贤大家黄宗羲的《方正学孝孺》、《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等大量文献记载他却被灭了十族。

另外，崇祯年间编纂的《熹宗实录》也记载了方孝孺被夷十族的故事，而且还记载了当年方孝孺的幼子被人救出，逃出生天，假借余姓延续方姓一脉，至天启二年，方孝孺十世孙伏阙上书以闻，得以赠恤的故事。

但在史学界，很大一部人认为，所谓诛十族只不过是后人为了造成戏剧性的效果，夸大事实所产生的。

事实上，方孝孺之死到底是舍生取义，还是愚忠，近代史学界也说法不一。

首先，就算方孝孺接着为成祖做事，也算不上失节，因为他不是投靠了异族或敌国，就连服务对象的姓氏都没有改变，就像成祖所说的这是他的“家事”，就好像历史上一代良相魏征。所以未必遗臭万年。

其次，方孝孺应该怎样去死的问题。当金川门破之日，他面临三条选择：降，逃，死。“逃”，不失为一种进退自如的选择。连建文帝都逃了，你为何不逃呢？既然以身殉难，死法很多，可以自刭于家，自沉于水，甚至于金銮殿触阶或触柱自杀而亡。朱棣对他“城破之日，必不降附”早有思想准备，估计也不会引发怒火万丈，更不会导演出“灭三族”、“灭九族”，乃至“灭十族”的悲剧。

最后，我们说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死法？严格地说，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决心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死来成就自己的名节。登殿，“披麻戴孝”，“哭声响彻大殿”；问答，针尖对麦芒，反宾为主，步步紧逼；写诏，大书“燕贼篡位”，然后“掷笔于地”。逼得朱棣不得不脱下礼贤下士的伪装，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如果真像某些书中记载，当勃然大怒的朱棣用“灭九族”进行威胁时，方孝孺竟说：“灭十族又如何？”那么。他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但已经“慷”他人之“慨”。

既然他决心为自己的主子殉葬，又知道朱棣皇位不正，又何必搭上这八百七十三条无辜的生命呢？

正如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就指责方孝孺说：“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

一个“激”字，点明了问题的关键。

面对朱棣，方孝孺言行举止，简直是唯恐其不怒，唯恐其不杀，唯恐其杀之不多；而杀得越多，就越能彰显朱棣的罪恶，就越能展示自己的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