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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是《道德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专指政治而言的。老子认为，施行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认为统治者应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按：《德经》第二十六章，即通行本第六十三章。凡以下引文均据帛书本《老子》，帛书《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通行本不同，故分叙之。以下凡引《德经》处，均注明其为《德经》某章，并附注出其于通行本中的位置，以便参阅。《道经》的章节与通行本无异，不另注），并且相信“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道经》第三章）。 在《道德经》中，老子以“无为”为最高标准，为我们制定了一个划分君主等级的标准：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之。信不足，安有不信？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我自然。”（《道经》第十七章）“大”即是“太”，“太上”，最高之人、物也。“母”通“侮”。这一章讲的是统治者的境界，分为四等。最上等的统治者，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但感受不到他的存在。第二等是老百姓称颂他，第三等是害怕他，最末等是欺侮他。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既然最上一等的统治者能让老百姓知道，但感受不到他的存在，那么他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否这个统治者是否可以无有？ 细读本章，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我自然”的概念。而《道德经》全书中，老子提到自然的地方还有很多，最著名的是《道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意义十分明确，即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也。于是有人类推，认为“道法自然”的意义就是道效法自然了。如王弼注曰：“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意即为此。 但注释者似乎忘了一点，本章前段尚有“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云云。于此可见，“道”是一切事物的本体，在此之前是无物的。因此道法自然的意思，并不是“道”去效法“自然”，而是说，“道”的法则是自身正确的（“然”的本义是正确），它不必向外效法。所以“自然”是“道”的本质，“我自然”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百姓胃我自然”，并不等于是真的“自然”，也就是说，太上之境界，不是真正的“道”的境界，而是无限接近于“道”的境界。这也就是《道经》第二十三章所说的：“从事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对于万物来说“道生之而德畜之”（《德经》第十四章，通行本第五十一章），“道”是对万物的派生，而“德”则是对万物的教化。意即，自然的根本之理就是“道”，天然之理就是“道”。而不违背于“道”，但却是附加在万物身上的就是“德”。 又《德经》第五章（通行本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此可知道，“道”产生的时代是无。而“德”则是为了养育万物而存在，所以“德”产生的时代必然是有。所以“道”与“德”的区别也就在于“有”和“无”的区别。“道生之而德畜之”，两者既有派生的意义，又在有的时代共同作用，正如“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两者共同作用的时代，就是“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万物已生，并且遵守着天然的秩序。一切本着天地自然之意，万物井井有条。 不过由于人的出现，天然的秩序已经受到破坏，开始有了人为的成分。但这些人为同样是合于自然之道的，这也就是“德”的时代。由于人类开始社会化，产生了规矩和道德。天然的“德”被人为的“道德”取代，所以天然之“德”便不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也无法教化万物。因此，此时便需要一个统治者引导人们走到“自然”的道路上去，回到“道”的本质，“德”的引导上去。因为这个统治者是存在并起引导作用的，所以百姓可以感知他的存在。但他同时又是依靠“道”的，是崇尚“自然”的，所以百姓对他的行政并没有更为特别的感知。《周易·系辞传》说，“道”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合于“道”的君主同样如此。 所以君主的最高境界只能是“下知有之”，而不能是“无之”。同样，最好的作为是“无为”，并不是真的不做，而是对“道”的不加改变，是对“自然”法则的遵循。所以“无为”就是“无违”，《易传·文言》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其意义也在于此。“先天而天弗违”者即是“道”，“后天而奉天时”者即为“德”。因而“无为”的本质依然是有，并且也只有“有”才能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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