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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老枪 2017-06-26
 作者简介 王传斌,中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使。1922年出生于山东莱芜市牛泉镇鹁鸽楼庄。1933年参加党的“少共”组织,1937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8年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加入八路军,转战于沂蒙区。1948年任中共鲁中南青委委员。解放后,先后担任山东省共青团委员会常委,山东省团校教育长、副校长,共青团中央统战部、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团中央委员。6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亚非团结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从70年代起,先后任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圣马力诺共和国总领事;中国驻尼日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巴基斯坦特命全权大使。80年代末,任全国老龄委员会副主任。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前大便王传斌的长篇回忆录。作者在八十岁以后,用了6年的时间,以抱病之身,依靠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记忆力而著成。
本书时间跨度超过80余载,作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详尽描写了参加“少共”、投身抗战、参加沂蒙根据地建设和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亲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过程,讲述了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共产党干部、共和国外交官的历程,反映了历史变迁的一个侧面。
本书的空间跨度也十分惊人。作者生长在农村,参加八路军负伤后转到地方,长期在根据地做群众工作,解放后转入城市做团的工作,后调入团中央。以后又做外事工作,成为外交官。进入老年后又做了十年的老年工作。先后到过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一些国家。作者以其较丰富的阅历、漫长的工作经历和广泛的人脉关系,通过朴实坦诚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作者所处的环境,来到作者生活的年代。
80年来,作者接触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人物,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细致刻画、记录了许多人的生活片段,有家乡的父老乡亲、有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有战友和同志,其中也不乏名贯中外的大人物和令人景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些都使本书具有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精彩片段
我于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为莱芜市)鹁鸽楼庄一个极为贫苦的家庭。莱芜县位于泰安市东面约九十余里,鹁鸽楼庄在莱芜县城西南约三十多里地,从驷马河过大汶河,再经牛泉、西上庄,翻过一道山岭就到了。村南是挺拔的云台山,大约有七八百米高,较平的山顶,特征很明显,在泰莱公路上远远地就能看到。山顶早年建有高大的庙宇,后来倒塌。以前,每年农历三月三人们来此登山拜神,一些商贩、艺人借机来此形成庙会。据说这些年人又多了起来。村东边和西边各有一座小山,鹁鸽楼庄就在三座山之间的山坡之下。一条清清的小河从东南山峪流下穿村而过,把整个村子划成河北、河南两块,再往西北一直流进了大汶河。这就是我的故乡,从出生一直到十五岁我是在这里度过的。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曾到过国内的许多省份,走过许多村庄;也去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有些地方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比来比去,还是最喜欢我的故乡鹁鸽楼----这个生我养我培育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我村为何定名为鹁鸽楼,已无从考证,只记得我幼年时,村西南有些破烂倒塌的乱石屋子,人称此处为破庄子,看来象是被人遗弃的地方。记得在1930年夏初,我和刘子云在东山坡玩得高兴上来,对村里的许多情况作了一番议论,详细地计算过当时我村的户口、人数,共计约104户,700多人。全村富裕或比较富裕的户是少数,有两三户有雇工,也只是雇一人,待遇很低,一个雇工每年挣的工钱也仅有几百斤粮食。贫苦户占多数,有些是赤贫,靠要饭为生的七八家,因穷困娶不上媳妇的有二十多人。当时全村只有大学生刘仲莹一人,县立师范生窦子顺一人,无一人考入高等学堂(即高小)。村里识字的没有几个人,来了信或要写信,只能请村里小学的教师代劳。全村只有刘仲莹不定期地订一份报纸或刊物(以后才知道,这是他掩护秘密通信的手段)。文化娱乐更是不用想,村里穷得没有搭台子请戏班子来唱过戏。那时,村里有暖水瓶的仅刘仲莹家,除了他家有一座青瓦顶的二层小楼外,全村老百姓住的都是青石土坯搭建的草房。这就是那个时期鹁鸽楼庄的基本情况。1948年我在离家10年后第一次返乡探亲时,又和刘子云谈起了这次谈话,他还记得许多。
据村中王家祖坟的石碑和族谱记载,鹁鸽楼庄王姓家族原籍山西洪洞县,在明朝洪武年间,经河北枣强县野鹊村迁徙至莱芜高家洼,后历经岁月流逝,时局动荡,人口繁衍,用了几代人的时间,经茂盛堂、积家庄等地,最后,我们这一支才落户鹁鸽楼庄,世代以务农、织布为生。
我的父亲王瑞勤是一个农民,弟兄四人,他排行老四。大伯父娶妻生子,后代仍居住在鹁鸽楼庄。二伯三伯因家境贫寒,娶不到媳妇,都是在青壮年就悲惨去世了。我父亲幼年靠讨饭糊口,稍大即做长工,干活卖力气,为人诚实。当时,一位好心的老人对我父亲说:老四啊,你光在人家帮工干活,多少年也难娶上媳妇。你得改变办法盖房子、开荒种地啊。父亲听了指点后,除了继续干些零工挣钱外,便起早贪黑地开荒种地,自己挖石头,盖起了一间低矮的小屋,以后生活稍能维持,深得邻居老人们的夸奖。因此才有人从中撮合说媒,直到中年才娶到我母亲,从此算是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幼年外出讨饭曾到过蒙阴、沂水、费县等地,抗战期间,我在沂蒙区工作,虽地处偏僻,他也能找得到。我问他怎么能知道这些路?他说,小时候要饭曾到过沂水的沂汶庄、夏蔚,费县的仲村等地,那些村庄大,能要到饭吃。
记得在我幼年时,各个山上都有不少树木,以柿子、花椒树居多,各家祖坟地上种的是松柏树,有的长得很大。村里有不少已经活了几百年的槐树、榆树,高大粗壮,各种小鸟飞翔其间、生息繁衍,特别在春夏之交,还有许多候鸟到来,清脆婉转的啼叫声回荡在寂静山村的上空。山上经常能看见成群的野山鸡穿行于树丛中,一群有几十只,它们飞得不远,可跑得极快,很难捉住。在刘仲莹家的东院还有全村唯一的一棵楸树,这是一种高大挺拔的落叶乔木,春天,开一种粉红色带紫色的喇叭状的花朵,花落后长成形状似小汤勺的样子,我和小朋友拾来“过家家”用。刘圣先家曾有一棵高大的针叶松,后来被砍倒卖掉,刘家奶奶为此烧纸、焚香,祈祷“免罪”。村里的这些大树从30年代起陆续被杀掉,老一辈人每提起无不叹息、留恋!
大约在1930年,当地政府以强制手段,坑骗一些农民种植罂粟(俗称大烟或鸦片),春季低价卖给种子,并告种植、制作方法,许以秋后高价收买药膏。但到秋后则拒收或以极低的价钱收购,农民惊呼上当,但悔之已晚。我曾吃过间苗拔下的罂粟嫩苗,记得那开得红、紫、白等各种颜色的大烟花,长得核桃般大的大烟头,并在上面用刀划开取白色乳状液体熬制药膏的情形。农民总是上当,谁还相信政府呢?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农村植桑养蚕,织布纺线非常普遍。后来大批的洋布、洋线、洋油、洋火(火柴),甚至一些日本的垃圾、废旧破衣等运进中国,涌向市场,农村里原有的纺织品等被压得价钱太低,织的布、纺的线卖不出去。许多的养蚕户,含泪砍掉了祖先留下几百年的桑树,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植桑养蚕几乎被消灭光,农民的收入受到极大的影响。从老祖宗就使用的银元、铜币被政府强制以纸币所代替,政府借此发了一大笔横财,农民拿到手的则是大大贬值的纸币。因此物价无形中上涨,再加上当时连续几年旱灾、涝灾、蝗灾,祸不单行一齐来,庄稼歉收,大豆减产,不能榨油和制豆饼,迫使村里南北两家油坊停工。有一年大旱,直到立秋时才下了场大雨,眼看秋收无望,穷苦人家只得在山野荒地撒种产量很低的荞麦,以备渡过难熬的冬天,一般农户家吃糠咽菜是家常便饭。麦子产量低,收获少,除了过年和来了重要客人,很少吃到白面。经常吃的是各种野菜,要用刀剁碎才能下咽,记得有一家一年剁坏了两把切菜刀和一块案板,由此可见吃了多少野菜!每到冬季来临,特别是接近腊月之时,人们就忙着进行土地买卖。那时,村里人家女儿找婆家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但决不能明说,女方为女儿出嫁确实需要花些钱财,男方为娶到媳妇,也只得咬牙拼命花钱,这也是当时社会贫困和婚姻制度不自由所致。临近年关,各种要账讨债的先后到来。这些讨债的小伙计,如讨不回钱,就要受斥责打骂,所以就想方设法地讨要。我亲眼看到一位中药房的伙计到一家讨债,这家的病人吃过药后并无疗效,早已去世,死者的妈妈看到讨债者更加勾起想念儿子之情,又哭又闹,讨债者无奈而去。就是这家人,男方已因肝病腿脚肿胀、行动困难,父母还要给儿子相亲结婚,认为“冲喜”可冲掉鬼怪。结果结婚后男方很快死去,女方成了牺牲品,反被诬蔑“命阴克男”。多少年来一大恶习是男人死后女的要守节,虽无明文规定“不能改嫁”,但那些可怜的失去男人的青年妇女极少改嫁。村里有一寡妇守节一生,老年临终时她看见了为她竖立的石碑,上书“节烈可风”四个大字,如此而已。
在家里,实际上我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听父亲说只活了一岁就因病饿而死去了。我四、五岁时,母亲已病了一年多,邻院好心的六奶奶送几个煎饼来,母亲舍不得吃,我和弟弟抢着填饱了肚子。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买药!父亲只得到山中挖掘“益母草”来熬汤治疗,毫无效果,治救无望。恰在此时,我的弟弟无人照料吃不上饭,因感冒发烧咳嗽,很快死去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拍着肚子向我要水喝的样子。母亲随后死去。母亲的去世真是祸从天降,家中一贫如洗,连为母亲下葬穿的衣服都没有,只能买来糊火柴盒的蓝纸,剪成衣服样盖在身上,几根木柴棒用麻绳捆在一起当做棺材。乡亲们忙碌一天,别说吃饭,连口热水都喝不上,我至今还记得刘永兴爷爷大声喊道:老四(指我父亲),实在不能让大家吃饭,就让各人回家,饭后再来!这在村里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我村的习俗是谁家有红白事,众乡亲随份子帮忙,事主家要管水管饭。我父亲以后曾多次说过,实在是迫不得已,对不起大家!那天,父亲在极度悲痛中料理母亲的丧事,顾不上照管我,饿得我手抓生米往嘴里塞,被大人制止。
母亲的死直接打击着父亲和我,但最伤心的还是外祖母,她同样是苦命人,年轻丧夫,她坚信“好女不嫁二夫男”的古训,执意不改嫁,把三个女儿养大并操办着出嫁成亲,还过嗣了一个儿子,很有孝心。当这一切有了着落、心想总算能放下一份心来,不料灾难接踵而来了。贫穷人家的女儿当然嫁不到有钱的婆家,嫁到穷人家还是过苦日子,她的二女儿、即我的母亲结婚后不到几年就染患重病,家里穷无钱医治,不要说营养,连饭都吃不饱。外祖母虽精心照料,费尽了心血,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无望了,只好含泪低声哭泣,此等悲情非笔墨所能形容。我的三姨娘、即他的三女儿也嫁在我村,我母亲去世后不久也跟着去世了。这对她是多么大的打击!我母亲去世后,外祖母始终牵挂着我这个苦命的没有娘的孩子,按照一般情理说,女儿已死,做母亲的太悲伤了不忍心再来看望。可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的冬天,外祖母又来到了我家,她说牵挂着外孙子和你爷们是怎么生活的?她忍着眼泪,一进家门就手脚不停的拆洗、缝补那些破烂的衣物、棉被和鞋子,不然怎么过冬呢?她老人家来的这段时间我家有了生机,回到家里有热饭,能按时回到学校,身上的衣服也干净多了,穿破的鞋子缝补后又穿在脚上。邻居们都齐声夸奖这位老奶奶,多亏了她呀,这么好的心肠!从此直到抗战爆发的那年,她老人家每年都来一、二次,这样的亲人情感世间少有,谁能忘怀呢!
外祖母思念两个死去的女儿,伤心悲痛、难以忍受,在人前则压抑、强忍,背后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的母亲还留下了我这条“苦根”,三姨娘没有生孩子就死去,所以外祖母到我村都是住到我家,从不住到三姨娘家。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送外祖母回家,路上经过我家的祖茔地,在相距约半里地的地方,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我娘的坟墓大声地痛哭起来,我不知所措,也哭起来。我劝她早些回家,可是她坚持要我先走,以免我父亲担心,无奈之下,我一边哭着一边往回走去,太阳就要落山了,在暮色苍茫中她就坐在那里,仿佛和山石溶为了一体,这是我永远铭刻在心中的一个悲伤的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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