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书法艺术的高度繁荣时期，大家辈出，楷行草篆均有大师出现，璀璨耀眼。唯独隶书，却几乎没落至历史谷底，这与政治不无关系。这要从唐玄宗的《石台孝经》说起。
帝王偏好
走进西安碑林，远远就能望见到它的标志性建筑——上刻林则徐手书“碑林”两字的碑亭，而碑亭下巍然耸立的大碑就是赫赫有名的《石台孝经》。我们仔细看唐玄宗的隶书，不难发现，其用笔楷法明显，波磔突出，线条丰腴，注重华饰；结体四平八稳，极求匀称，规矩平庸，呈现出光亮甜熟之风。这种风格与高古敦厚、一碑一风的汉隶大为不同。
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亭
汉隶可分为两类：一是八分，用篆笔作汉隶；二是汉隶，字皆有挑法，与秦隶名称相同，但写法不一样。而唐人在继承汉隶时，最多的就是第二种情况，字皆挑法，波磔夸张。
《石台孝经》局部
所以，唐玄宗的隶书外行看来“很好看”，就像雕廊画栋，装饰性很强。书法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诸体高度完备，特别是楷书成为日常书体，隶书的实用性大打折扣，开始向纯艺术方向迈进，所以人们开始追求它的装饰性。特别是唐玄宗的隶书有明显的楷法倾向，是用楷法作隶书。隶书是楷书的基础，但唐人却用楷法写隶书，失去了古味，徒具其形。
唐玄宗《石台孝经》介绍视频
天下趋之
唐玄宗的隶书虽无生机、重貌轻质，但帝王偏好、天下趋之。这是专制社会政治影响艺术的重要表现。清代钱泳在《书学》中说：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徐浩隶书局部
钱泳这段话很明智、很明白、很重要，直指唐隶的要害。可见，后人对唐隶的问题看得很清楚，所以到清代隶书复兴之时，伊秉绶、邓石如、何绍基等清代隶书大家没有一个把唐隶作为学习或取法对象，而是直接取法汉隶。所以，唐隶与清隶在取法和笔法上有着巨大区别，这也是我们今人学习隶书应特别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