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南山子春秋；插图：赵春秋作品
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是伦理型的审美文化，所以，在中国，艺术与人品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明确地将养气与胸次人品联系起来，并作为审美主体（创作主体）的一个重要范畴，却是北宋郭若虚提出的。郭若虚论人品与画品，即道出了宋代文人画的本质特征，又是后来文人画家进行创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品评文人画家的标准。
郭若虚论及文人画家的人品，黄庭坚接着论述了文人画家“胸次”这个概念，他在题《七才子画》中写道：“一丘一壑，自须其人胸次有之，但笔间那可得。”这就是说，画家胸中有什么样的丘壑，即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和气质，绘画作品也就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品格和气质。
朱熹把绘画看做画家的人品、胸次即人格精神的实现。他为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作跋时说：“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在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图》时曾写道：“米老下蜀江山，尝见数本，大略相似。当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胜处，时一吐出，以寄真赏耳。”刘克庄在跋赵大年的小景时曾写道：“大气胸次潇洒，故见于笔端如此。此岂睦亲宫中，终日骑木马，放鹁鸽者所能为哉！”这就是说，赵大年之所以画得好，就因为他的绘画作品中表现了自已的“胸次潇洒”。
元代几乎在画家人品、气质、胸次看作是评价绘画作品的最高标准。王冕、吴镇、王蒙、倪瓒等名家都很重视人品、胸次、气质的作用。倪瓒题柯九思画竹“检韵萧萧人品系”，认为柯九思画竹好就好在借以表现出了画家自已的高尚人品，他视自已的绘画为“写胸中逸气”，明确地提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明代文人画家、画论家都主张绘画表现画家的人品、胸次、气质、情思及具备某种笔墨情趣。文征明自题其仿米家画风的山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在他看来，绘画的最高审美要求是气韵生动，用笔用墨，都和人品的高低直接相关，仿米芾山水用墨不成功，因为自已的人品没有米芾高。清代沈宗骞云：“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记载所传，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数人，盖于几千百人中始得此数人耳。敬非品格之超绝，何能传于后耶？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道；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人品胸次之养气说的最好总结。
人品胸次作为文人画家的主观因素，受到文人画家、画论家的重视，是与文人画家为充分表现其鲜明的个性气质净化人的精神紧密相联的：画家的“人品洁”，才能“脱俗就雅”，笔墨才能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概，才能气韵闲雅，无烟火气，才能有一种高雅超逸之韵，才能神气渊穆、风致萧散。凡此种种，正是文人画的开山祖王维“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彻。……故落笔无尘俗之气”的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