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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惟谦，初唐时人，中宗朝官至宰相，两《唐书》无传，仅两《唐 书·中宗纪》有其入相、罢相的记载：神龙二年（706)正月戊戌, ‘‘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九月丁酉，“中书侍郎、东海郡公于惟谦国子祭酒，罢知政事”。?尽管《新唐书·宰相 表上》‘神龙二年“景龙元年”栏中亦有同样的记载，但不知何 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于氏”表中却漏载于惟谦之世系。所 幸在详载中唐以前姓氏族望的《元和姓纂》中保存有于惟谦家族 的简单世系： 【江陵】状称定国之后，自东海徙焉。唐延州刺史子俊。生惟谦，兵部侍郎、平章事。生光宰、光弼、光嗣。光宰， 都官郎中。侄光伟、光业、光进。 虽然于惟谦位极人臣，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史家给予他的笔墨实在是少得可怜。居相位一年零九个月的他，全部的人生只有这两行拜相、罢相的简短叙述文字，虽然《唐会要》卷一、《册府元龟》卷七二《资治通鉴》卷二〇八亦有于惟谦任相、罢相的记载，但都很简略,大体与上引两《唐书》所叙吻合。除了《元和姓纂》有于氏简略的家世记载外,在众多的唐代传世史料中居然难觅其活动的身影，他犹如谜一般出现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转瞬又隐入历史的长河中。近世以来，于惟谦家族成员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于惟谦及其家族世系的新线索，本文拟用新获墓志文 献,结合旧有史料，探究于惟谦家族阙载的史实，重构其失落的谱系。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史的回顾 其实早在北宋，即《新唐书》成书不久，吴缜已经在《新唐书纠谬》卷一一指出“于惟谦相中宗而于氏表不载”，但吴氏并未做 出任何考证。 随着新材料逐步被发现,学者们对该间题的关注与探讨不断深入。清人王昶在《金石萃编》中首先揭出《大唐朝议大夫行闻喜县令上柱国临淄县开国男于君请移置唐兴寺碑并序》，碑文载： “时县令朝议大夫东海于公,名光庭，即银青光禄大夫、瀛（瀛）州刺史、东海郡公士俊之孙;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东海宪公之第五子也。”王氏考证：“县令于光庭，为东海郡公士俊之孙，东海宪公第五子。两《唐书》俱无传，以《唐书·宰相世系表》考之，俱不载其名，大抵与于志宁等不同系也。然《世系表》 中如知微、克勤却封东海郡公,殆是爵偶同耳。《山西通志·名宦 卷》光庭亦无传。” 因碑中未明言于惟谦即于光庭之父，王氏亦只从两《唐书》传 缸《新表》入手考察，未能发现两人的这种关系，仅认为该支于氏 与“河南于氏”中于志宁等不同系而已。 后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中亦对该碑所载世系进行了考证： 右《移置唐兴寺碑》，在闻喜县。碑称“时县令朝议大夫 东海于公,名光庭，即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刺史、东海郡公士俊之孙;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东海宪公之第五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不载东海宪公支系，惟《宰相表》：神龙二年正月戊戌以中书侍郎于惟谦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和姓纂》：“唐延州刺史子俊。生惟谦，兵部侍郎、平章事。生光宰、光弼、光嗣。”子俊即士俊之讹，东海宪公即惟谦矣。惟谦五子，《姓纂》止载其三，故无光庭名。 洪氏揭出了于光庭与于惟谦的关系，并引《姓纂》的记载考证碑文中之东海宪公即于惟谦，并藉此碑纠正《姓纂》所载其父“于子俊”是“于士俊”之讹。 岑仲勉在《元和姓纂四校记》中综合前人研究，勾稽相关文献资料，对《姓纂》该条详加考订，多有补证： A〔岑校〕唐延州刺史子俊《移置唐兴寺碑》称瀛州刺史东海郡公士俊(《萃编》七一）《平津记》五云：‘子俊’即 士俊’之讹。《千唐·于偃志》：“曾祖士俊，银青光禄大夫、 瀛州刺史。” B〔又〕生惟谦兵部侍郎平章事 惟谦《旧、新书》均无传《新世系表》亦缺。据《塘兴寺碑》，则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东海宪公也《旧书》七，惟谦以神龙二年正月相，三年九月罢。《千唐》李素规撰《武宁令于季文志》：“高祖惟谦，皇朝金紫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 下三品，封东海郡开□口□。曾祖光嗣，皇太中大夫、泗州刺史。祖棻，皇朝散郎、□州司仓参军。考偁，皇□州录事参军。”季文卒元和八年，年五十七，有子纵、约。又《千唐·凉王府功曹于偃志》（《志》末倒刻之标题无“王”字，是也）云： ‘‘祖惟谦,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光寓，银青光禄大夫、陈王傅。公即光寓之嫡子也。偃卒天寳九载，年卅（？）一。《全文》二四二李峤行制，文昌右司郎中于惟谦可朝请大夫守给事中。《全文补遗》一六《大崇福观记》，圣 历二年作，称司宾卿于惟谦。 C〔又〕生光宰光弼光嗣据上碑志，惟谦尚有子光庭，开元六年任闻喜县令（亦见《全文》二五三苏头制）。又有光寓。 岑氏从浩瀚的传世文献与新出石刻文献中检出多种与于惟谦相关的材料，为解决此间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后来学者受益匪浅。 赵超先生在《新唐书辛相世系表集校》一书中，结合《姓纂》之记载，在‘‘于氏”表中补宰相于惟谦一支世系，并全文引录岑氏《四 校记》之考证，但未见另有发明。 毛汉光先生在《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中收录《大唐故游骑将军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于府君（贲）墓志铭并序》，揭出于贲与于惟谦的兄弟关系，同样依据《姓纂》及岑氏《四校记》之考证,列出志主世系，虽较赵超《集校》详细，可惜漏掉了于士俊一代,又因不明于贲、于惟谦兄弟之雁叙,列于贲于前为兄。 经过前贤今人的不断努力，学界围绕这个北宋时代已经被人提出的间题，不断揭示新材料，证补旧世系，对唐中宗朝宰相于惟谦之家世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但是受数据匮乏所限,该支世系中尚 有诸多未明之处，颇有可延伸的研究空间。 二、两种墓志资料 《姓纂》所载于惟谦之家族世系起于乃父于士俊，迄于其子侄，殊为简略。加之传世典籍中关于于惟谦及其家世的记载亦属吉光片羽，难以凭此详考其家世，重构其谱系。所幸近代以来地不爱寳，数方于惟谦家族成员墓志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于惟谦及其家族世系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下文所引两方墓志之志主为于惟谦直系亲属，史料价值重大。 1.《大唐故游骑将军守永嘉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国于府君墓志 铭并序》： 于戏，祚必复始，庆延于后；阴德有征，高门自广；世济其美，可略而详。公讳贲，字履谦，东海郯人也，汉丞相于公之后。九代祖禁,魏将军、益寿亭侯。曾祖晟，周壮武将军、南城郡公，宏材命代，英略冠时。祖诠，随长沙郡守、襄城郡公，循良其道，神明其德。父士俊，皇朝使持节延州诸军事延州刺 史、上柱国、东海郡公，赠瀛州刺史……以圣历元年(698)四月遘疾，其月廿七曰奄终官舍,春秋五十有三。即以其年五月权殡于府之廨田，悲夫！九原可作，千龄共尽;龟谋启兆,考卜宅以终安;马鬣因封，见佳城之遽辟。粤以景龙二年（708)十一月廿七日迁厝于洛阳北邙旧茔，礼也。夫人河东柳氏。长子行蒲州猗氏县丞光业、次子天宫寺僧住襌、第三子吏部常选光佑、第四子右千牛光彦等，并慎终追远，天号地擗，恻霜露于行践,悲岁月之遄易。 2.《大唐中大夫守延州刺史上柱国东海郡开国公故夫人胡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讳贞范,安定人……年十有九，乃适于门……至显庆五年(660)七月廿日，使君加朝命，封江陵县君。又垂拱二年(686)二月廿一日，改封安定郡君。使君剖析六条，隐括千里, 飞蝗避境，凯泽随车。德政发闻，皆夫人之助也……垂拱三年(687)八月十四日薨于神都崇业坊之私第，春秋八十有一。粤以垂拱四年十二月一日葬于河南县之北邙山，礼也。长子观, 鸾台符玺郎。次子震，同州孝德府右果毅都尉，夭逝。第三子贲，徐州司户参军事。 三、于惟谦家族世系辑考 正当我们叹息《姓纂》所载于惟谦家族之谱系过简，信息讹误不全时，久埋地下，作于当时,未经史官裁剪的墓志文献开始发挥其证史、补史的功用。与传世文献相比，墓志成文与志主生活时代 相去未远，所载世系可信程度较高。 《贲志》为改葬墓志铭，志主于贲，圣历元年（698)卒，享年五十三岁，可推知生当贞观二十年（646)。死后暂厝任所，至景龙二年归葬洛阳北邙，该志作于此时。 《胡志》志主胡贞范，垂拱三年（687)卒，享年八十岁，可推知生当隋大业三年（607)。“年十有九，乃适于门”表明其夫家姓于，按照唐志的书写习愦，首题“大唐中大夫守延州刺史上柱国东 海郡开国公故夫人胡氏墓志铭并序”其中无“故“前”等字，盖此时于公尚存未殁，所列官职当是现职,惜名字阙载。 我们发现，两方墓志中都出现了于贲这个人物，两者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抑或是同名同姓?《贲志》载“父士俊，皇朝使持节延州诸军事延州刺史、上柱国、东海郡公，赠瀛州刺史”而《胡志》 首题其夫“大唐中大夫守延州刺史上柱国东海郡开国（于）公”，这位于公就是胡氏‘‘第三子贲”之父，两者姓氏、官爵一致《胡志》 云胡氏卒时“第三子贲，徐州司户参军事”，而《贲志》亦称志主于贲“解褐调拟徐州司户参军事……恩敕赏口加阶放选，旋丁母忧告罢”，二于贲内艰时均任徐州司户参军事，可证胡贞范‘‘第三子 贲”即《贲志》之志主，二者是一人。 如此亦可知《胡志》中名字不详的胡氏之夫便是于士俊。据《贲志》所载于贲行年，得知于士俊卒于胡贞范之后，垂拱四年时任延州刺史。前述洪颐煊已据《移置唐兴寺碑》考出《姓纂》中之 于子俊当是于士俊之讹,又据“唐延州刺史子（士）俊；生惟谦，兵部侍郎、平章事”的记载，可知于惟谦、于贲应是两兄弟，排行不详。 《贲志》备载志主家世，对比《姓纂》，我们可将所载该支谱系上溯两代：曾祖于晟,祖于诠，父于士俊。同时也可补充于士俊另一子于贲及其子嗣：“长子行蒲州猗氏县丞光业、次子天宫寺僧住襌、第三子吏部常选光佑、第四子右千牛光彦。”长子光业，前引 《姓纂》已见著录。 通过《贲志》,虽然我们补充了部分《姓纂》阙载的于惟谦家族世系，但是仍存在不少间题：于惟谦、于贲两兄弟的排行；《姓纂》 所载于惟谦三侄的所出等等。随着对胡贞范墓志的解读，可以对 其家世谱系与家族人物关系作更进一步的认识。 已证于士俊与胡贞范即于惟谦、于贲之父母。《胡志》载胡贞 范夫妇共育有三子：“长子观，鸾台符玺郎。次子震，同州孝德府右 果毅都尉，夭逝。第三子贲，徐州司户参军事。”垂拱四年胡氏葬时，除次子于震已经夭逝外,长子观、三子贲在世，故于惟谦即于士俊与胡氏之长子于观无疑“惟谦”当是其字，且三子于贲“讳贲，字履谦”，字中同样以‘‘谦”字排行。中古时期，名、字混用、共享，或以字行世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于惟谦当属此种情况，后来以字行，故史籍中径称其为惟谦，其真名观已经消失于历史长河中，不复为人所记忆了。另，观、贲、震、艮等均《周易》六十四卦名，按卦名为子孙辈取名及表字，在中古社会也是常见的现象。 《姓纂》没有于惟谦两位弟弟的记载，仅载其有“侄光伟、光 业、光进”等三人，弄清楚了于惟谦兄弟三人的情况，藉此似乎可 以推断出三位侄儿各自所出。据《贲志》已知光业是于惟谦三弟于贲的长子。而二弟于震虽然在垂拱四年前已卒，按照于贲的年龄,以及于震生前已经官至同州孝德府右果毅都尉，推测于震 卒时早已成年，应该有子嗣。以古人别长幼、重排行，一般以同一祖父的堂兄弟一起计算排行的习俗推断，光伟极可能是于震之子， 而光进可能是于贲次子天宫寺僧住襌的俗名。 除了从上述两种墓志整理所得于惟谦家族之世系外，我们将 《移置唐兴寺碑》及岑氏所揭出的两种于惟谦后人墓志中所见世系略考如下： 1.据上引《移置唐兴寺碑》“时县令朝议大夫东海于公，名光庭，即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刺史、东海郡公士俊之孙，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东海宪公之第五子”并洪颐煊考证得知，所言“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东海宪公” 即于惟谦，因碑称光庭为惟谦第五子，又可知惟谦至少有子嗣五人，于光庭曾任山西闻喜县令，《姓纂》阙载。 2.《大唐故凉州府功曹参军于公墓志》：“公讳偃,字攸宜。曾祖士俊,银青光禄大夫、瀛州刺史。祖惟谦，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光寓，银青光禄大夫、陈王傅。公即光禄之嫡子也。弘文馆明经及第，调补庆王府典签，□授凉王府功曹参军。 娶荥阳郑氏，生三子五女。长子璀奴，嫡子薛九,次子同□。”光寓不见于《姓纂》，亦不详其排行，可补入。假设《姓纂》所载三子是以长幼为序，光庭是第五子，光寓可能就是第四子，但尚不能遽断， 有待新出土石刻碑志文献印证。 3.《唐故洪州都督府武宁县令于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 季文,其先东海于公之裔也。高祖惟谦，皇朝金紫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东海郡开国□(公）。曾祖光嗣，皇太中大夫、泗州刺史。祖棻，皇朝散郎、蒲州司仓参军。考偁，皇□州录事参军……嗣子纵，年未弱冠；次子约，齿初胜服。”光嗣见于 《姓纂》，可补入光嗣以下世系。 4.《大唐前左领军卫兵曹参军郑慎言故妻于夫人墓志铭并 序》：“夫人东海于氏，开元廿八年夏四月廿日，享年卅五，终于河南行修里第,记孝也。夫人唐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文献 公之孙，今恒王府长史、东海公之第三女。德配贤夫，躬勤内则。崇 俭约厥，靡丽采真。观空休复其道。初，夫人丁母忧，哀号无时，勺饮不入，未卒哭而生疾焉。至性率由，积毁而灭。呜呼！即以亡之月廿九日权厝于河南县龙门乡之原，礼也。夫人男女七人，童龀执丧, 戚容称服。郑君思伉俪之重，载托斯文，铭曰：以孝扬亲，以道修身; 永锡尔类，于嗟后人。”此于夫人盖于惟谦之孙女。惜墓志不载其 父为于惟谦第几子，仅知开元二十八年(740)下葬时任恒王府长史。 综上所考，我们辑列于惟谦家族世系表如下（官职略去）： 除上述文献外，另有《唐故□□口□州长史河南于府君墓志铭 并序》：“君讳景庄，字□祯，河南人也。因封命氏，前志□焉…… 祖士俊，延、洺二州刺史……父玄基，孝廉□□,授蔡州司户。”如志中之士俊即惟谦之父，那么除与胡氏所育三子外，于士俊尚有子蔡州司户于玄基，玄基生□州长史于景庄。但上文所引墓志中皆 称“东海于氏”，独此志自称“河南于氏”，殊为奇怪，且志石残泐过甚,姑且存疑于此，暂不列入本表。 四、于惟谦历官及行年 我们沿着文献及墓志的脉络,尽力厘清于惟谦的家世谱系，就其历官行年作一番考察。 1.考功员外郎。唐尚书省郎官石柱上有于惟谦曾任尚书省考功员外郎题名,位列第三行刘奇之后、李秦授之前。作为吏部尚书下属的考功员外郎，置一人，从六品上，掌天下贡举之职。 据岑仲勉考订,刘奇任考外的时间在垂拱初（685),于惟谦任在其 后，可知约在685年后不久。 2.鸾台符玺郎。据《胡志》所载，其母胡贞范垂拱三年卒时，于惟谦任鸾台符玺郎。鸾台即门下省,符玺郎，又称符寳郎“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寳及国之符节，辨其所用，有事则请于内，既事 则奉而藏之”。有确切纪年，垂拱四年在任。 3.文昌右司郎中。据李峤《授于惟谦给事中制》：“鸾台。文昌右司郎中于惟谦，局量宏深，理识精远，干能兼备，词学并优。会府提纲，虽伫才用；锁闼待间，更资弘益。宜登待（侍）从之职，以光清切之署。可朝请大夫守给事中。”于惟谦曾任文昌右司郎中，文昌即尚书《唐六典》载，尚书省曾于“光宅元年（684)改为文 昌台，长安三年(703)又为中台”。因此此处称于惟谦为文昌右司 郎中，当在此期间内。又据《旧唐书·李峤传》武后时李峤“转凤阁（中书）舍人。则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笔，皆特令峤为之”，该文当是李峤任凤阁舍人时的手笔。又据傅璇琮、陈尚君先生对李峤生平的考证，李峤在长寿三年（694)后即为凤阁舍人，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尚在任，于惟谦由文昌右司郎中转为给事中大约就在此期间，具体时间不详。 4.给事中。据《姓纂》岑仲勉四校记引李峤《授于惟谦给事中制》，于惟谦从尚书省右司郎中晋升门下省给事中。给事中，正五品上“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为门下省骨干，掌管门下省之 印。孙国栋先生研究指出，在初、中、晚唐三阶段中给事中均以郎 中迁入为主途，郎中从五品上，升给事中正五品上，是按序晋升。对比发现，于惟谦此次迁升是符合唐初官员升迁规律的。 5.司宾卿。陈子昂彳荆州大崇福观记》：“维大周揖让受唐， 有天下十载……司宾卿于惟谦、地官主事鲁玄杰，咸经沐浴邦宪, 升官周京，亦恢廓徽猷，任佐诚请……时龙集己亥圣历之二年 (699)也。”司宾卿，即鸿胪寺卿，中央鸿胪寺长官,为从三品清望官“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 务”。可见于惟谦在武周时已经跻身重要高级文官行列。 6.兵部侍郎。据《姓纂》所载，于惟谦曾任尚书兵部侍郎。兵部侍郎，正四品下，据孙国栋先生研究，初唐后期，吏、兵侍郎掌文 武官员的铨选，地位重要，由吏、兵两侍郎及门下侍郎迁入中书侍郎的情况为多。虽然仅《姓纂》载于惟谦曾任兵部侍郎，但是从他以后迁任中书侍郎，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的仕途轨迹来 看，是符合初唐中央重要文官迁转规律的。稍早或同期，张光辅、 李昭德、姚崇均有由兵部（夏官）侍郎迁为中书（凤阁）侍郎的仕途 经历。可见《姓纂》所记不虚。 7.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唐书·中宗纪》、《通 鉴》及多种墓志都有记载。中书侍郎，正四品上“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自从唐初中书省的出令 权逐步建立，中书令成为真宰相，中书侍郎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故高宗以后，至代宗大历二年（767)中书侍郎升为正三品前，中书侍郎常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任宰相事。于惟谦从神龙二年正月拜相至景龙元年九月罢相，居相位二十一个月。 8.国子祭酒。由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罢为国子祭酒。这是关于于惟谦仕履的最后记载。 如果按照赖瑞和先生对唐代士人的任官经历基、中、高的划分，由于记载的缺失,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于惟谦初入仕途后的基层官历。我们现在考察的也只是其中的中层和高层的部分官历， 让人觉得有点遗憾。所以对比“起家太子校书，迄于左丞相，官政 四十有而人臣之位极矣”的唐代官场“模范生”张说，按照唐代成功士人的为官标准和任官模式,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于惟谦这位中宗朝宰相的全部官历，也许他也是从‘‘入仕四十载，历官二十五”的标准中走来的,而且从我们对他那些官历的分析可以看出，于惟谦的仕途是很符合初唐中央文官的迁转规律的。何况，于氏还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拜相经历,虽然时间不长，毕竟也是每一位汲汲入仕的唐代士人的愿望与追求，从这点而言，于惟谦是初唐政坛中的一位成功人士。 五、河南、东海抑或江陵 在《姓纂》中记于氏有“东海“河南“江陵“齐郡历城” “长安”等地望，这里既有胡族汉化之地，又有汉魏旧门郡望，那么 于惟谦这支于氏到底属于哪一地望呢？余静先生将其归入“河南于氏”。河南于氏本为鲜卑万纽于氏，为北魏“勋臣八姓”之一。 太和十八年（494)改为于姓，并定郡望河南。经历北朝时期的发展，至隋唐时，已经俨然高门大姓了，于氏在有唐一代曾出过三位宰相。据《胡志》《贲志》等记载，于惟谦家族在洛阳崇业坊有私第，旧茔则在洛阳北邙，即如客死任上的于贲也在十年后‘‘迁厝于洛阳北邙旧茔”，所以很容易让人将其与隋唐高门“河南于氏”联系在一起，因此就不难理解王昶在《金石萃编》中的考证和余静先生的论述。 我们从石刻碑志文献的角度出发考察,发现该家族成员一直如《贲志》称“东海郯人也，汉丞相于公之后’；《于季文墓志》云：“府君讳季文，其先东海于公之裔也”《移置唐兴寺碑》称“时县令朝议大夫东海于公，名光底”《于夫人墓志》亦云：“夫人东海于氏。”加上于士俊、于惟谦均有东海郡公的爵位,似乎众口一词，该支于氏就是“东海于氏’。“东海’，《姓纂》 中将其列为于氏首望，云：“汉有于公,生丞相西平公定国；生永，御史大夫。魏有将军于禁。唐中书舍人于季子,今居齐郡历城，侄儒卿。”‘‘东海于氏”作为汉魏高门，地位崇高，以至于出现了在出土墓志中凡称于姓必言“东海”的景象,就连北朝隋唐新贵“河南于氏”都甘心攀附。但是到隋唐时期，号称于氏首望的“东海”其实已经成为人们理想中于氏遥远的高望了，《姓纂》也只记载了于季子、儒卿两叔侄，而且已经迁居齐郡历城了。因为中古碑志之文， 叙及籍贯里第时往往远攀望族，所以虽然该支于氏人物的墓志中 都自称是‘‘东海”，我们认为这只是他们抬高自己门第的一种表 现，他们可能真是在久远的时代从东海迁来,或者其实和东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姓纂》在叙述时也采用了“状云”这种模糊的说法。 但《姓纂》径称该支于氏为“江陵”，是否可信，依据又何在呢？ 我们从《胡志》中胡贞范“显庆五年七月廿曰，使君加朝命,封江陵县君”的记载，推测“江陵县君”的封号就是因其夫于士俊的籍贯而来。另外为什么于惟谦会在《荆州大崇福观记》一文中出现? 此时位居三品的高官于惟谦应当是作为荆州籍名人的姿态现身的，又因唐代荆州与江陵指同一地方,这也证明了于惟谦这支于氏出自江陵无疑了。但是在隋唐甚至更早的北周时期，随着子孙仕宦的脚步，离开了当年南方的旧地，迁居洛阳，逐步完成了‘‘士族中央化”，就有了 “神都崇业坊之私第”，也有了“洛阳北邙旧茔”。看来《姓纂》的“江陵”，是就其旧籍而言,而墓志中自称出自“东海” 只是于氏心中遥远的郡望，抑或抬升自己的一种说辞而已。 （作者吴炯炯，男，历史学博士学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敦煌学研究所） （所有转载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不代表本平台完全同意其观点，仅供研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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