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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要背“四书五经”引来儒家弟子的攻击，说我不什么学问。别急，我上一篇只是说了对孔子不敬的话，说他一事无成，不配讲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讲一点学问和历史，儒教是亡国之道，你们更不愿意听，但事实是抹不掉的。 山东是儒家发源地，但是你想过没有，山东素称齐鲁之邦，为什么不是鲁齐之邦。这是对孔圣人最大不敬。但孔圣人也无话可说，因为鲁国就灭亡在儒家手中。 有人说，孔子儒家是治国治世的良剂，对稳定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到底如何，可否让我们对先秦时期的齐国和鲁国进行一个比较，让事实来证明了。 鲁国都城山东曲阜，邻近周朝（河南），地处中原边缘，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社会开化文明。《尚书·禹贡》记载:“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合同。桑上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圣，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靡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鲁国一带曾是殷民的大本营，属经济发达地区；鲁国“得殷民六族”，(《左传·定公四年》)与殷民同居，文化水准亦较高。 鲁国受封人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是周王朝王室贵族，受封鲁国是最重的奖赏，在分封候中离周王朝最近，最为丰厚。受封后，周公旦即摄政周成王。周代奉行“厚同姓，薄异姓”，所以，鲁国原来的政治地位较齐国为高。因为鲁国是同姓封国，所以在政治上享有很多特权。如周天子对其赐有宝器、典籍；(《左传·定公四年》)在祭祖时，还享有奏天子礼乐的特权。 伯禽坚持以周礼治国，在位46年，鲁国的政治经济都出现了新局面。其辖区北至泰山，南达徐淮，东至黄海，西抵阳谷一带，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一个重要邦国。但是，此后鲁国逐步衰退，封地不断被侵蚀，最后困守曲阜一带。 鲁国居平原，土地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所以，鲁国一向具有重视农业的传统，相比之下，工商业则不甚发达。遍查史料，都没有发现鲁国重视发展工商业的记录，而提倡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记载却随处可见。“择瘠土而处之”，“沃土之民不财，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国语·鲁语》)“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国的贵族公父文伯之母，在教子时，标榜自给自足，不但不提倡追逐财利，反而主张到贫瘠的地方去培养“善心”。重农思想在鲁国经济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结果。战国时，连不大的莒国还铸有刀币，而在鲁国因为不注重工商业，所以其货币需求量不大，至今还未发现铸造的铜币。 鲁国是周族谪亲，自然要维护西周政权的统治，孔子的儒家就是鲁国复辟思潮的代表。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克己复礼”，要人们回到过去，不要变革创新。正是这种儒家之道导致鲁国由强变弱，很快灭亡。 写春秋历史的《国语》，“周语”之后就是“鲁语”，排在第二位。可见鲁国最初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战国时代，《战国策》中秦列第一，鲁没有了。 鲁国的历史大体如下：春秋初诸候分封时，鲁国最强，更强于齐国。但其后逐步衰落。春秋时还算大国，战国时已经消亡。伯禽下传九代到武公九年时，鲁国发生变故，直到后来周宣王立鲁孝公为止。孝公下传两代到隐公、桓公时，鲁国再次发生政变。桓公之后到鲁庄公时期，鲁国多次与齐国发生战争。庄公儿子愍公、厘公时期，鲁发生庆父之乱。厘公下传两代到宣公时，襄仲杀嫡立庶，从此三桓强盛。宣公下传三代到昭公时期，三桓发兵攻击鲁君，鲁国公室从此名存实亡。昭公之后的定公、哀公都是被三桓逼到国外流亡死去的。鲁悼公以后鲁国渐渐衰落，到第33位国君顷公二十四年（前249年），鲁国被楚国灭亡。 和鲁国相比，齐国是不毛之地，当时称东夷，属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时常发生战乱，就派姜太公讨伐，连疆域都没有给他划，能占到的地方都是他的。姜太公到达临淄的当天晚上，就有人来侵袭，打了一战。齐国的地理条件很差，属于不长庄稼的盐碱地。但是经过管仲的治理，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一匡天下，九合诸候”，如果不是管仲也是周朝贵族后裔，还有对周朝的一点怜悯之心，齐国可能就统一中国了。一直到战国，齐国都是与秦国抗衡的大国，是六国中最后灭亡的一个。 齐国的强盛就是因为管仲及其后人的变法改革。秦始皇统一也是得益于管仲后代弟子李斯和韩非子的帮助。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两次最发达时期，也都是使用管仲治国方略的结果。 最早意识到鲁国守旧要灭亡的就是周公。 《史记·鲁周公世家》：“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 ，三年而报政周公 。周公 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伯禽是要按照周朝的礼数治国，改变当地的民俗。在用人方面，《汉书·地理志》载:“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浸弱矣。’”鲁国严格执行“周礼”的“尊尊而亲亲”的任人原则。形成了姬姓贵族世代掌权，异姓遭排斥的局面。 《史记·鲁周公世家》：“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太公)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太公)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 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国因俗简礼，让周公看出齐盛鲁衰的趋势。齐国在用人原则上，走了一条和鲁国不同的道路，周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汉书·地理志》)“举贤”、“尚功”成为齐国任人的主旨。所以，与齐君异姓的管仲、鲍叔牙、晏婴和田氏等不但被任为卿、大夫，而且都执掌过齐国的军政大权。 关于齐、鲁文化的不同，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对齐、鲁两国不同文化特征的描述，齐文化属智者型文化，鲁文化属仁者型文化。所以孔子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朱熹注释对孔子这两段话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孔子之时，齐俗急功利，喜夸诈，乃霸政之余习。鲁则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但人亡政息，不能无废坠尔，道则先王之道也。言二国之政俗有美恶，故其变而之道有难易。” 孔子和朱熹都不敢面对齐盛鲁衰的历史实事，更没有勇气承认这种盛衰的根源，就是以孔子儒学和管子齐文化的不同所导致的。管子开创的开放的齐文化，促成了齐国的由弱到强，强盛先秦，而孔子墨守成规的儒文化，导致了鲁国的无所作为，由强变弱，并早早地被吞并消亡。鲁国的短命，说明它没有像孔子所言“仁者寿”，也不是像朱熹所言“有常故寿”，不得感叹：“人亡政息”。 儒教是亡国之道，孔子儒教就导致了鲁国的灭亡。这是历代儒家子弟都不敢面对的历史和事实。 呜呼哀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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