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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卢梭同时代的启蒙哲人，私人生活一大堆，谁也不比谁高尚，谁也不比谁更虚伪，他们都是人，具备人性的弱点。 比如启蒙哲人主张对感官享受给予正面的评价，对禁欲苦修则侧目而视。但是这些人虽然鼓吹放浪形骸，自己却绝不是声色犬马之徒，他们的行为方式比起他们的言论要节制的多。卢梭似乎有永不知足的受虐癖好；休谟在法国有过风流韵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年轻时“与一些下层女人私通”，还有一个私生子；狄德罗为一个情人写了一部情色小说，风格也是投其所好；拉美特利是一个饕餮之徒，在普鲁士宫廷吃了一个腐坏的野味饼而死掉，于是传出一个笑谈，说他把自己吃了；伏尔泰与他的外甥女有一段热烈而持久的恋情——这是十八世纪少有的掩饰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但是这个零零落落的清单差不多涵盖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所有色情流言。一般而言，启蒙哲人都努力工作——实际上也在制造对工作的崇拜——饮食也很节制，享受情感忠诚的快乐，只是很少与自己的妻子同甘共苦。当狄德罗在中年遇到情妇索菲·沃兰时，他找到了自己的毕生挚爱。他蔑视妓女和荡妇，并不是源于对性病的恐惧，而是涉及是否愉快地承担责任，是否一个自由男人自愿接受束缚。大卫·休谟在1763年确认，法国文人都是通达之士，彼此之间完全或几乎完全和睦相处，在道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启蒙哲人是一个团结坚定，令人尊敬的革命者群体，他们身负使命，不能懈怠。 启蒙哲人是激进分子，但还不是虚无主义者。尽管萨德侯爵自命不凡地在冗长的小说里加入了哲学说教，尽管他自称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其实不过是对启蒙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启蒙哲人为他们属于现行体制而欣然自在，但启蒙运动并非仅仅是一场自欺欺人的表现：在他们的双重忠诚里没有冲突——在法国，那种张力最为强烈，言辞也最为激烈，但也没有让他们内心撕裂。启蒙哲人伏尔泰是皇家史官，启蒙哲人杜克洛是他的继任者。启蒙哲人布丰具有贵族身份，老成持重，出任显赫的皇家植物园总监。杜尔哥古追对新教徒实行宽容，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惹恼了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官场失意，但他自认为是法国政府尽职尽责的公务员。达朗贝尔生活简朴，把自己的一半收入用于捐助，但也没有完全脱离旧体制：休谟在一封信里赞扬达朗贝尔的独立不羁，但马上补充说，达朗贝尔有“五份津贴，；一份来自普鲁士国王，一份来自法国国王，一份作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一份是作为泛滥西学院院士，还有一份来自家里”。这种人，以及像他一样的其他人，几乎不可能是异化的革命者。毕竟说来，他们赞扬才智，欣赏优雅，渴望有交往生活必须的悠闲。当他们谴责文明时，也还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甚至卢梭也承认，他之所以采用粗鲁的行为方式，完全是因为自己太笨拙，无法遵行社会的文雅礼仪。为了凸显自己，启蒙哲人不愿意消除所有的特权标志，为了让自己受到尊敬，他们根本不想破坏社会的尊卑规矩。他们说到群众时小心翼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不加以呵护。这种态度揭示了他们对旧秩序的依恋以及对社会剧变的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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