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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迷路 网上盛传着一张照片：一位老人身穿黄色登山服，背着双肩包，站在瘦骨嶙峋的山脊，身后是茫茫一片冰川，冰天雪地里对着镜头微笑。照片中的主人公就是刘益康，这张照片是他第三次进入北极圈登上格陵兰岛时所摄。作为我国矿产勘查开发“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实施的探路者，叩响世界矿业大门的第一人，刘益康先生最早把世界顶级矿业公司的勘探运作模式介绍进入中国。如今他的足迹已遍布世界60多个国家。 这位年过七旬的地质勘查界的老前辈，已然是风和雨的老熟人了，身上却始终洋溢着无限的活力与激情。风雨磨不灭他年轻的心，他却把风雨给看老了。 “每次我回到安静的家中，都对自己说，可以停止下来了。但休整一个月后，我又筹划上路了。这时，我懂了我父亲，为什么在上世纪40年代的战乱中，还要每年去甘孜、凉山、西藏、青海采集标本。” 2007年，刘益康先生把自己20年间游弋于国内外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所见所闻与心得，写成一本名为《神眼之光——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著作，勾勒出了一幅商业性矿产勘查的全景图，为国内勘查地质学家、矿产勘查投资人、勘查管理者们提供了宝贵的海外找矿经验。《神眼之光》一经推出，迅即成为矿产勘查畅销书。之后五年，刘益康先生笔耕不辍，面对国际矿业新的形势，把境外矿产勘查信息及运作方法、实战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系统化，推出了案例更新颖、内容更翔实、观点更契合现实的新作——《神眼之光》的姊妹篇——《寻宝秘笈——境外矿产勘查》，再次把境外找矿运作的“招数”和“套路”分享给地矿界的同仁们。该书面世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刊印的几千册书很快销售告罄。 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找矿勘查队伍，但在国内有限的找矿区域，已容纳不下2340家地勘资质单位，勘查产能严重过剩。值此矿产勘查业的低潮期，矿产勘查应向何处去？面对新的矿业周期，矿产勘查业路在何方？ “应当说，矿业再次崛起的机遇在境外。”刘益康表示，中国的地勘业不仅要立足于国内，而且要融入全球的矿产勘查市场。市场的“无形之手”，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推引着勘查风险资金、技术力量在全球流动，最终必将流向那些找矿潜力大、矿产勘查开发条件好、投资风险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到境外投资矿产勘查开发，去海外寻宝，已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勘查公司和勘查地质学家能否打开国际矿产勘查的资本市场，关键在于他们的“找矿故事”能否打动人心。那么作为中国矿产勘查“走出去”的第一人，刘益康先生又是如何诉说自己的“找矿故事”呢？境外矿产勘查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寻宝秘笈》从境外矿产勘查的市场主体、投资决策、资本筹措、商业模式、勘查信息、技术标准、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动向等角度，以生动和大众化的言语，介绍了境外矿产勘查的运作方法、经验和教训。不管是勘查地质学家、勘查公司和矿业公司的管理人员、政策研究和投资界法律界人士，还是对境外矿产勘查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投资者投资矿产勘查的目的是赢利。如果我们依然恪守多年形成的“为地质事业发展、为国家找矿”的理念，在实际运作上就难免会走进误区。在我们“走出去”的初始，就要思考，以什么方式走出去赢利，在矿业生命周期的那个节点上赢利，赢利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境外矿产勘查，完全是市场行为。进行市场运作，就必须和各类市场主体打交道。首先必须了解，境外有哪些与矿产勘查有关的市场主体，以及它们的商务领域和运作特点。 我国“走出去的”地勘单位，按国内的思维习惯，乐于和国外各级政府打交道，还不善于和各类市场主体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分享市场。 找矿人仍然是商业性矿产勘查市场的主体之一，位于矿业产业链的最前端。初级勘查公司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有的初级勘查公司找到矿后，选择筹资开发的发展战略，就由初级勘查公司“毕业”，成长为大型矿业公司。初级勘查公司是我们“走出去”的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对初级勘查公司正确估价，可以说事关成败。 我国境外勘查项目数以千计，大规模“走出去”也有10年以上的历史，但在境外勘查中真正获得回报的却屈指可数。矿产勘查是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虽然不能要求都有回报，但大面积项目多年的投入看不到回报，就值得我们回过头来深思，到底在何处出了问题。 矿床学教科书，开宗明义就指出：“矿床是地质作用形成，符合当前经济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可被利用的有用矿物堆积体”。全球顶级的矿业大学，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却有句名言刻在学校的墙上：“能赚钱的石头才是矿。”境外矿产勘查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淡忘了，何为矿。我们把国内的矿产勘查运作思维方式、运作模式、技术标准、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商业文化理念照搬到境外，来处理境外矿产勘查运作，必然会导致我们“走出去”战略的“水土不服”，也难免不重蹈国外勘查公司来中国“淘金”的覆辙。 要实现从境外矿产勘查到矿山建设生产的平稳过渡，取得产品分成和投资回报，首先要把好“走出去”的第一关，即根据海外矿产勘查投资决策标准，确定投资项目。 境外勘查投资决策，要参考其他公司“走出去”的经验教训。在海外勘查投资决策中，应当摒弃那种传统的、过于偏重成矿地质条件的勘查项目投资决策方法。海外矿产勘查投资决策，必须展望矿业勘查开发生产的全过程，有前瞻性，评估未来转让、开发、生产赢利的途径、可能性和风险，提高海外矿产勘查投资的成功率。例如，在境外，没有运输基础设施，地处遥远，不具成本竞争地位，不属于世界级规模的煤、铁、铝土、钾盐矿床、是没有勘查投资价值的。 80年代后期，刘益康先生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探矿权”的概念。在《寻宝秘笈》中，他再次提到进行海外矿产勘查投资，投资者必须拥有探矿权的权益。否则，投资项目被一票否决，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把探矿权类比为赌石。风险投资的回报，即探矿权的升值，在单个项目上，与矿产勘查的投入基本不相关，应依据“赌石理论”的启发，来做探矿权的评估。 矿产勘查属于高风险投资，就单个项目而言，投入与产出几乎没有相关性。这一点与一般制造业的工业企业和服务业不同。投入很大，血本无归，比比皆是；投入不多，收获甚丰，不乏其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矿产勘查业外人士，购买初级勘查公司的股票，就好像是进了一个“矿产勘查赌场”。对于广大的矿产勘查投资者来说，需要一个有保障的投资退出机制，在矿产勘查的任何阶段、任何时刻，可以通过退出来实现投资效益和回避风险。 因为矿产勘查的高风险，除了像必和必拓公司、力拓公司、英美公司、巴厘克公司、纽蒙特公司、淡水河谷公司等大型跨国矿业公司以外，一般矿业公司都不用自有资金开展矿产勘查。近年来，完全用自有资金和财政补贴，在境外开展矿产勘查的方式已受到质疑。用辛苦挣来的有限的自有资金，在缺乏退出路径的情况下，投入到境外勘查的高风险环境中，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 到境外开展矿产勘查，首先要有大量矿产勘查的商业信息，从中筛选，才能提高商业运作的成功率。 境外矿产勘查信息，不仅需要地质资料，还需要公司资料、市场资料。才能有效决策。获取勘查信息上，要舍得投入，它和勘查开发的投入比，是微不足道的。 以加拿大勘探与开发者年会（PDAC）为例，这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矿产勘查会展，整个大会都表现出了矿产勘查全球化和矿产勘查商业文化的特色。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地球化学勘查会议上，加拿大独立勘查地质学家J.巴拉克索问刘益康：“为何在国际地学的学术会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地质学家的身影，中国的代表团往往都是最大的，但为什么在商业性的矿产勘查会议上却看不到一个中国人？你是一名勘查地质学家，应该参加这个会议。”在他的帮助下，1995年刘益康第一次参加了PDAC大会。此后20届年会，刘益康参加了12届，成为参加这个勘查盛会次数最多的中国人。 国内有战略眼光的矿产勘查投资者看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以及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南非“灵猫六国”，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将支撑起未来数十年内矿产资源的市场需求。一位初级勘查公司的经理对刘益康说：“狮子醒来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那就是饥饿，这就是全球矿产勘查的机遇。”中国被国际矿业界称之为矿物原材料的“饥饿的龙”。 最近几年，我国矿产勘查市场，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我国的矿业公司、地勘单位、矿产勘查投资者、勘查的技术劳务服务等，在这三四年内，以前所未有的步伐走向境外。在全球各个重要的成矿带上，在全球前80位的矿业国家里，都可以看到中国探矿者的身影。如果说行业低迷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那境外沉睡在地下的宝藏就是地质人的诗和远方。 从坦桑尼亚的荒蛮山地，到赞比亚的热带丛林；从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盆地，到格陵兰岛的极地冰原，刘益康先生总能与这些来自国内的探矿逐梦者们不期而遇。是这个世界太小了，还是中国矿业新一轮“走出去”的大时代已经来临？面对矿业的“寒冬”，我们该寄希望于地勘单位的改革，还是该另辟蹊径、寻找另一扇窗？刘益康先生在他的不世之作《寻宝秘笈——境外矿产勘查》中，用自己20年间国际矿业合作交流的经验，给出了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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