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 | 我的写书历程

天和图书馆21tc 20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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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雅讲坛第98活动现场

我写《古代宗教与伦理》

文/陈来

内容来自北大博雅讲坛第98期

写这本书的根子是1987年12月在哈佛。但是那时候我正在准备阳明学的研究，王阳明的书我是1990年4月交稿。然后张先生让我写宋明理学，大概到了1991年完成。今天我就找到一个老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后面出版日期是1990年12月。我在笔记本第一页写“1991年6月启用”，上面两行字我写的是“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考古学笔记”。这个笔记本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笔记。里面是为了写作本书读重要的文史方面的书、人类学方面的书时的感想和评论。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是1991年6月份正式开始准备写这本书。这是我今天早上才找到笔记，没看几页发现，1991年7月15日下午访李学勤先生。当时为准备此书的研究，我访问过李学勤先生，那是1991年7月，那时候他住紫竹院南面的社科院宿舍，跟他谈的内容我记了七八条。其中里面说儒家的“儒”字，说儒就是师。我又发现1991年12月份张光直先生回我的一封信，因为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写一本新书是跟三代文化有关系，请教他。所以他给我回了信，信里问你现在要写的新书是什么书，又说什么时候来美国一定好好谈谈。他信里面有一段话，是他对三代巫文化的想法，我在书里面写了他的观点，但是我没写出处在哪儿，其实是张光直先生的信。有些前辈在引用我的这本书的时候，他不引用我的观点，他就引我书里面没有说明出处的张光直的观点，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到了1992年9月份我们到哈佛开会，那个会是杜维明先生主办的，因为那个会讲诠释，没有邀请张光直先生参加，所以我就跟张光直先生吃了一顿饭，还是讲三代文化。这是最早的缘起，应该是1991年的时候，开始用笔记来做准备。

陈来老师

从我这本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一开始使用的方法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因为书里研究的时代是前哲学时代，哲学还早着呢，不可能用哲学的方法，所以使用很多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当时我就找人类学的书，人类学的书大部分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80年代人类学的书都是民间文艺出版社出，民间文艺出版社社址在西单。后来我就到他们社去找，当时那个社已经基本上停摆了，可是他们出的书还堆在旧址里面，我到那儿挑，很多人类学的书都是在那儿挑的。考古学的书也看了一些，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去看那些太专业的考古发掘报告。2004年我去台湾讲演的时候，当时许倬云先生也在，他没有提问，只是做了评论，说还是应该多看考古学的书。其实我该看的也都看了，最重要的是三大本，第一本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60年代出版的，第二本是80年代出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三本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以考古学里真正能够对思想史有参考作用的、大的研究和结论，在这三书里应该说都包括了。因为考古学有很多细节，跟我们很多问题没有关系。所以考古学方面也做了一些文献的调查和了解，当然最多的还是那几本书里面的。

大概在1992年夏天，我到大连住了两个星期，我一路带的书就是弗雷泽的《金枝》，一个夏天我就是在看《金枝》，开始确立了书的结构框架。中间因为我又编了其他的书，编了冯先生的语录，还编了一本上海文艺的出的冯先生的文集，花了一些时间，在台湾也出了一本书。我本来的专业当然是宋明理学，我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宋明理学已经出了四本书。但是我离开宋明时代，开始同时开展前轴心时代和当代的研究。这本书真正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94年，集中是从夏天开始，一直到1995年春天，春夏之交5月份写完的。本来没想那么早停笔，本来还想继续写的。但是因为当年9月份要到东京大学讲学，所以我就想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稿子写好，本来是想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王阳明的书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先去跟他们聊了一下。我还没拿去稿子，这时候三联许医农先生来电话了，许医农是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当时三联的领导董秀玉女士把她从贵州请来帮忙。她给我打的电话，说你拿书稿支持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吧。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成立的时候我去开过会，他们的宗旨是为新进学者服务的，我那时已经不算新进了，所以想应多给青年学者留一些出版空间。老许说不行，这样的话赶不上上海三联的那套书。我说好吧那就给三联出吧。后来人民出版社说我只是去人民出版社虚晃一枪，就转身拿给三联了，其实我本来是想给人民的。不管怎么说，促成和三联的合作，老许功不可没。

李泽厚先生

然后到1996年5月出版，出版的前一个星期，我在韩国开亚洲哲学会议，中国大陆只有我一个，台湾是黄俊杰来参会，海外是李泽厚。回到北京这本书就出了，出了之后就寄给了李泽厚。李泽厚打电话来说，你这本书一定是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我就记住这句话了。书出了以后一段时间，我就想老许怎么不跟我说稿费的事，等到8月份，我就给老许打电话，我说老许我的书都出了三个月了，稿费怎么着了？他说你老先生不看合同吗，我们现在都改版税了，到年底才结算呢，我说那行吧。第二天老许打电话说你来一趟吧，让我去拿钱，因为董总看了一下，印了一万册，已经卖了8000多，就说给他结了吧。

当时我把新书送给牟钟鉴和吕大吉，牟钟鉴在宗教所待过。因为老牟研究过古代宗教，对道教很有研究，对原始文化也很有研究。而吕大吉在宗教性学科的带头人，研究西方宗教学史，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性著作，我都参考过。吕大吉就对牟钟鉴说，陈来的书写得很好。老牟说没见他研究过原始文化啊，没见以前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因为那个时代有些人要不是做原始文化研究，要么是做原始思维研究，我的研究路数其实与这些有所不同。吕大吉说，他对西方宗教学很了解。所以吕大吉就到处宣传我的这本书。我记得当时96年的时候，我们在密云白龙潭开朱先生的会，当时牟钟鉴和我们北大哲学系一位研究西方哲学和宗教的学者议论说，说宗教学这个概念不知道谁先提出来的。我当时就说这是麦克斯﹒缪勒最早提出来的。可见当时我们有些研究古代宗教、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的人，对宗教学历史本身还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已经摸过一遍了。所以，李泽厚这么一说，吕大吉一表扬，前辈的肯定增加了我对此书的信心。本来我还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我的写法跟以前不一样。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一开始我本来想单纯做儒家思想的探源研究，我觉得以前的研究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一个是把它归结为对“儒”这个字的研究，一个是对“儒”做职官的讨论，一个是语学的，一个是史学的，容易产生混淆，把儒家思想根源的问题，混淆为“儒”的字源问题和职官问题，而跟儒家思想没有关系。后来我的研究就不是仅仅讲这个，而是把它放在整个三代文化，古代文化，特别是古代宗教的演进中，把它放在这个脉络里讲的。我的思路首先是受到张光直先生的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重视三代的巫文化，由此入手。所以我命名古代早期文化为巫觋文化，从宗教学上来讲相当于原始宗教。

因此我讲的并不是破天荒提出一个框架，也是参考了各个学科已有的研究。但是我不赞同张光直先生把三代文化统称为巫文化的主张，主张要讲出了个文化的理性化的进化过程。在1994年的时候，邓正来当时办一个杂志叫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邓正来先生已经去世了。他当时想成立一个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基金，我记得基金是六七千块钱，他说第一个要发给你，结果第一个就给了我。我得提出一个研究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他的杂志发表的文章，叫《殷商的祭祀文化与宗教类型》。我提出殷商文化已经不是巫觋文化，我把它命名为祭祀文化，从宗教学来讲相当于自然宗教。海外学者很关注各个杂志的文章，后来我95年到哈佛开会，当时在哈佛念学位的周勤就告诉我，她是杜先生的学生，因为她的那个委员会里有张光直先生，张光直就把我的这篇文章复印给他的学生们，他把文章复印给大家，说“这是针对我的”。当然他是非常宽容大度的学者，并不是说对我有意见。97年我在哈佛的时候问周勤，你看完我的书以后觉得怎么样，她说我还没有找到问题，但是我总觉得有问题，因为你讲得太圆满了，不应该那么圆满，讲得太严丝合缝了，所以一定有问题，只是我还没找到。

张光直先生

1996年到哈佛开会，我给张光直先生打电话，约他见面。他十一点到的，因为他的帕金森还是很厉害的。我约了刘东一块去的，张先生刚一上来，就一头撞在刘东怀里，他站不住。因为刘东身子还算厚实，一下子就把他扶正了，没事。我就把我的新书送给他，他说我已经有了，最近正在看，他说这是哲学家做的古史研究。后来我的第二本《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引了他的这个话。他说这是哲学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显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的，是理论性比较强的，这是哲学家的探索，比较追求理论性。他说我八点钟就起来赶你的约，他十一点钟过来，三个钟头到的。当时我心里一沉，明显他夫人没跟他住一起，他夫人有病，他一个人住那么远，一个人独立生活，他还开车。他八点钟起来，他要把自己坐好，能坐正，把饭吃了，车还能慢慢开。应该说我各方面都受惠于这些前辈。

北大博雅讲坛活动现场

2004年，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一个讲演，讲演还是讲夏商周文化的演进、宗教的演进。当时史语所的学者提了很多问题，但是没有什么有水准的问题。台湾学者说我们很能提问题，你要小心接招，他们多是为提问题而提问题，也不了解我的研究情况，甚至非常奇怪，一个学者说你说的现象学描述是什么概念。这个用法是这几年学术期刊上经常用的说法，就是不用深入本质，用现象来描述的东西。当时许倬云先生也在，他是古史学者。可是，后来史语所编的《中国史新论》，有一个思想史分册，从殷商到西周的还是请我写的，我写的是前轴心时代。这就说明即使在史语所这样的地方来讲，还是要肯定我们的这个研究。这个是我讲的写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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