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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即将离校的同学们坦诚相见地聊几句肺腑之言。这当然不是所谓的“最后一课”，因为在这样一个被社交媒体日益紧密编织的世界之中，人与人之间要想有真正的“告别”也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然而，我确实想借这个暂时离别的时机，促迫自己认真反省一下，关于智慧与大学的关系，关于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关于你们和我们，关于未来。 其实我也本想来一段催人泪下的煽情表白，然而自己早已过了青春花季，再如此作秀似乎显得不合时宜；同样，我也没办法给出一篇关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宏大哲理，因为我自己也对此充满深刻的质疑。面临晚近以来的大学的危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深切体会，然而，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对此想必会有更为深刻的反省。维特根斯坦曾说，做一个大学的哲学教授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很多人只把这句话当成是一个神经质的病态宣泄。然而，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历程，尤其是进入现代时期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大师开始质疑哲学与大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如尼采这样主动终结教授生涯的人物其实并非罕见。海德格尔1929年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就明确批判了大学的现行的学科体系与教育制度，并由此质疑了“研究者、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是否真的有助于培育智慧，洞察真理。 布朗肖曾说，“哲学家不只是一个传授他所知道的东西的人；…… 导师代表了一个绝对他异（autre）的时空领域。”（《无尽的谈话》）这句话我深有感触，而且每每用来作为指导我自己的教学与生活的格言警句。实际上，相信你们都真切感受到了，哲学系本身、正如哲学系的学生一样，在整个的大学体制之中是相当另类，极为特别的。就此而言，你们每一个人自步入哲学系那一刻开始，就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你从此可以打开一片陌异的时空，一个未知的生命世界，从而与陈旧刻板的教育系统、与单调重复的生活轨道一刀两断；但这也无疑是一种最为深切的不幸，因为从此你就将被打入另册，义无反顾地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我在哲学系十多年的时光，亲手送走了一批批的学生，也亲眼目睹了他们/她们随后的生命历程。不管他们/她们从事的是怎样的工作，经历的是怎样的人生，快乐抑或痛苦，成功抑或平淡，但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打上了鲜明的哲学的烙印。套用一句威廉·福克纳的名作《喧哗与躁动》的结语，正可以说“他们在苦熬（Theyendured）”。然而，这“苦熬”并非是说生活的窘迫，事实正相反，很多哲学系的毕业生都展现出过人的才智，在工作岗位上独领风骚。我说的“苦熬”是持续一生的精神试炼，一句话，在经历过四年（甚至更久的）哲学系的转折乃至断裂之后，你们都无法再心安理得地去过随波逐流、自甘平庸的生活。审慎，反省，乃至质疑，批判，所有这些哲学的气质都将融入你的血液之中，践行于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诚如福柯所言，“真的生活就是另一种生活。……除非改变和彻底变革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否则世界就不能与真理相应。”（《说真话的勇气》） 然而，福柯在这里所说的改变自己并非仅仅是单向度的。事实上，当导师和学生，我们和你们真正进入到一种哲学式的关系之中，同时也就意味着生命方式的彼此转变。当导师为你打开另一片时空之时，其实你们也在为我们打开着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也许，真正的哲学生活，并非仅是一种离群索居的独自冥想，而更应该是思想者彼此之间能够进入的那一片共同-思索（co-thinking）的关系和场域。当年我在高师读书的时候，第一天拿到的入学手册上就赫然写着，所谓大学，并非有大师或大楼，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年轻人固定聚会的场所。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都不再执迷于包装大师、争盖大楼之时，当我们真正能够向你们学习，倾听你们的声音，甘愿被你们改变之时，这才真正是大学面向未来的转变契机。 也正是因此，在这番絮叨的最后，我要代表哲学系的所有教师衷心地向你们所有的人道一声感谢。感谢你们为哲学系带来的深刻改变，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所以我们每次还有勇气去走上讲台，去面对你们，那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还相信着，你们，只有你们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这并非是因为你们高人一等，而是因为你们与众不同。 最后也衷心希望，无论你们未来身处哪一个时空，做着怎样的工作，都能毕生追求着、践行着一种真正的哲学的生活。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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