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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Ecology of Silver Jewelry Craftsmanship of Miao in Xijiang  【作者简介】周真刚 (1976—)，男 ，彝族，贵州六枝人，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闫 玉 ( 1978—) ，女，彝族，贵州毕节人，贵州大学人类学系讲师，人类学博士。 【摘要】对民族文化任何层面的研究，都应该兼顾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 黔东南西江苗族的银饰制作工艺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化生态。历史上，受迁徙记忆和地理环境影响，西江苗族形成了佩戴银饰的文化传统。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决定了控拜村大部分村民以银饰制作为主要生计方式，控拜成为西江银饰制作的重镇。受全球化经济、移动性社会以及机器生产方式的影响，西江银匠的生存空间发生变化，导致银饰的制作工艺出现新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西江苗族; 银饰工艺; 文化生态  西江镇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著名的 “千户苗寨”西江苗寨所在地。在距离西江镇中心大约 14 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 “控拜村”，全村 208 户 1247 人，有银匠 287 人，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制作银饰，是当地知名的 “银匠村”。但是控拜村目前只剩下屈指可数的 10来个银匠，全家人都留在村里生活的还不到 10户，其余的人家和银匠均已外出。外出的人大部分以银饰制作、加工或清洗、营销为业，足迹遍及县城雷山、州府凯里以及榕江、从江、台江、黎平乃至湖南、北京等地。 因而，控拜村成为一个没有银匠的 “银匠村”。然而，上世纪 80 年的控拜村和邻近的麻料村、乌高村，曾经是西江镇乃至整个雷山、黔东南苗族重要的银饰制作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黔东南苗族银饰制作的一个重要的技术传承地，构成了苗族银饰文化生态系统的技术之维。本文试图探究这一技术文化维度的形成与现代变迁，力图关注变迁中的文化自觉对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作用。  一 “文化生态” ( cultural ecology) 是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在其著作《文化变迁的理论》中新创的概念。斯图尔德认为，生态的主要意义是 “对环境的适应”; 生物学上生态的意义“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态区别于 “生物生态”、 “人文生态”以及社会生态等概念之处在于，认为对环境的适应是重要的创造性过程，这就兼顾了环境和历史对文化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因而名之曰 “文化生态”。 以文化生态的概念为基础，斯图尔德进而认为 “文化生态学” 有三个基本的研究步骤:第一，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技术越差，越依赖环境。第二，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即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模式的关系。第三，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于何种程度。即进一步考察人类行为模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文化生态”的提法是一种更能贯彻人类学 “整体性” 原则的研究方法，为文化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析工具。美国人类学家哈迪斯蒂肯定了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中环境和文化互相界定、相互产生不一定对等的影响的看法，同时认为，斯图尔德在分析文化生态的过程中对 “文化核心” ( culture core) 概念的界定有所缺失，比如对仪式和社会结构许多方面不够重视。另外，文化生态学将生物学的研究排除在外也是一个遗憾。 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出发，瓦达和拉帕波特引入了 “种群生态学” 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影响生态种群的分布与数量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同样适用于人类与非人类的生态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标准，但“种群” 的范围界定却成为这种研究方法的一大难题。同样源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C·格尔茨将对两个事物或过程之间的研究，拓展为对一个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而一个系统是一组事物以及该组各个事物之间及其属性之间有相互关系的总和，着重于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复杂网络，即文化、生物和环境之间，有持续的相互作用和全面影响。之后，得益于文化生态理论的滥觞，人类学对生态与文化的关注更涉及诸多方面，并最终产生了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政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研究取向和研究领域。 总之，“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为人类学对文化整体性、多样性的研究提供了更有用和更有效的工具，这一工具如今对国内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一个民族独特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民族文化任何层面的研究，都应该兼顾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以及历史积淀。这也正是本文探讨苗族银饰工艺文化的理论着眼点。  二 黔东南的苗族与侗族均有佩戴银饰的文化传统，苗族的银饰尤为精美，和苗族刺绣一起在很多场合成为民族认同的标志。这一认同标志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和地理的根源。 苗族民间的银饰穿戴习俗，按照场合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便装银饰、传统仪式盛装银饰和现代节庆盛装银饰。日常便装银饰主要包括头簪、耳环、手镯、戒指，是日常着装的惯常搭配，几乎成了人们身体的一部分。传统仪式盛装是指人们在传统的祭祖仪式、婚丧嫁娶等人生仪式上的礼俗装扮，全身穿戴纯银饰品，有些部位的饰品还有规矩和讲究，比如鼓藏节的芦笙场上，戴“牛角”银饰的姑娘通常要走在队伍前列。现代节庆盛装银饰，指一种伴 随着民族“节日文化”而生的“广场服饰”，其穿戴是配合经济、政治目的的文化展演。这是现代文明冲击下民族文化的一个新生枝丫，其生命力和影响力还有待考察和检验。 历史上，黔东南苗族佩戴银饰的习俗，从明朝开始就有汉文献的记载，到清朝则屡见不鲜，银项圈、银发簪是最为常见的苗族银饰装扮。与汉文献的记载互为佐证，且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是苗族古歌中关于银和银饰的大量篇章。书面的历史与口头的历史共同诉说着苗族以银为饰的传统。苗族古歌传唱着苗族先民从 “天连水、水连天”的黄河、长江流域迁至今天的湖南、贵州、云南境内的历史。其中，“运金运银歌”占了古歌的极大篇幅，吟唱了苗族先民对金银矿的勘探、开采、冶炼和对金银价值的认识与利用的历史。古歌中，金银是人们打造撑天柱的材料，是铸日造月的材料，只有最聪明的祖先才懂得如何冶炼金银。在金和银之间，又是银具有最特殊的地位，“银子拿来打项圈，打银花来嵌银帽，金子拿去作钱花，银花拿来作头饰”。银项圈的佩戴在汉族典籍中也有普遍的记载。 应该说，作为一个迁徙民族，易于携带的财富对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意义重大。这使得银饰在具有漫长迁徙史的苗族人民中备受青睐，久之竟成传统。另外，迁至山清水秀、林深木茂的雷公山地区、清水江源头的苗族，房屋的修筑就地取材，依山而建，成片聚居，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成为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观。同时，木质的建筑容易着火，因而房屋并没有成为苗族居民的主要财产。这时，既便于携带、又不易烧毁的银饰就成为储存财富的极佳形式。苗族嘎百福歌也唱道“卖房不卖梁，卖田不卖塘”———因为房梁里可以放烧不掉的银子。银子进而也成为迁徙的苗族定耕后，由人文生态所决定的财富的主要储存形式。 生态环境的需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一旦固定下来成为习惯，习惯的延续也就成了传统，成了“文化”。同时，一种“文化” 的形成，总是伴随着人们的解释。所以，当地流传着一个解释“银匠村”形成过程的美丽传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控拜有个聪明的老人，非常宠爱他的孙女，每天上山劳动回来，总要给孙女带回山上美丽的鲜花，把小孙女打扮得漂漂亮亮。但是冬天来了，大雪封山，百花凋谢，山上再也摘不到美丽的鲜花。聪明的老人找出家里仅有的银子，用高温烧化，再锻制成一朵银光闪闪的小银花，佩戴在孙女的发髻上，小孙女高兴极了，从此头上就有了永不凋谢的花朵。以后，寨上的人们和远近苗寨的人也纷纷模仿老人，为自己的女儿或孙女打制银花于是，苗族银饰在控拜人研磨打制下，让银子从一朵银花变成了品样繁多、璀璨夺目的银饰，控拜的民众们个个也成了远近闻名的银匠。锻造美丽银饰的技艺就这样在苗族中生生不息，一代代人传下来。故事中隐隐可捕捉与银饰的制作工艺文化生态相关的三个意义层面: 第一是自然环境的“恶劣”; 第二是在无法把握的环境中长久保留财富的愿望; 第三是人们对美的追求，或者说是以追求美的方式对审美意识与文化生态的融合。可见，苗族绚丽多彩的银饰文化不是偶然生成的，其扎根与繁盛的土壤至少包含三个主要元素: 一是漫长的迁徙历史中，银作为贵金属，其便于携带便于保存的物理性质很早就被认识，因而成为人们随身携带以应对环境变化的首选物质。二是选定居住地后，躬耕于深山的苗族以木材为房屋的主要建筑材料，依山傍水聚集而居，与外界偶有交流，由于便于储藏又可用于流通，银成为人们储存财富的主要介质。第三点，银制成“饰”而随身携带，既有与上述两点有关的功能性原因，又有审美心理的呈现。凡此种种，成为银饰制作工艺文化与民族文化共同的结构要素，是银饰工艺文化生态基础。  三 “银匠村”的出现，又与控拜村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控拜地势高，海拔 979 米，控拜人居住在海拔 890米至 1050 米之间，夏天气温在摄氏24度至30度之间。片区内有森林6600亩，水田699亩，地 250亩;村里的田大部分是高山冷水田，粮食收成较差; 目前很多人家的田地已经荒废。控拜周边地形地势多样，有海拔2000米的展杨坡，从展杨坡、乌香坡流下来的清泉水(又称“乌香河”) ，到寨子脚的乌香纳，落差1050米，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群。村子的地理位置在雷山县与台江县的交界处。北边是麻料村，麻料与控拜虽有不同的祖先来源传说，但两个村子只隔了一条风景如画的山坳，相互通婚，互传银饰制作手艺。2006年，控拜西边乌高村与控拜、麻料一起被申报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传承地。控拜往南是“客家”的堡子村，居民是外地迁徙而来的汉人。东边则是台江县南刀村———台江旧时又名台拱，为“百苗图”所绘“性骠悍”的九股苗所在地。西江则自古就是苗疆的“好地方”，而控拜是西江与台拱之间的往来要道。 控拜村有书面记载的历史，《雷山县志·军事篇》第四章“战事”开篇即是“控稗之战”: 清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二月，清副将寿长、参将哈尚德随巡抚张广泗进驻苗疆，安屯设堡，沿挂丁左、右山而进，初一日破格细等三寨，初二日破朗利等寨，初三日破交蒿等寨，初四日进兵控稗 (今控拜) ，清将见山头土城绵亘数里，城内人马熙攘，枪炮矢石密布，即下令进攻，抢占土城。苗民在其首领枉枉、枉洞、枉保指挥下，与清军激战。终因力量悬殊，民军失利，有147人战死，跌岩、滚坡死的百姓甚多。 另，1986 年版的 《雷山县地名志》也有记载: 清乾隆三年置控拜铺，驻兵4，改土归流、安屯设堡后，设震威堡。1957 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乡人民日夜奋战，修筑了一条长达40公里宽1米的沟渠，受益农田2500 余亩，是全县目前最大的水渠，故更名大沟乡。 大沟乡的银饰工艺远近驰名，其制作之精巧，设计之精彩，形象之逼真，远近闻名。而又以麻料、控拜、乌高三村最为出色。能操此业者占人数的56%,故又有“银匠村”之称。 据当地人介绍，1735年以前，控拜片由9个自然寨组成，共有七八百户人家，是当时雷山县、台江县、凯里市周边苗寨中最大的苗寨之一。集七八百户人家之力，发挥山野生存锻炼出来的骁勇善战，敢与清军抗衡是可以想象的。至今，每年农历六月第一个卯日后的第五天，是控拜“说扁富”的日子，据说是为了纪念在抗击清军的战斗中牺牲的祖辈; 纪念的方式现在演变为青年男女对唱情歌、斗牛、斗鸟、赛马等。 控拜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习俗是祭地鼓。控拜的鼓藏节要过三年。子年十月的第一个巳日“起鼓”。即鼓藏头在老“鼓藏场”中央挖一个直径一尺二寸的圆土坑，坑上放一块直径一尺三寸的圆杉木板，木板两边的地上各打一根约一尺高的木桩，用竹条将两根木桩从顶端连在一起，再在竹条中间插一根木棒连在杉木板上。接着鼓藏头将各式祭品(整鱼、鸭肉、猪肉、糯米饭)洒在地鼓上，即开始击打竹条中间的木棒，使地鼓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声音。随地鼓的敲响，周围聚集的人们立即放鞭炮，并开始吹芦笙、踩鼓。鼓藏头要用一块长三尺六寸五的白布将挖出的泥土包好放起来，待到第三年 ( 寅年) 十月的第一个巳日填入坑中，即为“藏鼓”。据鼓藏头介绍，这一习俗可追溯的历史年代颇为久远。 控拜人为什么不祭祀铜鼓而祭祀地鼓? 因为当时的大搬迁(准确地说是大逃难)控拜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购置那么贵重而又笨重的铜鼓伴行，可地鼓却能帮助和激励控拜人克服困难，奋发前进，所以控拜人祭祀地鼓情深意厚，控拜地鼓天下独有。 关于地鼓的来历，鼓藏头们是这样一代代相传下来的: 我们控拜是从江西景德镇南迁过来的。先到“方些”(现在的榕江)居住，最后才迁居控拜。搬迁时，鼓藏头率领年轻力壮者先行寻路.先遣队一路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砍竹子扎上草标插在路边给后来的同胞指方向。每当夜幕降临，先遣队便停下来埋锅做饭。饭后，鼓藏头把既作锅盖又当菜板的杉木板置于土坑上，然后用木棒敲响杉木板，众人则和着鼓藏头敲响的拍节又唱又跳，庆贺又顺利地走完了坎坷的一程。就是这样简单而又朴实的娱乐活动，使他们忘掉了一天的疲惫，同时还激起了他们重任在肩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这种责任感、自豪感又激励着他们奋发拼搏，勇往直前。久而久之，木板加土坑便成了保佑我们控拜人迁徙顺利的吉祥物———地鼓。 控拜人依山抗清的战斗，被剿灭及毁寨的遭遇，流离失散后部分回归，以及祖先迁徙之时自创“地鼓”的传说，无不体现了控拜这一苗族支系的文化特殊性，也给“银匠村”这一名号以生长的历史土壤，从而形成苗族银饰工艺的文化生态。 在控拜村的生态环境条件下，“控稗之战”客观上是控拜成为银匠村的时间节点和文化契机;“控稗之战”后的生存环境与历史记忆，是控拜人“弃农学艺” 的缘由。烧寨后控拜人回到故土，大片良田被清军划为“屯田”，被“客家”占据，留给“主人”的是边远的高坡田。至今，从控拜往西江方向，山坳下就是“客家”居住的堡子，是当年的汉族移民。同时，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汉族地区的人口膨胀和土地兼并，迫使被排挤出故地或失去 生活手段的“流民”进入西南苗疆谋生，其中有不少手工艺人。据道光初年统计，贵州省共有“附居苗地”的客户71300余户，其中贸易、手艺者有20400余户，约占全部客户的28. 6% 。他们自然成为失去土地的苗族人最佳的学习对象。控拜先民无良田可种，也残存着随时可能弃家逃亡的疑惧,自然要考虑农耕之外的“活路”。于是，手工艺技术很容易就成为第二条“命根子”，随时可能替代农业耕作而成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同时，宗族血缘的人际关系，成为银饰手工艺可以遍及全村的社会基础。村子内部都是叔伯兄弟，周围同样被称为 “银匠村”的麻料、乌高、久摆等等村寨，都是控拜村民主要的通婚对象。嫁出去的女儿与娶进门的媳妇，也带来了女婿和兄弟，一个家族里只要有人会了，有人想学，便你传我我传他，很快成为整个寨子的“公共财产”。 总之，对于面对历史记忆和现实境况的控拜人来说，从农民到工匠的身份选择，是历史记忆和生态环境“合谋”的结果，这一身份进而改变了地方的文化面貌。  四 控拜以银饰为媒的“文化外交史” 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1956年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民贸公司到“银匠村”雇请银匠驻店加工银饰供应市场，长达40余年，铸银达百万克。1982 年，上海博物馆及贵州省博物馆专程来人，花上万元请村里的银匠打制全套银饰作为馆藏。日本国立民族博物馆也曾委托县民族事务局到控拜购齐苗族整套银饰运到其国内展出。西江境内大部分银饰，包括西江景区的苗族银饰多半是由控拜或者周边村寨的银匠师傅们一手包办的。控拜“银匠村”的形象和地位在那个时候就得以确立。 然而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银匠村”渐渐出现“空巢”现象。一方面，控拜银匠靠手艺吃饭，大多数银匠只在农忙的时候回家一趟，因为苗族的传统节庆也在秋收前后。土地的束缚力减弱，人就容易“走四方”了。另一方面，因为交通等问题，控拜本身很难成为民族商品的市场。人们要想自己的手艺实现“交换价值”，必须走出村寨寻找市场。控拜村距离旅游景区西江千户苗寨虽仅14公里，但没有直达的交通车，平时村民或客人进出，依靠西江镇上的两轮摩托载客，“车费”至少20元。另有控拜村民自己以面包车运送村民往返于凯里跟控拜之间，车费也是20元。因而，以银饰制作为生的控拜人便以市场为路标，各自寻找生存的方向了。总的来说，商业化、旅游开发以及机器的介入，是导致“银匠村”“空巢”的三大原因。 苗族银饰手工艺没能幸免于“商业化”浪潮的冲击。清水江地区成规模的商品市场，是明清时期在“苗木”交易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在市场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还曾经出现过 “争江案”、“银元案”等纠纷。这从侧面说明，苗疆地区在清朝时期即以经济制度的冲突为形式，开始了与外界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调适。同时也说明，在苗疆开放的历程中，“商品市场”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市场为当地人输入了白银通货，也输入了物质交换的普同性观念。这一观念的输入，与市场制度的固化，共同为西江在内的苗族地区经济开发扫除了观念障碍，从而，手工艺品的商品化在市场上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控拜村的特殊历史遭遇和生态环境曾经改变了村民的生计方式，人们从“农民”变身为“工匠”，或者是半工半农。如今，商品经济的蔓延又一次为控拜村人增加了角色: 从半工半农，到半工半商。控拜村出门在外的银匠，相当一部分兼营银饰的销售; 与此同时，苗族银饰也从苗族的日常生活用品变身为商品。也就是说，苗族银饰的打制不再仅仅以穿戴为目的，而是主要以销售为目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利益成为银匠的追求，银饰成为用交换价值可以衡量的物品，“手工”也成了价格标签，银匠的行为模式是商业化的行为模式，因而“有利可图”自然成为选择生活方式的重要准绳。所以，在“银匠村”“找不到钱”了，银匠自然外出，而这势必会对银匠的手艺有所影响。 旅游开发对银饰工艺文化生态的影响，也体现在旅游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冲击上。西江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改变了苗族社区的景观，整个西江的文化变迁涉及镇内所有村寨。苗族银饰作为旅游开发中的特色商品被加以包装，镇中心的古街被包装为“银饰刺绣一条街”，政府以优惠政策吸引“银匠村”的银匠们到古街开店。西江苗族博物馆兼作苗族银饰的展览和销售，文化与经济两结合。西江景区的民族歌舞表演，有专门的银饰服饰展演节目，还专门设计制作了“苗王苗后装”，进行“传统的发明”。旅游对苗族银饰文化的一系列宣传和打造，无非是将其作为挑选出来的民族文化符号，作为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背后也还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情境中，银匠不得不以旅游市场的需求为自身配置的需求，以游客的喜好为手艺制作的风向标，银饰工艺整个为之转向。 机器介入，是苗族银饰工艺面临的另一严峻生态。银饰市场的商品已经有大部分由机器加工，包括银匠自己开的店里，也有一半以上是从批发市场拿来的机制品。至于机制品的源头，部分是在州府的银匠自己购置了机器加工，部分是远在东南沿海福建莆田的一个近年来以机器加工银饰为业的村子所加工。该村目前号称“中国银饰之乡”，其工场化建设已经小有规模。在莆田的“银饰之乡”，不少店面打出“苗银”的招牌，招徕主要来自黔东南的苗族银饰商人。相比较机器的批量生产，手工制作银饰显得太过奢侈，在讲求效率的今天，时间成本大大增加，有些银匠宁愿花钱进货，也不花时间精雕细琢。这对银饰手工艺是一个真正致命的伤害。 总之，以商品经济为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以移动性的社会为背景的旅游开发和讲求效率的机器生产对手工的替代，是苗族银饰手工艺今天所面临的新的文化生态要素。对于手工艺的持有者来说，文化生态各要素的体现方式是叠加式而不是更替式。叠加意味着在同样时空内的共存，共存中的文化要素有冲突也有融合，在冲突当中，文化主体的选择，决定了文化今后的发展方向。 编辑说明：本文刊登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简。 编 辑：李智环 李联廉 编辑助理：王孟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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