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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停科举的八十年，读书人咋活 | 彰考局

2017-07-03清史观 141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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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安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

1238年，蒙古人攻灭金朝后，开了一次“科举”。

然而，蒙古人觉得，科举，一次就好，没有必要天荒地老，就停了。

这一停就是近80年。即便在1276年拿下南宋，统治地区囊括中国南北，亦并未继承汉人的科举传统。

在这段没有科举的时期，北方理学大师许衡与忽必烈见了一面，聊到了科举。忽必烈仍对科举不感冒。

许衡后来被征召做了国子学祭酒，培养了大批汉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学生，然而这些读书人的前途并不光明。

在无科举时代，许衡及其朋友乃至站在背后的士人，该怎么活？

无科举时代的权斗

1260年，忽必烈刚刚登上汗位，北方理学大师许衡去见他，二人初见，有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许衡）至上都，入见。

（忽必烈）问所学，曰：“孔子”。

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

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

问科举何如，曰：“不能。”

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1]

二人初次见面就聊到了“科举”，然而忽必烈对科举并不感冒。

许衡

事实上，这不是许衡第一次与忽必烈发生交集。六年前，46岁的许衡被忽必烈召为京兆提举初入仕途，他“力辞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也。”[2]

尽管如此，许衡在第一次见完忽必烈后，还是答应出任国子学祭酒，也就是如今的公立最高学府的校长。

许衡的态度之所以转变，可能受了另两个朋友的影响。

当时，同为北方理学家的姚枢、窦默进了“金莲川幕府”，当了忽必烈的贴身智囊团成员，他们都认为在大蒙古国的统治之下，只能寄希望于这样的“贤王”，才能实现济世之愿。

许衡也愿意一试，倒霉的是，他先后得罪了权臣王文统与阿合马。

忽必烈刚登上汗位不久，汉人王文统做了中书平章政事。“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3]

姚枢、窦默二人曾在忽必烈面前斥责王文统“学术不正”、“不可处以相位”，乃荐许衡代之。

王文统怀恨在心，建议忽必烈将三人分别授职“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这样，他们虽位居三公，实际被明升暗降，王文统用虚职剥夺了他们的实权。

然而王文统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其女婿李璮起兵造反，他也受到牵连，最终死于非命。

这件事直接导致忽必烈对汉儒的信任危机，之后便启用回回人阿合马接替王文统。

不料，许衡又与阿合马杠上了。

影视剧中的阿合马形象

阿合马独揽中书及领六部大权、排挤汉官，许衡见他羽翼丰满，恐有反状，即上奏忽必烈反对其子执掌兵权。

阿合马深为嫉恨，便欲抑先扬，举荐许衡为正二品中书左丞，意在调其充当副手，借机中伤。

许衡识破了这项计谋，他在朝堂上公开拒绝任命，而且赖在朝上不走。

忽必烈实在没办法，只能“命左右掖衡出”。

许衡趁机问道：“陛下命臣出，岂出省邪？”

忽必烈狡黠地一笑：“出殿门耳。”[4]

没有“同年”，没有“座师”，亦没有地域联系的“同乡”，这些科举时代官场权斗的必备资源，“不能”科举的许衡一概没有，却来斗权臣，结局可想而知。

科举要不要开？不开

许衡在至元八年（1271年）又被忽必烈再次唤回来，并获得了一个更高的职务：集贤院大学士兼国子学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部长兼公立大学校长。

这次，许衡的弟子，已经是包括汉人、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内的各类学生。

然而，这些读书人学成之后，眼前并非一片光明，因为，没有科举。

辽金时期，北方儒生因为有科举制度，读书有盼头。蒙古铁骑席卷中原汉地，文人们在颠沛流离中，或被掳掠为奴隶，或死于刀光剑影。中原大地弦歌不再。

1237年，契丹人耶律楚材建议元太宗“科举选士”[5]，太宗窝阔台从之，下诏遍试诸路儒生，以词赋、经义、论三科，中试者可免其赋役，并可与各处长官同署共事。第二年，正式开考，史称“戊戌选试”。这虽是临时救急的权宜之计，却是仿科考而来，是为元代第一次“科举”。

对于此次考试是科举还是身份认证，学术界争议不断，但从形式上看，当时的考生会相信这是场科举考试。然而，“戊戌选试”之后，再无下文，科举突然停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得追溯到上文提及的1260年许衡与忽必烈的初次见面。

当时，许衡自称不擅长科举考试，忽必烈当即表示“科举虚诞”。

这并不是忽必烈故意搭讪，而是点出了金朝科举制的现实问题，蒙古人对只能吟风弄月的文艺青年不感冒，而当时的科举选拔来的，多是文青。

基于此，许衡本人对科举的态度也较为暧昧。

作为帝国政治制度的制定者之一，许衡并不赞成恢复金代的科举制度，而是要建立一种属于元朝的科举模式——“罢诗赋，重经学”[6]。忽必烈也同意，认为，“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7]很担心科举一开，文青治国卷土重来。

故不开科举也罢。

事实上，忽必烈时代，呼吁恢复科举者甚多。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士王鹗“请行选举法”，忽必烈下诏中书省和翰林院一起商量，但商量来商量去，两年下来，没个结果。

至元六年（1269年），朝廷成立国子学，儒生似乎看到了科举恢复的希望。五年后，中书省臣议定科举程序。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元前期，朝廷对科举不了了之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大部分的官员出身是胥吏，而胥吏由儒户和学校供给，旨在选官的科举制已无用武之地。科举虽废，而学校则兴。

所以，朝廷更不会想着积极恢复科举了，虽然有时候，皇帝也会在大臣们的怂恿下动起恢复科举的念头，但只要出现一点风吹草动的反对意见，提议就会被搁置。

科举无，士人怎么办

科举没了，读书人怎么办？

元朝无科举不等于没选官办法，从形式上看，其人才选拔方式，更接近一千多年前的汉朝。

汉代有察举，元代有举荐；汉代有郎选，元代有怯薛。

但此时不比汉朝，元代接管的是科举已经实行五六百年的中原汉地，读书人已习惯科举入仕。

科举没了，生活还要继续。当时的社会，士人的出路不止科举一条[8]。读书人的职业及兴趣发生了较大变化。

《元史·选举志》记载：“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元人揭係斯指出：“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商。”[9]

读书人做刀笔吏、做蒙古色目官员的幕僚，做生意、做工匠。

就目前史料来看，士人转向行医的较多。

如元人傅若金记载：

“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10]

科举废后，“博涉经史”的严存性取医家之书，游四方，行其志。

又如元人揭係斯提到，一个叫“奔清甫”的医者，就曾是一位痴迷科举的读书人，由宋入元后，科举废，尽弃“积勤十二年”之所学，转“取神农皇帝之书，日夜读之”，“遂以名医闻”。[11]

可见，读书人之职业转向，有的是出于生计考虑。而家有余资者则不必囿于科举考试，纯粹是兴趣有变，可以自由吟诗作学问。由宋入元的刘辰翁便指出：“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12]

当然，朝廷还是会征召一些学问大，名声在外的儒者进京供职，许衡就是个例子。

还有一些人凭借儒户身份，在乡里钻研学问，或者替人写写碑文赚点小钱。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书生，也因碑刻得以留名于后世。

直至元仁宗（1313年）时，朝廷决定恢复科举。此时距“戊戌选试”（1238年），已近八十年。半个多世纪后，元朝灭亡。

在元代生活了近40年的朱元璋，当了皇帝。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也曾实行科举，然而几次之后，他便找到了当年忽必烈的失落感。

洪武六年，朱元璋暂停科举，实行察举。洪武十五年，科举制度才被恢复并最终成为定制。此时距许衡去世，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

读书人再次回到了“读书做官”的传统轨道上。

注释：

[1]（元）耶律有尚：《考岁略》，载苏天爵著、姚景安点校：《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8页。[2]（元）苏天爵著、姚景安点校：《国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许文正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7-168页。[3]《元史》卷206《判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94页。[4]《元史》卷158《许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27页。[5]《元史》卷81《选举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5页。[6]《元史》卷81《选举一》，第2018页。[7]《元史》卷148《董文忠传》，第3502页。[8]王瑞来：《科举停废的历史：立足于元代的考察》，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9]（元）揭係斯：《文安集》卷10《送伊苏达尔齐序》，四部丛刊本。[10]（元）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4《赠儒医严存性序》，嘉业堂丛书本。[11]（元）揭係斯：《文安集》卷12《奔清甫墓志铭》，四部丛刊本。[12]（元）刘辰翁：《须溪集》卷6《程楚翁诗序》，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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