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牧《江南春绝句》中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说到南朝有四百八十寺，这个数字毫不夸张，可以说还少说了很多，因为有史料统计南北朝的时候全国曾经有多达3万多座寺院，佛教僧人尼姑至少300万人以上，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的时候曾经让多达300多万的僧人还俗，可见当时的佛教有多大的规模。 那么为什么佛教在那时候那么兴盛呢？或者说为什么佛教在南北朝的时候进行了大发展呢？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开始时并未有多少的影响力，但是它的发展也是很快的，渐渐的开始和道教并驾齐驱，到了东晋的时候，北方的前秦皇帝苻坚已经开始崇佛，佛教开始兴盛，所以这其中固然有统治者崇佛的原因，再比如梁武帝萧衍的崇佛，他曾经三次以皇帝之尊舍身入寺，这样的事件在全国传播开来，一定会给国民以极大的影响，所谓上行下效，这样的举动定会在全国掀起大兴佛教大建寺院之风，所以，统治者的崇信和标榜，是佛教大兴的一个原因。但是另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和人的贪心有关，甚至和好逸恶劳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说一说一个新寺院的开建就知道了，前年去杭州灵隐寺游玩的时候，一位当地学者说古代的时候（应该是明清时期）光杭州附近寺院最多时曾经多达300多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寺院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些大寺院里的和尚想另立门户自己挣钱了，因为他在原先的大寺院里可能无名无份，有好处他也捞不着，寺院的方丈长老护法等等会分去绝大部分，心里面觉得不公的一些和尚当然就想出来另立门户了，于是就找一块地，傍几个大户人家，筹点儿善款盖几间房子，塑上几尊佛像，一个寺院就出来了，这个大和尚就从普通和尚摇身一变成了寺院主持，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既可以从善男信女那里弄些善款，也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土地，还可以养一帮人为自己赚钱，从寺院里的普通员工摇身一变成了公司老板，这样的事情谁不想做呢？ 所以，南朝四百八十寺，有这么多的寺院，并没有什么多复杂的原因，不用讲太多的历史因素，不过是人心的贪欲使然罢了，只要不禁止，任何朝代都能够形成那样的规模。 南朝佛教文化的兴盛有一个过程，比北朝要晚，兴盛的形式也不一样。 佛教借助羯族建立的后赵在北方昌盛，随着后赵的灭亡，道安大师带徒众南下，分散成几批到不同的地方传道，一方面扩大佛教的传播范围，一方面保全佛教的种子，以免聚在一起被人全灭。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去的东晋。 在东晋，最初佛教高僧通过跟玄学家交游，借用玄学的理念来阐释佛学，立住脚跟，一些僧人也因为与名士们谈笑风生而成为名僧，比如支遁、慧远等。而且因为佛理比玄理更精深，最终玄学被佛学吞并，到了南朝宋，佛学遂成为南方的显学。 因为何承天的推崇，加上佛教与世无争、注重来世的性格，让宋文帝觉得佛教有益于统治，值得提倡，于是佛教得到政权扶持，开始大兴。 到了梁代，因为梁武帝的推崇，佛教达到了鼎盛。梁武帝为什么推崇佛教呢？是因为他像很多逗比说的那样是个逗比吗？不是的，是佛教有助于长治久安，有助于统合儒道理论，在儒学崩溃后建设新的国家意识形态。 梁武帝对儒释道三教经典都十分精通，各有大量优秀著作，他试图用佛教来统合儒教和道教，说周公、孔子、老子都是如来的弟子，这样就可以有佛教的地狱作为威慑因素来震慑大家服膺儒学，实际上调和了三教。所以梁武帝一朝，儒学复兴、佛学大昌，学术文化极其昌明，是南朝少有的盛世。 至于梁武帝舍身同泰寺花费的那点赎身钱，跟北朝凿石窟、修寺庙相比那都不算钱。要知道南朝的佛学以钻研佛经经义为主，基本上没有石窟寺，寺庙也不以豪华为尚，跟北朝修功德，大兴大建迥异。 另外达摩说梁武帝不懂经义，不是正史是段子。因为达摩是南朝宋来华的，到南朝梁他已经一百好几了，活不到那么大岁数的。 首先来说说这句诗。这句诗选自唐朝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全诗摘抄如下：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身处的晚唐时期，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割据，已经风雨飘摇，而宫廷的崇佛运动却仍然大行其道。实打实说，有信仰、崇佛都可以，但是国家统治者动用公器大规模进行宗教信仰就需要思考了。晚唐统治者就陷入了这种境地，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民间凋敝，以至于韩愈上书，“夕贬潮州路八千”。 杜牧是游历到无锡，看到当地佛寺兴盛，不由得慨叹，有了这首诗。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只是虚指，描写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 而唐朝崇佛的传统就是受到了南朝的很大影响。南朝不过短短一百七十年时间，经历宋齐梁陈四代，虽然创造了算是璀璨的文化，也出了很多学者艺术家，但是朝代更迭，权力争斗，充满了血腥，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 深厚的社会苦难，为民间的宗教信仰孕育了土壤。南北战乱，朝代更迭战乱，让民间更加对现实失望，转而寻求未来的解脱，将精神寄托在虚无的来世。 而统治者走马灯似的转换，再加上佛教完成了本土化以后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民间都在信，那统治者以此为工具进行统治就顺理成章了。同步的，宫廷信仰也愈演愈烈，王公大臣也都加入朝圣者的队伍。 随便看史料，比如奇葩的梁武帝。南朝佛教到梁武帝（502—549）时达到全盛，对佛教进行了各种资源倾斜，定期不定期就去佛寺，还曾经四次发愿要出家为僧，由群臣凑了一亿万钱奉赎回宫，这样让寺院经济更好，但是老百姓日子更难。其他种种，更多，翻看史料可能下巴都会掉。但是如此信佛，哪个皇帝也没让自己的基业千秋万代，倒都是速朽了，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氏江南春之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盖极言南朝寺庙之多。南朝由于佛法兴盛，帝王提倡佛教而造寺塔者颇多，其后妃、公主兴造寺塔之风尤盛，故南朝寺院林立，且以木材构筑者居多，绝大部分佛寺皆在建康（今南京）。 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门阀世族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皇帝、贵族和世族官僚大都信仰佛教，印度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后赵石勒、石虎和前秦苻坚尊为国师。南朝梁武帝更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教徒，他尊佛教为国教，并曾三次舍身出家为僧。所以，这个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只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所以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王朝很重视佛教。唐太宗曾经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刹，并且在大慈恩寺设立了译经院，延请了国内外的名僧来到这里翻译佛经，宣化佛教，培养了大批高僧、学者。唐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都开设了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是下令在各州设立大云寺。在晚唐时期，佛教僧人也备受礼遇，皇帝对他们都赏赐有加。 唐朝之后，佛教在中国开始衰落。
佛教的发展实际上是持续不断的，但实际上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就是在南北朝时期，为什么？因为佛教经典的大量翻译工作以及世人逐渐对佛教义理的理解，而佛教也逐渐从西来宗教，慢慢吸收儒道思想，逐渐符合本土文化，从而愈来愈适应本土发展，这都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按照某一种说法，佛教是东汉传入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传入说暂不考虑），东汉时期刚刚传入，这个时候佛教的策略是策动上层人士信仰佛教，以期达到的目标，此时的道教还是个非常原始的宗教。东汉末年五斗米之类的道教流派的动乱，导致道教式微，魏晋玄学的兴盛实际上吸收了佛教的思想。但是这种策动上层士人的计划效果不佳，随着东汉以及三国时期大量僧人和佛教徒对佛教典籍的翻译，中原的佛教典籍有了一定的积累，逐渐有了一定影响，西晋年间佛教没影响？扯淡。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七《合放光光赞略解序》记载，元康元年（291），竺叔兰和无叉罗在陈留译出了《放光般若经》，此经“大行华京，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遣人于仓垣，断绢写之，持还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其行世如此是”能没影响么？佛教在东晋南朝出现这种井喷，一方面是战乱导致了底层人士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转而寻求精神慰藉，此时大量佛教典籍的翻译以及西方僧人大规模的来华，佛教理论中的来世说及受欢迎，进而获得了生存空间。另外一方面，就是政权接纳了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支持译经活动，当时无论是北方佛教中心洛阳，还是南方的几大译经中心，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僧团活动，这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实力派进行的支持。无论是北魏还是南朝梁武帝，大规模的上层士人的信仰佛教，直接导致了佛教的几何增长。但是这其实是渐进式到一定程度，佛教最终取得的成果。这是循环往复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自东汉至三国西晋时期前仆后继的僧人和佛教徒的努力打下的基础，就不会有后来的井喷。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时候，梁武帝萧衍信奉佛教，大量兴建佛寺，寺盛僧众，充分反映了我国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独特地位。 因为从五胡乱华到南北对峙,300年的战乱,老百姓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已经无法满足,佛教就担当了这个角色,佛教中一些教义也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统治者就大兴佛教,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南朝佛教的兴盛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它. 谢邀。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大盛，其盛行原因，可有以下数点，现详述。
首先，是由於魏晋南北朝时，政治黑暗，时局动荡造成佛教大盛。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政权更换快速，篡弑频仍，故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加上外族入侵，造成生灵涂炭，人民生活艰苦。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既找不到出路，乃寄心於宗教，寻求心灵的慰藉，於是各种宗教均甚盛行，而佛教也就在这背景下兴起。 另一方面，在东汉党锢之祸后，士人在政治上屡受摧残，加上魏晋以来，篡弑频仍，政治黑暗，士人为求明哲保身，多不谈政治，於是儒家所崇尚的纲常名教及积极入世的思想大受打击。士人精神无所记托，於是讲求个人逍遥的道家哲学及出世的宗教思想随之兴起。
佛教之所以能在众宗教中而特别盛行，主要是因为它的教义适合时代需要。早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小乘为主，其教义主要为：(一)人死后精神不灭，(二)因果报应，(三)轮回之说，(四)布施。一般来说，小乘是专修个人的，此等教义，正好给予在现实生活中受尽折磨、困苦和灾难的人民对来世有所企望，因而大盛。
另外，也因为儒佛思想并无大冲突，故佛学得以为传统的儒子及人民所接受。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无根本上的大冲突；两者均主张依赖自力而不依恃他人的帮助，佛教之众生皆可以成佛与儒家的人人皆可以成尧舜非常接近。主要分别则在於出世与入世之不同，在当时的环境中，现实生活与政治状况，均不容许人在世上有所作为，因此儒家思想根本无法实现，较消极的佛教思想，乃当时得令。
其次，佛教者传教方法得宜，也有助其兴盛。佛教在传入之初即巳注意争取社会上层人物的信仰和支持，在当时的博士弟子景卢、楚王英、汉桓帝、魏文帝、孙权以及南北朝的大多数君主，都好佛事。佛教因得君主的提倡及上层士子的支持，故得广泛流传，不受摧抑。 还有的是两晋时期，清谈玄学盛行，僧侣支遁、慧远等时与名士辩论玄理，亦深为士林所敬重，因此主流思想也沾染了不少佛教思想。此外，东晋末年，慧远致力於融佛入儒，其著有《丧服经》及《三礼毛诗注析》，以及后来的法显西行寻求戒律，此等人的行径，均丰富了佛学，有助於弘扬佛法，赢得了人民的普遍信奉。 而且，当时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他们往往透过符咒治病、占星等来吸引群众；而佛教中人为迎合当时俗尚，也兼用占验，预卜吉凶、治病等方术以接近群众，作为传教方法。例如西晋末年，西域僧人佛图澄来华，他用方术感化石勒，阻止了他的残杀，其后亦为石虎所崇信，此等方术，极能吸引一般民众，使中原人民逐渐奉佛。
最后，佛教既得君主的崇信的优待，所以君主常将财产捐於佛寺，天下更从风而化。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至於以金钱货贽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故佛寺财产年年增加。佛教寺庙既有大量财富，亦能致力於社会福利，以收揽人心。政府又容许附属於寺庙的土地及人户免国家赋役，而投归佛寺，故造成佛寺财力丰盛，劳力大增，故在社会经济上有一特殊地位，确保其势力发展。 总括而言，佛教之能在中国盛行，有其主观条件与客观因素的配合，对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与皇帝信佛有关，之所谓上行下效。 必须有关，尤其那位菩萨皇帝梁武帝 |
|
|
来自： xjglyx2005 > 《待分类》
佛教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