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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民族大学敬爱的导师佟德富先生八十大寿日。我，一个被互联网册封为大骗子的人，一个被党的一级工委多份文件宣称为劣迹累累的人，自然不能参加导师寿诞的庆祝，因为这会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此，我遥祝导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给导师八十大寿写了几个字，实在是拿不出手，本来就没书法功夫，再加之笔、墨、砚都不凑手，也算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吧。好在这个世界还有心到佛知。 我此生引以为幸之一的就是有（按姓氏笔画排序）丁文镜、朱照宣和陈滨、佟德富几位导师，他们几乎都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大学者，我这都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 如果用“品德高尚”和“学问踏实”这八个字来评价我，应该不算过分；如果说我“在科学上有所贡献”和“在教育上培养了一点人才”，也应该是事实。如果说这属于成绩的话，那么，就是我的导师言传身教的结果。  我1988年同时读北京大学的理学硕士研究生和民族大学的哲学研究生，佟德富先生就是我在民族大学的导师。那时，我只是为自己有这么一位热情、儒雅又学识渊博的导师而高兴，并不懂得我的这位导师。如果说懂得我导师，那也是在我导师退休之后。 人家的导师退休之后大多不干什么了，而我的导师退休之后竟然一本接着一本地著起书来，到了这时，我才突然想一个问题——我导师早干什么了？他那时要是多著几部书不早就赢得泰斗地位了嘛。现在著书与自己的待遇和地位几乎没有关系了。 我结识佟德富先生和李廷贵老师是在1986年，当时他们两位是哲学系的负责人。由于当时国家民委教育司的负责人是我哥哥的朋友，籍此方便，我想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教自然辩证法（当然，这个自然辩证法是清华风格的而不是人大风格的。当时可以开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的老师极少。其实，现在也不多，现在的自然辩证法老师大多是蒙事的）。那时，哲学系和经济系（就是今天的经济学院）等才从政教系分出来，除了几个老师就是两间办公室，也算是什么都没有吧。 今天，哲学与宗教学院（含宗教研究所）可谓规模不小，大师林立，在北京应该说是仅次于北大和人大吧。哲学与宗教学院有今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其中间经历哲学大萧条不说，哲学与宗教学院走到今天的最难在于民族大学的庙太小，引不来大和尚。 牟钟鉴、王雨田这些大腕当时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能够舍弃大庙而到我导师这座小庙是为什么？我理解就是我导师的学问、教育思想和“德富”，当然这“德”之“富”是最重要的。试想，在这个名利世界，我导师视名利如粪土，默默无闻地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哲学系和宗教所的建设中去，这才是真正的“德富”。 我在北大和民大读研究生的第二年，出于对党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毅然发起反腐败运动。那时，在人们眼中丁小平可谓是红得发紫吧，这么说吧，今天装得人五人六的书记、校长们，还有什么院长、首席科学家们大多是跟在我后面打小旗的，可是，我导师从没对人说过我是丁小平的导师。相反，在枪炮和血腥之后，人们惟恐避之丁小平不及时，我导师决不会避他是丁小平的导师。他老人家为我讲公道话，给我往秦城带书，他为此可以不当副校长。  现在，我们这些学生也算是成长起来了，我敬爱的佟德富导师也八十了。前不久他老人家获得了中国哲学会少数民族哲学分会终生成就奖，这应该是对我导师一方面学术高度的一个确切评价。其实，这应该只是我的导师第二个学术高峰的开始，也是他老人家指导我做博学之士的开始。 祝我的导师敬爱的佟德富先生永葆革命青春！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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