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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短文选粹》(2)

 JwwooLIB 2017-07-12

上白沙先生启略
【题解】
湛若水的传世书简,其内容大部分是湛若水与别人论学或回答别人的请教,是研究湛若水的心学、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湛若水给王阳明的书简尤为重要。另外,从湛若水的书简中也可以了解他的处世态度、交际圈子和一些事迹。
《上白沙先生启略》是湛若水悟得“随处体认天理”的心学宗旨后,写给老师陈白沙的信,告诉老师自己对“体认天理”的理解。陈白沙(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的开创者。陈白沙的心学以“主静”为宗旨,他的学问宗旨是“静中养出端倪”,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正是对老师的“主静”说的发展。
【原文】
门生湛雨○1顿首百拜○2尊师白沙老先生函丈执事○3。自初拜门下,亲领尊训至言、勿忘勿助之旨,而发之以无在无不在之要。归而求之,以是持循○4,久未有著落处。一旦忽然若有开悟,感程子之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李延平○5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愚谓“天理”二字,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於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若能随处体认真见得,则日用间参前倚衡○6,无非此体,在人涵养以有之于己耳云云。丁巳冬十月一日,门生湛雨百拜顿首顿首谨启。
【注释】
○1湛雨:即湛若水,湛若水原名为“露”,后为避祖讳权宜改名为“雨”,四十岁后才定名为“若水”。
○2顿首百拜:“顿首”即磕头,“百拜”即多次行礼,“顿首百拜”表示对对方施行大礼。
○3函丈执事:“函丈”原意是老师讲席与学生坐席之间要留出一丈的空地,后作为对老师的尊称;“执事”是对对方的敬称。
○4持循:遵照。
○5李延平:即李侗(1093一1163),字愿中,南宋学者,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属今福建南平)人,程颐的二传弟子,朱熹曾曾从游其门。
○6参前倚衡:意指言行要讲究忠信笃敬,站着就仿佛看见“忠信笃敬”四字展现于眼前,乘车就好象看见这几个字在车辕的横木上。泛指一举一动。
○7谨启:书信常用语,指恭敬地呈上。
【译文】
门生湛雨顿首百拜尊师白沙老先生函丈执事。自从开始拜入尊师门下,你亲身引导我尊奉圣贤的训导真言、勿忘勿助的宗旨,从而阐发“无在无不在”的精要之说。回去后寻求它,尊重前贤的训导,经过一段时间也没有找到切入点。有一天我忽然有所开悟,感悟到程子的话:“我的学说虽然有传授自别人的部分,然而‘天理’两个字,却是自己体贴出来的。”李延平说:“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我认为“天理”两个字,是千圣千贤的大根本。尧、舜以来,直到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包括在其中了。如果真的能够随处体认得到,那么日常生活、一举一动,无非是这个本体,在于人涵养自己本身具备的天理而已。丁巳年冬季十月一日,门生湛雨百拜顿首顿首谨启。
书赠欧阳六安
【题解】
欧阳崇一(1496—1554),名德,字崇一,号南野,江西省泰和县人,官至礼部尚书。欧阳崇一是湛若水的同僚好友,因为当时他在安徽省六安县任知州,所以湛若水称他为欧阳六安。
【原文】
明道先生居官常书“视民如伤”,曰:“吾常愧此四字。”甘泉子曰:“夫伤也者,伤己也。书曰:‘痌瘝○1乃身。’伤己也。夫苟认伤己,何所不至?是故有不忍人之心○2,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达此便是尧、舜气象。崇一守六安,六安,兵荒之区也,能体此,则学政人己兼至矣。”
【注释】
○1痌瘝:谓关怀人民病痛、疾苦。
○2不忍人之心:指怜悯心,同情心。
【译文】
程颢先生做官时常写“视民如伤”四个字,说:“我常愧对这四个字。”湛若水说:“所谓伤,伤自己啊。《尚书》说:‘关怀人民病痛、疾苦就如关心自己的身体。’伤自己啊。做官时如果认识到伤自己,施政还有什么不能顾及的呢?因此,有怜悯体恤别人之心,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施政,做到这点便是尧、舜治理的景象。崇一你在六安当知州,六安,是兵荒马乱的地区,如果也能够实践这个道理,那么修学和政务、别人和自己都能兼顾了。”
答称门生议
【题解】
“门生”原是汉儒对再传弟子的称呼,而把宗师亲自授业者称为弟子。后来,人们对亲自授业的弟子亦称为门生。此外,门客或幕僚对官员、科举考试及第者对主考官、因荐举而改官者对举主也自称门生。可见,门生这个称谓被滥用了。门生不仅是一个称谓,其被滥用的实质是官员间的拉帮结派、下级对上级的攀附、某些出入仕途者一心功名利禄而不摘手段,对于这种现象,湛若水无疑很清楚的,所以他希望辨明“门生”之所指。
【原文】
或问曰:“古今之所谓门生者,宜何称矣?”甘泉子曰:“门生也者,门之生也,如七十子之在孔门是也。”又问,曰:“如太学○1之士于祭酒、司业、六堂监丞之司○2也。”又问,曰:“其传道、解惑、受业者是也,如游杨之立雪程门○3也。”
曰:“知贡举○4者,宜何称矣?”曰:“此朝廷之命也,贡举○5非其人,则有罪,故曰:‘坐主’○6。”曰:“闻五经之考官,亦称门生。”曰:“非也。糊名易书○7,足不及门。凡有关通者,朝廷有常罪,何门生之有?今之仕进者于知贡举者,始进之日,则四拜○8于其门,故忌者诮曰:‘今三百进士皆其门生矣。’稍迁官○9则忘之,若不识面,于糊名易书则终身称生焉,可谓惑矣,人情道义之薄也。故翰林有温○10门生之诮,可哂也已。昌黎韩子○11送童子文,有曰:‘吾与童子皆陆公之门人。’时陆幼舆为知贡举官也。”以此观之,故为一明辨之,著称门生议。
【注释】
○1太学:中国古代培养官员的高等学府,在明代亦称“国子监”,以儒家经典为教材,课程以通经致用为主。
○2祭酒、司业、六堂监丞之司:“祭酒”是太学的主管官,相当于校长;“司业”是学官名,为祭酒的助手;“六堂监丞之司”指管理太学的六间教室(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的官员。
○3游杨之立雪程门:“游”指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广平,建阳长坪人,北宋著名理学家。“杨”指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北宋著名理学家。游酢、杨时二人去拜见程颐,程颐当时在打瞌睡,二人于是恭敬地站在一旁,等到程颐睡醒时,门外雪深有一尺了。
○4知贡举:指科举考试的主考官。
○5贡举:指中国古代中央一级科举考试的中试者。
○6坐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的别称。
○7糊名易书:指把试卷的考生名字糊起来不让评卷人看到考生的名字,把试卷的文字重抄一次以防止评卷的人辨认字体,是科举考试防止考生作弊的两种方法。
○8四拜:古代官员下级向上级拜见时的拜见礼。
○9迁官:晋升官爵。
○10温:指蓄积。
○11昌黎韩子:即韩愈(768—824),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思想家、文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首。
【译文】
有人问:“古往今来所讲到的‘门生’,实际上应该用什么称谓?”湛若水说:“所谓门生,即门下的学生,如七十贤在孔子门下就是了。”又问,湛若水说:“如太学的学子之于祭酒、司业、六堂监丞之司。”又问,湛若水说:“即传道、解惑、受业对象,如杨时、游酢二人于下雪天在程颐门下站立。”
问:“对主考官,应该怎么自称?”湛若水说:“这是朝廷的任命,中试者不是最出色的,主考官就是有罪,所以说:‘坐主。’(指主考官对于考试的公平要承担主要责任)”问:“听说考生对监考五经的考官,也自称门生。”湛若水说:“错了。糊名易书,没有到门下受教。凡是考生和考官有串通的,朝廷都会治罪,何来有门生?现在的进士,一中试就对主考官行四拜礼要拜入主考官门下,所以有憎恶的人讥讽说:‘现在三百个进士都是他(主考官)的门生了。’然而进士们稍有晋升官爵就忘了,就像不认识,只是因为糊名易书的考试就对主考官终生称自己为门生,可谓迷惑了,人情道义的浅薄啊。所以人们对翰林院有‘蓄积门生’的讥讽,可以哂笑啊。韩愈《赠张童子序》一文中说到:‘吾与童子皆陆公之门人。’当时陆幼舆正担任主考官一职。”由此看来,要让人明白‘门生’的含意必需去辨析,因而把本文称为‘门生议’。
书信解说
先次与阳明鸿胪
【原文】
不肖孤稽颡,别来无任哀恋,昨承面谕大学格物之义,以物为心意之所著,荷教多矣。但不肖平日所以受益於兄者,尚多不在此也。兄意只恐人舍心求之于外,故有是说。不肖则以为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故格物非在外也,格之致之之心又非在外也,於物若以为心意之著见,恐不免有外物之病,幸更思之。老兄仁者之心,欲立人达人甚切,故不免急迫,以召疑议。在易之咸,以无心感物,物之感也深。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其上六,咸其辅颊舌,腾口说也。感人以心且不可,况以颊舌乎?此不肖与老兄当共戒之。
【解说】
这封信是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湛若水丁忧期间写给王阳明的,他们除了公开论学,也以书信来往讨论问题。两人的书信记载了湛、王两家心学学说的异同,可以说是明代心学的经典之作。
湛若水送母亲的灵柩回乡途中,王阳明与他会面,为了使朋友不沉溺于伤心中,王阳明特意与湛若水讨论“格物”这个儒学的根本问题。从此信可见,湛若水与王阳明对“心”的不同定义,导致两人对“格物”的“物”有不同看法。王阳明所说的“心”是指胸腔内的方寸之心,所以认为湛若水以“格物”为体认天理是“求之于外”。湛若水所说的“心”广大而与“天地万物为体”,又是体察万事万物而没有遗漏的存在,所以在湛若水看来,“格物非在外”。
寄阳明
【原文】
昨叔贤到山间,道及老兄,颇讶不疑佛老,以为一致,且云到底是空,以为极致之论。若然,则不肖之惑滋甚。此必一时之见耶?抑权以为救弊之言耶?不然,则不肖之惑滋甚。不然,则不肖平日所以明辨之功未至也。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颜子卓尔之见,正见此尔。此老兄平日之所潜心者
也。叔贤所闻者,必有为而发耶?此乃学最紧关处,幸示教以解惑。
【解说】
这是正德十年(1515年),湛若水在丁忧期间写给王阳明的信。信里提到的叔贤是湛若水的好朋友方献夫(1485—1544),字叔贤,又称方西樵,广东南海人。方献夫来探望湛若水,并告诉湛若水,王阳明推崇佛家的“空”,以为是“极致之论”。王阳明对“空”的推崇也引起湛若水的担忧,加上方献夫认为只有自己能与之辩论,他于是给王阳明去信说自己的观点。湛若水认为“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即使天地、人物不存了,也还有“气”没有“空”。因为王阳明所讲的“空”又指人的思想境界,所以湛若水举出儒家的“鸢鱼”、“卓尔”等生机活泼的思想境界,否定佛家“空”的死寂。
答阳明
【原文】
西樵两承远虑,非骨肉之义,何以及此!然此山敻出江海之间,绝与后山不相涉,且远二三百里。山贼不利舟楫,广间士夫多好事者为之耳。不劳远念。所示前此支离之憾,恐兄前此未相悉之深也。夫所谓支离者,二之之谓也,非徒逐外而忘内,谓之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亦谓之支离,过犹不及耳。必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一以贯之,乃可免此。仆在辛壬之前,未免有后一失,若夫前之失,自谓无之,而体用显微,则自癸甲以后自谓颇见归一,不知兄之所憾者安在也?
【解说】
湛若水丁忧三年期满后向朝廷请病假,后到西樵山办学,期间与王阳明保持通信。王阳明认为湛若水“逐外”,湛若水指出不仅“逐外而忘内”是支离,“是内而非外者”也是支离。
与杨士德
【原文】
书中所问阳明立志之教,与鄙见理一分殊之说,本并行而不悖者。立志其本也。理一分殊乃下手用功处也。盖所立之志,志此耳。若不见此理,不知所志者何事。如人欲往京师,此立志也。京师之上,自有许多文物,先王礼乐之遗教,一一皆有至理,此理一分殊之说也。惟其见此可慕可乐,是以志之益笃,求必至而不能自已也。中间学心之言,大段有病,非圣人之旨。更反复思之,以质阳明,言不能尽也。此月二十五已携家入居西樵矣,余见阳明先生启中,不具。
【解说】
杨士德,与其弟杨士鸣都先后从学于王阳明及湛若水。湛若水刚在西樵山办学,当时从学于王阳明的杨士德对王阳明的立志说有疑惑,因而写信问湛若水。湛若水在回信讲述自己的观点与王阳明一样,都认为“立志”是为学的根本。不过湛若水因为对“心”的观点与王阳明不同,所以不同意王阳明“学心之旨”。学如果只是学心,是专内遗外,必导致其它事情荒废。
答阳明都宪
【原文】
杨仕德到,并领诸教,忽然若拱璧之入手,其为慰沃可量耶!诸所论说,皆是斩新自得之语,至朱子晚年定论一编,似为新见。第前一截则溺於言语,后一截又脱离於言语,似於孔子所谓“执事敬”内外一致者,两失之耳。承奖进之意极厚,至读与叔贤书,又不能无疑。所谓宇宙性分,与张子西铭、程子识仁同一段,皆吾本心之体,见大者谓之大,见近者谓之近,恐未可以大小远近分也。凡兄所立言,为人取法,不可不精也。闻英才云集,深喜此道之复明,此间自甘杨之外,有陈生谟,谟之父宗享年将六十而好学,霍渭先弟任,任弟杰,溟滓岩居,邓、冯诸生皆有向进之志,但未见得力,然皆老兄振作,使闻风而起也。
【解说】
王阳明派杨士德送信及《朱子晚年定论》到西樵山给湛若水。湛若水听到杨士德讲王阳明教人“立志”的学说,加上信中阳明的观点还是偏于内,湛若水于是去信深入解释自己对于“心”的看法。湛若水以宋代大儒张载、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说为证,指出“心”是内外、动静合一的,不能以“大小远近分”。
对于王阳明写的《朱子晚年定论》,湛若水加以肯定。因为王阳明在信中告诉湛若水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劳累、衰老,想致仕又未得批准,所以湛若水在信的末段希望王阳明“皆老兄振作,使闻风而起”。
答阳明
【原文】
小僮归,承示手教,甚慰。衡岳之约,乃仆素志,近兴益浓,然以烟霞山居未完,又以老兄方有公事,皆未可遽遂也。老兄事竣,就彼地上疏,不复返府,是亦一机会也。格物之说甚超脱,非兄高明,何以及此!仆之鄙见大段不相远,大同小异耳。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於文祖”,“有苗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於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意、身、心一齐俱造,皆一段工夫,更无二事。下文诚正修功夫皆於格物上用了,其家国天下皆即此扩充,不是二段,此即所谓止至善。故愚尝谓止至善则明德亲民皆了者,此也。如是方可谓之知至。若夫今之求於见闻之末,谓之知至可乎?知至即孔子所谓闻道矣,故其下文以修身释格物,而此谓知之至,可征也。故吾辈终日终身只是格物一事耳。孟子“深造以道”即格物之谓也。“自得之”即知至之谓也。“居安资深逢原”即修齐治平之谓也。近来与诸同志讲究,不过如此。未审高明以为何如?
【解说】
在这封信中,湛若水对王阳明深入地解释了自己格物观。在此书简之前,王湛二人就对“格物”有了一翻讨论,因为两人关于“心”的观点不同,所以对“格物”的理解也有较大的分歧。又因为之前王阳明的来信说到自己身体、心情都不好,湛若水于是在回信中说王阳明的“格物之说甚超脱,非兄高明何以及此”,并没有与王阳明争论,而是婉转地解释了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学说。
王阳明把格物解释为“正念头”,认为格物即格心,湛若水认为这种解释与《大学》的“正心”之说重复了,而且王阳明所讲的心只是胸腔内的心,这样就否定了孔子、子思所讲关于“学”的观点。湛若水指出:“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求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这就是说,格物不仅是格人心,而且还要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功夫,内外合一,都是体认天理。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思想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湛若水认为人终日终身就只是格物——体认天理一事而已。陈白沙提倡“学贵自得”,湛若水把“自得”解释为“知至”,即知道怎样达到天理,这是湛若水对陈白沙的学说的发展。
寄阳明
【原文】
恭谂执事以大功显受休赉,儒者之效,斯文共庆,甚幸!甚幸!谨拜粗币,用伸贺忱,幸惟鉴念而存焉。仆遁迹荒野,索居离群,日夜以魂梦相寻於千里之外。如欲会晤漕溪之间,以究所未闻,而不知其势不可或得也。前附潮人数通,必彻左右,未蒙示下,以为怏怏。向送陈世杰求放心之说,正欲与高论互相发。迩闻渠报兄有辩说,恨不得一见以讲去我偏也。且兄又何嫌而不即示我耶?夫学救偏者也。如其不偏,何俟讲学?故学者,大公之道也,每见程氏兄弟说又不同,而张、朱订论不容少贷,昔者夫子忧学之不讲,夫讲必有同不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后义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齿不齐,然后粟米出焉,故天地之所以能化生万物者,以阴阳变合之不齐也。兄其无嫌於小不齐之间,不直以教我,而或论说于人,无益,惟兄其择焉。不宣。
【解说】
湛若水与王阳明的心学有所不同,不过两人都认为是小处不同,而目标、大处是相同的。由于两人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力,湛王两家学说的不同而备受议论。在这封信中,湛若水提到即使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学说都有不同,他认为在学术上求同存异,才能互相促进,然后“义理生焉”。湛若水还希望朋友把学术上的意见直接告诉自己而不是对别人说,让别人议论。
二程的异同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湛若水可以说是这个课题的先驱了。应该说,程颐早年的哲学思想和其兄程颢是大致相同的,不过程颐的哲学思想在后来由一个转变过程。程颢的理学主要讲融通合一,不讲体用之分,而程颐的理学则主要讲体用二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在认识论上二程也有明显的不同,程颢主张守约内求于心,程颐则强调知识积累、内外结合,后来的陆九渊与朱熹就分别发展了程颢与程颐的认识论思想。从认识论可见,二程代表了理学和心学的两条发展道路,程颢启发了后来的心学,程颐则启发了理学。朱熹就主要继承了程颐的思想,所谓“程朱理学”中的程其实是指程颐。
寄王阳明都宪
【原文】
十月初及郭总戎行,皆尝有奉疏。梁进士焯行,又附徐曰仁奠文香币,未审彻览否?若水烟霞之筑已讫工,又得九龙洞、垂虹洞诸胜,可以安居自老矣。闻老兄方事夹攻之兵,应甚勤苦。若此事一了,不论功之有无,可以此时不再回府,卧病他所,累疏极言自劾,决策引退。此一机会也,过此即他事又相继上手,吾莫知兄所脱驾矣。盖兄之隐祸,前有宰相之隙,后有江右未萌之忧,昔尝为兄两虑之矣。若不以此时决去,恐不免终为楚人所钳也。以兄负斯道之望,有明哲保身之资,而虑不出此,吾甚为兄不取也。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兄亟图之。若虑得祸,宁以此得祸耳,不犹愈於为他祸所中乎!兄其亟图之。图之不亟不力也,难乎善其后也。
【解说】
王阳明虽然于社稷有大功,却还是屡受弹劾,他在给湛若水的信中也提到自己积劳成疾、精神欠佳、屡次请假被拒等情况。湛若水对朝廷环境、人性都看的透切,他担心好友的健康,预见王阳明有“隐祸”,因而建议好友当机立断,并教王阳明“累疏极言自劾,决策引退”。可惜的是,王阳明之后带病回乡途中病逝了,还因为他的请假未得到朝廷批准就动身,死后还被弹劾。
答顾惟贤佥宪
【原文】
某顿首复。某自入山来,寻常於当道处书简,皆和而不倡以为例,退者当如是也。然每每於吾兄恒不忘情,然且亦不敢破例而为也,仕德来,承专使手教新书之惠,即如面兄矣。为慰当何如耶!某多病,学与年颓,日且省过,欲寡而未能。阳明乃见谓造诣益精,非所敢当也。吾兄质赋浑厚,当能不为案牍所夺,随时随处察识天理而存养之,已不可量矣。恨以病制,不能就闻日新之益耳。若有所得,不惜时示及。阳明传习录颇粗阅之,未及精详。其中盖有不必尽同,而不害其为同者。朱子晚年定论盖深得我心之同然,乃公论也。世儒每每以初年之论求之非之,良可叹也,兄以为何如?
【解说】
这封信谈论的主题是王阳明的两部著作:《传习录》和《朱子晚年定论》。
《传习录》是王阳明先生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传习”一词源自《论语》的“传不习乎”一语。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中讲到朱熹早年一直忙于考索和著述,到晚年才后悔了,认为自己是舍本逐末,方向有误,把功夫做颠倒了,晚年思想向心学靠拢。王阳明认为朱熹希望改正,只是过早去世来不及而已。因为湛若水与王阳明都是心学大师,所以湛若水同意王阳明的观点。湛若水指出,现在的儒生只是按朱熹初年的论述去求道或进行非议,实在可叹。
答孟生津
【原文】
明道看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延平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用工夫,三先生之言,各有所为而发,合而观之,合一用功乃尽也。吾所谓体认者,非分未发已发,非分动静。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故也。如彼明镜然,其明莹光照者,其本体也。其照物与不照,任物之来去,而本体自若。心之本体,其於未发已发,或动或静,亦若是而已矣。若谓静未发为本体,而外已发而动以为言,恐亦有岐而二之之弊也。前辈多坐此弊,偏内偏外皆支离,而非合内外之道矣。吾心性图备言此意,幸深体之。
【解说】
在这封信中,湛若水评论了程颢(明道)、李侗(延平)、陆九渊(象山)三位宋代大儒的学说,并指出三位大儒的学说各有优点,应该结合起来。
湛若水认为“未发已发,或动或静”都是“心”,如果分作两说,就是“二”了,又指出前人“偏内偏外皆支离”。湛若水解释自己的“体认”说,“非分未发已发,非分动静”。正因为“动静皆吾心之本体”,所以“随处体认天理”是“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合内外之道”的。
答闻人宝应
【原文】
嘉品专人远贶,且得手谕,体认天理不能不与事俱往,足见自省之功,此只可责志耳。庄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其志之不渝,则天理当自见,而事不能夺之矣。更望随处收敛,即是体认工夫,所谓体认者,在心不在事也。何与事俱往之有?
【解说】
不少人会写信向湛若水求教,这是一封湛若水回答别人请教的信。“闻人宝应”是人名,“闻人”是复姓,“宝应”是名字。朱熹认为“格物”是在事物上穷理,而在湛若水看来,“心即理”、“物不在心外”,所以他认为“所谓体认者,在心不在事也”,心是格物的根本。值得注意的是,信中引用到庄子的“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这句话,证明湛若水虽然是真儒,但并没有盲目排斥道家,觉得对的还是引用。
答少默问易简
【原文】
晚来问易简一节,偶承止至善之论,一时病作,精神短,不能悉。夫乾之易者,健而动,故充塞平铺而至近也。坤之简者,顺而静,故成天之自然,而无所事也。惟其平铺至近,人皆可见,故易知。惟其行之自然而无所事,人皆可行,故易从。人皆可见,则亲之自不能已也,故可久。人皆可行,则推之自不能御,故可大。然易简功夫,实不外乎吾昨所论至善之旨耳,故易他章又曰:“易简之善配至德。”德即至善之谓也。
【解说】
少默即杨少默,湛若水的学生。“易简”是平易简约的意思,《易·系辞上》上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这句话所说的“理”不仅成为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易简”所表达的天道自然,也成为后世儒家所追求的东西。天理见于日用间,并不远离人,所以体认天理需要于日用间下功夫。
答谢与规
【原文】
学要知条贯,便是易简。人心如镜,应与未应,而廓然大公之体自如此,所谓条贯也。知此则动静皆定,体用一原,合内外之道也。但能随处体认,始知大公顺应,皆是中正本体,一以贯之矣。来札所谓非此心大公,而后物来顺应之谓也。至大公顺应非二之诸处,为得之,但博文属知,约礼属行耳。其别纸具答於后,大抵要知条贯,乃不落支离耳。宜切於体认天理上用功,候有得后,则别纸所疑自释。如登山至顶,则自见得,不待他人指点也。
【解说】
这封信谈论的主题也是“易简”。湛若水指出,“学要知条贯”,就是易简了。什么是“条贯”呢?他认为以一个根本的道理贯穿始终,使人心如明镜一般,有没有物映照,也能保持“廓然大公”的本来样子,就是所谓的“条贯”了。
答陈宗享
【原文】
得季夏二十一日书,愈见恳切,幸甚!夫学无难易,惟在实立心、实体认,如识宝之人,见宝必欲得之。见之真则好之笃,好之笃,故为之力,未有为之力而不得也。夫至宝在万仞之冈,千寻之渊,高深莫测。苟有好焉,人有得之者矣。况此道平铺地上,我固有之,我自求之,焉有不得者乎?夫圣人之学,易简而已。中庸之教,其要在谨独;大学之教,其要格物。谨独、格物,其实一也。格物者,至其理也。至其理者,非声音笑貌之为也,学、问、思、辨、笃行,所以至之也,是谓以身至之也。古人所谓穷理者如是也。近而心身,远而天下,暂而一日,久而一世,只是格物一事而已。格物云者,体认天理而存之也。是天理至简至易者也。昧者舍其易简而求之艰难,而欲至於道,难矣。惟聪明亮之。
【解说】
湛若水在这封信前半部分讲学习没有难易之分,其根本在于立心和体认,后半部分解释了自己的格物观。湛若水指出,《中庸》教人谨独,与《大学》教人格物是统一的,格物讲的其实是体认天理而已。天理是至简至易的,所以圣人之学又是易简之学。他认为,格物必须要下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无论是一日还是一世,人做的涵养功夫只是格物而已。
寄王纯甫验封
【原文】
学无难易,要在察见天理,知天之所为如是,涵养变化气质,以至光大尔。昔者辛壬之岁在都下,所与贤契语,并殊非悬空杜撰,以相罔也。若於夫子“川上”之叹,子思“鸢鱼”之说;及易“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等处见之。若非一理同体,何以云然?故见此者谓之见易,知此者谓之知道,是皆发见于日用事物之间,流行不息,百姓日用不知,要在学者察识之耳。此吾所谓察见天理之说也。涵养此知识,要在主敬无间动静也。贤契用功如是不息,他日当知吾言之不诬也。忧患中猛省四十九年之非,真可痛怜,几虚过此生。缘向前心有所偏,未尝下十分工夫,不能扩充其所志,故有倒行逆施处,为人媒。兹已内讼,峻洁自持,毙而后已。若天假之年,其肯虚度,自令汨没,徒负师友耶?哀中不欲多言,念生死未计,相见未涯,故勉为同志者道之耳。过南都,阳明亦有论说。形而上下之说,信有近似者,但为传者又别告。自今且取其疑者致思,取其同者自辅,方是虚己求益。毋徒纷纷异同之辩,恐於道无益而反有害也。陈天佑稽勋同志者,闲中当常相聚讲习,并以愚说质之,时致规言不次。杨实夫、姚惟肖二文选,幸致意。
【解说】
王纯甫即王道(1476—1532),字纯甫,号顺渠,武城(今属山东)人,明代思想家、官员。嘉靖十二年(1533)起南京祭酒,迁南京太常寺卿,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又改礼部,掌国子监事。
王道初学王阳明,后师事湛若水.怀疑王守仁“致良知”说,批评王阳明“为学之道,剬求之心而已,是几执一而废百矣”。在这封信中,湛若水讲解了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湛若水指出,为学之要在于体认天理,而天地万物都是同一个理而已,所以学者要于天地、四时等自然事物中去察见,从而通过涵养变化气质,其功夫“皆发见于日用事物之间”,恪守诚敬不分动静,
答方西樵
【原文】
观阳明书,似未深悉愚意。吾所举象山宇宙性分之语,所谓性分者,即吾弟所举本心之说耳,得本心、则自有以见此矣。本心宇宙恐未可二之也。承教明道“存久自明,何待穷索”,最简切,但须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实地。首言“识得此意,以诚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进,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终又云:“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见得这头脑亲切,存之自不费力耳。近亦觉多言,正于默识处用功,偶又不能不言也。阳明书并寄一阅便还。
【解说】
方西樵即方献夫(1485-1544),字叔贤,南海人,明弘治、正德、嘉靖三代为臣。方献夫是湛若水的好朋友,两人常讨论学术。湛若水在丁忧期间,在西西樵专心读书的方献夫不时去探望湛若水。有一次,方献夫讲起王阳明,说王阳明挺推崇佛老,又说王阳明认为佛老的“空”是极致之论,方献夫认为当今之世只有湛若水能与王阳明辩论,于是请湛若水反驳王阳明。
这封信谈及到湛若水自己与王阳明的书信辩论,他用“吾弟”来称呼王阳明,可见两人的交往之深。信中提到湛王二人谈论“性分”(本性),王阳明认为“得本心”就能见宇宙的本性,湛若水认为王阳明“似未深悉愚意”。对于王阳明把心与天地万物分为内外,湛若水表示异议,并强调本心和宇宙不能割裂为二件事的,他赞同程颢(明道)说的“存久自明,何待穷索”,指出存要知道存什么,才有“实地”,所以应该“知而存”。他又指出,“存久自明”,不仅“知而存”,而且“存而知”,“知行交进”,知和存是一物。在湛若水看来,知存功夫应该不断默默用功。
复方西樵
【原文】
昨得来教,哀痛中亦暂解忧。但其中犹有未深领者,几欲奉书请教,将作复止,然终不能已也。承示观书册而得心病,别求安乐法,以了此心。见近来觉悟。然窃闻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孔明读书不求记。盖古之知道者如是。而明道读书不蹉过一字,作字时甚敬,即此是学,是即孔子所谓执事敬也。至於酬应事物,游玩山水皆然,岂特读书然哉?盖读书有涵泳持养之功,有穷格发明之益,於此有得,必有不知其手舞足蹈之乐,心广体胖之验,而吾弟以为心病者何耶?圣贤之书,将以养心,非以病心也。无乃求之太深,索之太苦,而所谓执事敬者,犹有未得其要乎?且其语意间似有内非外,判心迹而两之之病,吾弟初不自觉。又云:“别求安乐之法”,而安乐之法,舍敬又何所求耶?语云:“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又云:“敬则自然和乐。”是古人所以存其心养其性,而安乐之法将於是乎在。夫存心之说则闻之矣,至於了心之说,则不肖所未闻。吾契相从阳明讲究,必有实用力处,幸不惜明示,以慰未死之人。
【解说】
这封信的主题是读书的方法,如陶渊明的“不求甚解”、孔明的读书不求记、程颢的“不蹉过一字”。湛若水认为,圣贤书是用来“养心”而不是“病心”的,即读书是为了存心养性,“不求甚解”也好,“不蹉过一字”也好,只要心存恭敬,使得内心“自然和乐”就好。湛若水还指出,不仅读书是这样,酬应事物,游玩山水也是这样。
再复方西樵
【原文】
承手教读之,若亲接謦欬,不觉忘病也,幸甚。三礼之论,窃恐未然,不肖所据信者,惟孔子、子思三千、三百之言耳。若如吾弟以谓周礼为大纲,曲礼、仪礼为节目,则二子者,胡为每每对举言之,计其一定之数,若合符节而不他及也耶?且周礼六篇之首,皆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等语,可见其为治天下之法,而古直谓之“周官”也。至其中疑为后儒所添入者,如卜梦之事甚无谓,亦有大琐碎者,皆可疑也。其书孔、孟之时皆未之见,而孟子班爵乃亦本之王制耳。幸更详之。然同不同亦各有见,不敢必也。近看仪礼中,其升降、揖让、拜兴、旋辟之节,无一字少得。若於此一失,即是废天职,而天理或息矣,真圣经也。此必周公所制,而孔子、子思称之,子夏传之,可见也。若於此理会得,则於道思过半矣。至来教所谓礼定体,易时变,大段则然。然礼之定体所以应变,而易之随时乃所以从道之正,是亦未尝不同也。吾弟聪明过人,见理甚快,必有以详察者,何如?希示。
【解说】
朱熹说过,“礼即理也”,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儒家所讲的“理”多指道德之理,而这个道德之理在人类社会上是通过各种“礼”去体现出来,礼是理的体现,所以说“礼即理也”。周礼是孔子推崇的礼,传说由周公(姬旦)制定,体现了纲常伦理。湛若水、方献夫对儒家的礼素有研究,两人曾多次在会面或书信中讨论到礼。在在封信中,湛若水表达了自己对礼的看法。
答徐曰仁工曹
【原文】
再拜徐曰仁道契执事。承远致盛礼,重以奠文,甚感斯文骨肉之情。告奠墓前,哀哭不自胜。知旌旆已还都,有师承之益。所叹此道孤危,彼此同然。七月初叔贤来此,墓下住二旬,初颇锐意讲贯,极论累日,彼此有益。却是精密长进,路脉亦正。岭表可望惟此友耳。看来学者之病,全在三截两截,不成片段,静坐时自静坐,读书时又自读书,酬应时又自酬应,如人身血气不通,安得长进?元来只是敬上理会未透,故未有得力处,又或以内外为二而离之。吾人切要,只於执事敬用功,自独处以至读书酬应,无非此意。一以贯之,内外上下,莫非此理,更有何事?吾儒开物成务之学异于佛老者此也,如何?如何?幸以质诸阳明先生见示,承委令尊府先生传,但不省自居忧以来绝不举笔作文,当有待也。荒迷不次。
【解说】
徐曰仁即徐爱(1487年—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省余姚马堰人,王阳明的学生。湛若水这封信写于丁忧期间,他信中指出,不应该把静坐、读书、酬应看做无关的事,如果以“内外为二”就如人身血气不通了,而应该以恭敬之心贯通内外。在湛若水看来,“开物成务”(通晓万物的道理并按这道理行事而得到成功)的学问是儒家有别于佛道二家的地方。
答邓君恪眕
【原文】
来演示文稿近时所见,足见用心,然直须涵养深厚,自有定见,所谓物格而知至,今虽说得极是,亦恐是想象。如闭门想象京都,须直到京都则自知京都,不费词说也。所云主一,是主一个中,与少默近来主一是主天理之说相类。然主一便是无一物,若主中、主天理,则又多了中与天理,即是二矣。但主一则中与天理自在其中矣。更思之。
【解说】
涵养功夫如果不够切实,就会陷于想象,自以为明白了、涵养足了。心学的涵养须要能够体认,才能说知道,如想象京都,无疑不能说自己知道京都,要知道京都,必须亲自去到那里。不同的是,心学的涵养不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事物,而是求一个根本的道理从而能够通达万事,这就是“主一”。“主一”中的“一”是“中”、是“天理”,但是“主一”不能说成是“主中”或“主天理”,因为如果把主一说成是主中或主天理,那里心就会执着于“中”或“天理”这个概念,使“一”而变成“二”了。湛若水指出,“主一”即“无一物”,不局限于具体的物甚至概念,心“无一物”,那么“中与天理自在其中矣”。
答顾箬溪佥宪
【原文】
某复箬溪顾先生足下。箬溪之意甚平,正惬愚见。若愚见只是一味家常菜饭,细细咀嚼,自有余味。淡而不厌,无甚珍奇,然亦不愿有珍奇之慕。珍奇之慕,恐生欲速好径之心,即此一心已不是道。圣贤论学,只云:“温故而知新。”只知新处,便有日新,日新之谓盛德。天道生生不已,只是盛耳,非有别一种奇特也。夫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说命曰:“学於古训而后有获。”“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中庸必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论语先博文而后约礼。孟子知性而后养性,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程子知所有而养所有,先识仁而以诚敬存之。若仆之愚见,则於圣贤常格内寻下手,庶有自得处。此上文所论“温故知新”,前书所谓“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者也。若然,则知行并进矣。此因前书之意引而伸之,庶尽其愚忱。外亦有格物致知之说,尚容嗣请。
【解说】
顾箬溪即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明代思想家、数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这封信谈论的主体是“知行”。湛若水指出,“学不过知行,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他认为学习在于“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有日新的盛德。在湛若水看来,学习“古训”(儒家经典)是重要的,先学、问、思、辨而后笃行才是完整的涵养功夫。“随处体认天理”是“兼知行”、使“知行并进”的心学宗旨。
答邓君恪问集义
【原文】
适来简中足见用心,然似未得其方者。寻常说集义,与区区所见不同,区区以集者如墟集之集,能主敬则众善归焉。勿忘勿助,敬之谓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此即精一功夫。若寻常所谓集者,乃於事事上集,无乃义袭耳。此内外之辨也。然能主敬,则事事无不在矣。今更无别法,只於勿忘勿助之间调停,不可不著紧理会也。万光、本洪诸子凡在山者,幸以此告之。
【解说】
“集义”的意思是行事合乎道义。湛若水指出,一般所说的“事事上集”是不对的,这就如朱熹认为要格尽万物才能致知的格物观一样是不现实的,是“繁”。湛若水认为集义在于“敬”,指出这才是“精一功夫”,“主敬”,善、德、义就在其中了。
答陈海涯
【原文】
承谕以此学根本枝叶之喻,谓先本而后末,甚慰!然本末只是一气,扩充此生意,非谓未有本,而徒妆点枝叶也。在心为明德,在事为亲民,非谓静坐而明德,及长然后应事以亲民也。一日之间,开眼便是应事,即亲民。自宋以来儒者多分两段,以此多陷支离。自少而长,岂有不应事者?应事而为枝叶,皆是一气扩充。鄙见古本大学测全具此意,今奉上一览,幸少留意消详,则可不劳烦说而自明矣。
【解说】
针对自宋代以来对“亲民”和“明德”的支离观,湛若水强调“一气扩充”、“本末只是一气”,从而指出“亲民”和“明德”是统一的,不是静坐了才明德,等之后处事时再亲民,而是“在心为明德,在事为亲民”。
答蔡允卿
【原文】
老怀日望允卿、景辰诸子还山进业,且大比在迩,不宜悠悠过了光景也。举业与德业合一,此区区不易之说也。若遇有事,随分应之,不可有外事之心。学贵随事随时体认操存,得此心此理在,举业百凡亦自精明透彻也。出山在山皆此意。
【解说】
举业与德业即“二业”,当时不少学子读书只是为求功名利禄,从而忽视对道德修养,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湛若水指出,两者是合一的,他认为学习贵在随事随时体认操存,使得此心此理在,从而能够对举业的一切事务看得精明透彻。儒家历来有隐居专研学问及讲学、出仕匡扶社稷两条道路,湛若水认为无论是“出山”(指匡扶社稷)还是“在山”(即在山中隐居专研学问及讲学),两者都是合一的。“在山”时只修德业,“出山”时又再修举业是错误的观点。
与汤民悦
【原文】
自居山来,不获款论,令郎音问亦疏,每怀怏怏。昨得令郎书,於圣学渐知所寻求扩充四端之说。盖其厚质可与进此,以世吾弟之业,心窃期之,常加奖劝,今果获所愿,其为喜慰无量。良知良能,人所同有,后辈岂无好善之念,以其汨没於举业,恐正学有以妨之,故未能舍彼而从此。殊不知吾之意则不然,德业、举业二业本同一致也。如修德业者亦读圣贤之书,为举业者亦读圣贤之书,其业一也。其世之学者以为不同,盖系乎志,不系乎业也。故不易业而可以进於圣贤之道者,科举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科举之业者,圣学是也。故志於德业,则读书精、涵养深、义理透,故其词畅、其指达,其发於词,皆吾自得之实事,比之掇拾补缀而不由一本一气者,大径庭矣。故圣学反有大助於举业,何相妨之患?然而言有助云者,犹二之也,举而措之耳。如身之具手足,而使手持而足行耳。是故古之学者出乎一,今之学者出乎二。二则离,离则支,支离之患兴,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与行二,而举世无真知行矣。才与德二,举世无全人矣。文与武二,则举世无全材矣。兵与农二,则后世无善法矣。夫子之文章与性道二,则举世不知圣学矣。心与事物二,则圣学不明不行矣。良可叹哉!仆不下山踰年矣,日与诸学子讲究,颇觉日进日新,期终不负於师友。吾弟素敦厚笃信,贤郎又复有此萌芽,何不携之来山讲究,坐进二业,归之一致,乃终身结果之地也。
【解说】
在这封信中,湛若水从“二业合一”讲到“支离”的危害。他讲到修德业的人、为举业的人都是读圣贤之书,“二业本同一致”。他认为,不改变事业也可以实行圣贤之道的是举业,不改变志向也可以有助于举业的是德业,两者是可以互相促进的。
湛若水分析了支离的后果,如知与行二,那么举世无真知行了;才与德二,举世没有全人了;文与武二,那么举世无全材了;兵与农二,那么后世没有完善的管治法规了;文章与性道二,那么举世不知到圣学了;心与事物二,那么圣学不明不行了。因此,支离是大道不明不行的原因。
答欧阳崇一
【原文】
仆之不取佛者,非如世之群儒,区区以辟异端为事,而懵不知者也。盖三十岁时曾从事於此,亦见快意,久乃觉其无实,亦无实德实事,如谈空画饼耳。且心事既判,又云理障,其害道不为小矣。所以恶之者,非恶佛也,恶其害道也。往往见阳明门弟尊佛而卑圣,至谓孔子为缠头佛,佛乃上圣人,亦尝痛之,愧不尽心於知己者。今来谕所述阳明云云,则吾不忧矣,而门弟之传云者,何耶?吾辈乃时人之耳目,不可不慎也。仆当与执事共勉之。阳明两广之命,必已知之乎?此固仆为乡人私喜,而为天下共憾。盖此公在朝廷,则可以福天下,岂止而已哉?承谕求养病改官,以了大事,又欲静养,此恐又判为两段也。盖道,心事合一者也,随时随事,何莫非心?心定则何动非静?随处体认,则端倪随现,何必静养?若见天理,则随处洒落,即是全放下,更无他求。
【解说】
在湛若水的许多文章中,常见有对佛家的批评,其实他并不是厌恶佛,而是厌恶某些人“害道”。王阳明有些门人尊佛而卑圣,把孔子称为“缠头佛”,把佛称为“上圣人”。这引起了湛若水的忧虑,他认为应该坚定践行随处体认的心学涵养功夫。王阳明去世后,王门后学分作几派,有流于佛学、空疏(不务工夫、空谈本体、不务实学)的流弊,证实了湛若水的担忧。
与周崦山论改移巡司便宜
【原文】
大参周崦山大人先生执事。某闻之,惟仁人能举善事以福於兆民。今水所居之乡,西连番禺、小径、沙村诸乡,东连江南、槎窖诸乡以至东莞诸县;南边大海,海口有二,其西海口,则南江头当之,有把截指挥官军。其东口则独冈当之,独欠把截官兵。而乌石巡检司则旧在东洲,与南江头相连,二衙门并在西海口。海贼往往从东海口入劫各村,为害不小。今乡老共议呈乞以乌石巡司移在独冈,与南江头二衙门各当东西海口而把截捍御之,则一方安宁无虞矣。惟仁人俯念之,早赐裁夺,民庶早宽一日之忧。幸甚。
【解说】
湛若水所处的时代,广东地区常有海贼作乱,湛若水因此就甘泉都(今新塘)、东莞槎窖、番禺一带的具体环境,提出自己对军、民联合布防的意见。他认为海贼往往从东海口入劫各村,因而衙门应该在东西海口拦截防御。
寄张半洲南京大司马
【原文】
伏惟帝心简在,召起东山,节制八域,运筹中军,役使华夷,驱驰俊杰,固希有之权,而旷世之雄也。水也虽九十之朽,犹为朝廷得人庆,为君子得时贺。夫以明公之德、之才、之智、之勇,彼倭奴蕞尔小丑,扑之如蠛蠓,控之如枯朽耳。所以难者何耶?必有以也。水也受公之知,蒙公之爱,伏枕天关,不忘世虑。展转反侧,犹欲出一意见,为明公万一之助者。兹遇旧门生刘指挥铎急赴军门之便,即以妄意语之,具於后。铎旧在门下,固智将也。久有足疾,吾尝戏之为跛将军。今夫千里之马有物系其足,则不能十里矣。铎宜别为一哨,置之左右,如游击然可也。若以受制於人,非惟跛足不便趍跪,遂失其千里之能,而门下平素知人之哲无以见矣。惟明公裁之。野老无芹可献,谨具雷葛二端,小书一部附上,少表好贤之诚焉。附野谋。尝闻之,战阵宜先知彼己,先知长技。昔年刘六、刘七平地长驱数千里,其长技也。一误落船,遂失其长技,为我军擒矣。今倭奴与峒贼野贼不同,彼能水中出没行走,此彼之长技也。切不宜追之,追之必至失事矣,往迹可鉴也。此利御寇,不利逐寇。军门严诫沿海州县固守江岸,坚壁清野,使之无掠困之。军门铸爪哇铳十万个,此铳易系於肩,倏忽易发,与朗机铳重而难举者不同。以泒边江州县,一遇贼来,不必短兵相接,而万铳齐发,可穿数层,此吾军之长技也。但恐●●●去,我怠彼来,如窃鼠然,反旷日持久以困我兵。●●●●●●高明睿见,深思远虑,为长远之策。野老之言或可少采焉。谨启。
【解说】
写这封信的时候,湛若水已经九十岁,虽然致仕多年,但是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这些倭寇不少是日本浪人武士,精于白刃战、善于游击。
湛若水认为,大明军队应该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倭奴“能水中出没行走”,因而“切不宜追之”,针对其使用“我怠彼来,如窃鼠然,反旷日持久以困我兵”这个战术,应该“军门严诫沿海州县固守江岸,坚壁清野,使之无掠困之”。他建议“军门铸爪哇铳十万个”,用易带易发、威力强大的“爪哇铳”(当时较为先进的火枪)对付倭奴,用这个“吾军之长技”,那么“一遇贼来,不必短兵相接,而万铳齐发,可穿数层”。后来戚继光平定倭寇,“火器”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与百三岁简粤翁小帖
【原文】
承粤翁简老先生过临天关,天关草木生光矣。瞻奉尊容,凝然不动,知公纯一之心,已复赤子之心。古所谓老成人者亦此心也,幸甚!幸甚!公乃人中之瑞,国家之祥。由百三而跻十百岁,所以瑞国家於无穷者,岂可量哉!谨具羊一、酒一、白粲一,奉引微敬。嘉靖庚戌正月十有八日,若水拜。
  粤翁年百余三岁,过访天关,请升忠爱堂客位正坐。师翁年亦八十有五,主位傍坐,以三达之尊,而致礼齿德布衣之老,予与李味泉天关诸士在侍见之。世有轻慢凌忽者,闻风内省,当何如也?郭肇乾跋。
【解说】
湛若水门人众多,在天关书院讲学期间,还连续有长者前来求学,如七十七岁吴藤川、八十二岁的黎养真、八十一岁的黄慎斋等,湛若水一一以礼相待。之后,有一名一百零二岁的简先生来求学,湛若水给以贵宾相待,又常让这位长者上座,自己下座。
答葛举人清
【原文】
水拜复。以吾契纯朴之资,坚白之操,而又骎骎乎高明之进,深为可喜可望。或谓吾子近深信禅学,吾谓程子云:“谨礼不透者,可令读庄、列,则亦不妨,但须有回头处,则见我圣学有禅学之所无,而禅学无我圣学之所有。”程伯子出入释老,后来觉后,辟异端者尤切。譬如人入盗跖之室,遍窥其所有赃私,一一打破,为尤亲切也。如何!如何!至於来谕所乐,所以忠告於区区者也,谢盛意,然终是堕在一边去了。若圣人真乐,则造次颠沛终食之间,必於是而不违。素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无入不自得,乐又不同也。幸吾契大其心,立中正,以观大道之矩。念吾子之资之志出於人远矣,故为一言之。幸不草草也。
【解说】
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老后而复归儒家圣学,如程颢、朱熹、罗钦顺等,湛若水其实也不反对读佛道两家的作品,他早年也读过,又如老师陈白沙一样并不介意使用佛老两家的词、句。不过,湛若水指出,读佛道两家的作品“须有回头处”,这样才能察见“我圣学有禅学之所无,而禅学无我圣学之所有”,从而把其异于圣学的观念“一一打破”。在信的后半部分,湛若水又指出“圣人真乐”不会应环境而改变,涵养功夫应该“大其心,立中正”。
附录
湛若水的合一论对宋明理学的总结
摘要:湛若水(甘泉)是江门心学传人,他继承和发展了陈献章(白沙)的心学学说的同时,又尝试以“合一论”把程朱理学、心学、张载(横渠)的气一元论统一起来。在湛若水看来,宇宙万物莫非一心、一气、一理,他的心学思想并不是心学不够彻底,而是有意在心学的基础上融汇朱熹(紫阳)、张载等人的学说。因此,湛若水不应该只看做陈献章到王守仁(阳明)的过渡,他以“心合一论”总结了宋明理学,他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合一论;一心、一气、一理;随处体认天理;心合一论
明代的心学,自陈献章始。作为陈陈献章的传人,湛若水对陈陈献章十分崇敬,不仅为老师庐墓三年,而且凡足迹所到,必建书院纪念陈陈献章,并极力向世人说明陈陈献章的学说并非禅学。不过,湛若水并没有拘泥于老师的学说,而是修正和发展了陈陈献章的理论。心学注重内心的体现,湛陈献章却没有向“内”一条路走下去,而是强调内外、动静的合一。心学虽然是针对程朱理学的弊端而建立的,这也是陈献章、王守仁从程朱理学转入心学的根本原因,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矛盾,湛若水尝试以“合一论”把程朱理学和心学统一起来。
理、心、气、性、欲、知、行,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宋明两代许多理学家都把其中的某些概念支离或对立起来,湛若水却始终坚持“合”的观点,以合一来谈论它们。合一的思想可以说在湛若水以“随出体认天理”来继承和发展陈献章的“静坐”时就萌芽的,他当时就认识到动和静、心与事的统一,说:“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体认之功贯通动静显隐,即是一段功夫。”(《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合一论更是湛若水研究理学各家各派多年的结论,他曾表示:“甘泉子50年学圣人之道,于支离之余而得合一之要。”(《甘泉文集》卷十七,《送方直养归齐云诗序》)“自得之学”是孟子、程颢、陈献章所教人的主要学问,它让真正做自己的学问、有自己的观点,合一论无疑是湛若水“自得”而来。由此看来,湛若水的心学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是未脱朱学影响或心学不够彻底,而是有意在心学的基础上结合朱熹、张载等人的学说。
本文希望通过对湛若水合一论的具体探讨,从而提出“心合一论”这个概念,并指出湛若水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
包贯宇宙的大心
心学上讲的心源自孟子,通常指先验的道德意识。湛若水认为“万事万物莫非心也”(《甘泉文集》卷二十,《泗州两学讲章》),这样,心就就有本体的意义。他又强调心是一说:“心也者,一也。心不一,不可以为心。”(《甘泉文集》卷十,《仁山汪子文集序》)在此基础上,湛若水批评了把心分为动静、内外、未发已发并割裂的支离风。他说:“夫道无内外,内外一道也。心无动静,动静一心也。故知动静之皆心,则内外一。”(《甘泉文集》卷七,《复王宜学内翰》)
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颐(伊川)认为“心”“寂然不动”的“未发”是指体而言,“感而遂通”的“已发”是指用而言。湛若水认为程颐的观点有不当之处,他说:“心之本体,其于未发已发,,或动或静,亦若是而已矣。若谓静未发为本体,而外已发而动以为言,恐亦歧而二之也。”(《甘泉文集》卷七,《答孟生津》)湛若水把自己对一的强调惯窃到学术宗旨“随处体认天理”上,他说:“吾所谓体认者,非分未发已发,非分动静。所谓随处体认天理者,随未发已发,随动随静。盖动静皆吾心之本体,体用一原故也。”(《甘泉文集》卷七,《答孟生津》)
王守仁认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是“求之于外了”。对此,湛若水解释说:“阳明与吾看心不同。吾之所为心者,体万物而不遗者也,故无内外;阳明之所谓心者,指腔子里而为言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甘泉文集》卷七,《答杨少默》)由此看见,王守仁所说的心是指人的主观意识,而湛若水所说的心是万事万物心——大心。因此,所然同样地把“格物”解释为“格心”,然而王守仁只是守着本心去格,而湛若水认为,格万物也是格心,并非求之于外。后来,湛若水给徐爱(王守仁弟子)的信中说王守仁“以内外为二”是支离。
天人合一
心学上讲的性源自《中庸》的“天命之谓性”。宋代理学家张载把性解释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驳杂不纯,是人的各种欲望和不善的根源。人们应当通过修养功夫,保存“天命之性”,恢复先天的善性。湛若水则认为:“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泉翁大全集》卷三十二,《心性图说》)人不可以没有身体,理也要靠气去承载,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宇宙都是同一个气构成,这是天人合一的物质基础。
张载提出了“心统性情”之说,认为心统率性,性可发为情。对此,湛若水解释说:“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泉翁大全集》卷三十二,《心性图说》)心与性是合一的,而且性是心的生理,所以心自然能统率性了。湛若水又说:“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别心别性,故天地人物之气之心之性,一也……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心不能不生性。”(《甘泉先生续篇大全》卷四,《抚州府新创三贤祠记》)原来,“气、心、性”也是统一的,那么“人、心、性”的出现是必然,这是“天命”。既然如此,心与气是怎样的关系呢?湛若水认为:“故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同一天地也,同一气也,同一心也。”(《甘泉先生文集》,内篇卷十四,《白沙书院记》)又说:“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泉翁大全集》卷三十二,《心性图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湛若水得出万物不是在心外,格万物就是格心的结论。
那么,人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人与心、气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湛若水看来,天地与人是统一的,他说:“天地同是一气,人是天地之精。”(《甘泉文集》卷二十一,《语录》)又说:“人者,天地之心……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故天地无心,人即其心。”
宋代大儒朱熹曾重新定义程颐讲的“已发”和“未发”,他认为“情之未发者性也”、“性之已发者情也”,即以性为未发、情为已发来说明性为体情未用,又提出“心统性情”之说。朱熹认为“统”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包”,就是说心包括性情、体用;另一个是指“主”,就是说作为体的心能够主宰性情,他认为这样就能使涵养的功夫把未发、已发都兼顾到了。湛若水发展了朱熹的学说,他提出心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从未发(性)、到已发(“仁、义、礼、智”四端)、再到万事万物心,在这三个阶段中,“心无所不贯也……心无所不包也”。(《泉翁大全集》卷三十二,《心性图说》)湛若水特地指出:“包与贯,实非二也。”在甘泉心学中,心不仅包括性情、体用,还包涵宇宙;心不仅能主宰性情,还贯通了天地万物。因此,人心体认天理是可以“随处”的。
心理合一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提出“心即理”的观点,陆九渊所说的心是指本心,某些理学家如朱熹把心只看作认知的心,自然不能说心即理了。湛若水所说的也是本心,而且心无所不包、无所不贯,万事万物都是心。
湛若水也说心即理,不过他认为不能把人心直接等同于天理,说:“人心至虚,不容一物处,就是理。”(《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又说:“天理也者,吾心中正之本体也。”(
《甘泉先生文集》卷八,《问政》)。由此可知,湛若水认为心中正、至虚才是天理。他既然指出:“人心至虚,众理咸备。”(《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理不在心外,所以为学无非就是体认天理而已,湛若水说:“学在体认天理止至善焉,尽矣。”(《甘泉先生文集》卷八,《问政》)。
张载提出过“大心”说。“大心”亦即“尽心”,就是说人要超越感官的感性认识的局限,努力扩展自己的思维、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从而体会到宇宙的博大和深刻。但是,为什么人要去尽心呢,尽心的基础是什么,怎样才能尽心?湛若水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认为天理“即吾心本体之自然者也”,(《圣学各物通》卷二十七)就是说天理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是自然赋予的,因而体认天理是人的本性所要求的。“体认天理”就是在应对事物的时候,心应感而发为中正意识,从而体认到自己内心中正的本体——天理。所以湛若水说:“心事合一之谓学。”(《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仁山汪子文集序》)湛若水进一步解释了天理与心学的关系说:“吾所谓天理者,体认于心,即心学也。”(《甘泉文集》卷八,《新泉问辩录》)他发自内心感叹:“夫圣人之学,心学也!”(《甘泉先生续篇大全》卷四,《抚州府新创三贤祠记》)
理气合一
理气之辨是宋明理学的主要问题,理学家们各抒己见。理气之辨自张载始,他提出“太虚即气”,并认为宇宙万物都统一于“气”,佛老所说的“空”、“虚”“无”都是迷幻。二程、朱熹都认为理在气先。朱熹更把周敦颐说的太极解释为理,认为理和气虽然是不可分的,但是在逻辑上理先于气。在朱熹看来,理是超越时空的潜在,气是时空的存在(冯友兰语)。元代理学家吴澄(草庐)也认为气在宇宙生成之前已存在,在宇宙毁灭之后仍存在,而“理”不是一种具体的事物在气中而是气的主宰,他强调宇宙中只是气,而忽略理、气的逻辑先后问题,他说:“无理外之气,亦无气外之理。”(《吴文正集》卷三,《答人问性理》)吴澄否定朱熹认为理和气是二物的观点,他强调理不是实体,提出了“理在气中”这一重要的命题,“开启了明代理气一元论的先河”。
对于宋明以来的理气之辨,湛若水也认为多为支离,他说:“自宋以来,儒者多分两段,以此多陷支离。”又批评那些儒者:“不知性即理,性亦即是气。”(《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他说:“天地间只是一个性,气即性也,性即理也,更无三者相对。”(《甘泉文集》卷二,《新论》)。
湛若水肯定了气和道(理)都是永恒的:“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甘泉文集》卷七,《寄阳明书》)由此可见,湛若水认为不论是宇宙中、宇宙生成之前或毁灭之后,气与道都存在着。气外无理,理气不能为二,湛若水说:“舍气,何处寻得道来?”从上可见,湛若水对于气的观点与张载、吴澄接近,不同的是,湛若水继承了陈献章“道超形气”、“道通于物”的观点,他认为道(理)必须通过具体的事物表现出来,同时道属于形而上的存在与器有所区别。道与具体事物(器)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形”字来联系,湛若水说:“《易》曰:‘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道器同一形字,故《易》不离形而言道,《大学》不离物而言理。”(《甘泉文集》卷九,《新泉问辨录》)
湛若水解释理与气的关系说:“故气得其正之谓道,不必气外别寻道,道所运化之谓气,不必道上更生气。”(《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又说:“观天地间只是一气,只是一理。”(《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湛若水还超越了前人对理气谁先谁后的讨论,提出了理和气的来源说:“理气无彼此,无异同,无偏全,总是太虚影子。虚之极则能生,故流行而为气;虚之极则不滞,故灵通而为理。”(《明儒学案·甘泉学案》)这段话代很值得注意,湛若水告诉我们,原来理和气都是“太虚影子”,即理与气同出于太虚,只是在宇宙中的形态、功能有所不同而已,而且两者是“无异同,无偏全”地合一的。所谓“灵通而为理”,说明理不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流行而为气”,是指运动是气的本质。在湛若水看来,宇宙的起源是因为“虚之极则能生”、“虚之极则不滞”,不是理逻辑上在气之前,而是太虚逻辑上在理、气之前。太虚是什么呢?是一气、一理、一心。那么为什么有气、理、心的区别?湛若水说:“天地间只一气,气得其平之谓虚,平昭其序之谓理,理当其施之谓道,能主其施之谓心,能发其昭之谓性。五者皆天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气、理、心、性、道五者是同出而异名,都是自然而然的(天)。
在理气合一的基础上,湛若水否定了朱熹的“月印万川”说,认为这就等于把天理与万事万物分为“二”,他说:“万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应,无分合,内在兼该,是贯处,盖一则内外兼该也。若云以一理贯万事,是二之矣。”(《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理气问题也是体用、知行的问题。在理气合一说的基础上,湛若水得出体用一原结论。气、理、心、性、道五者同出而异名,就是说五者的“体”是“一”,不同是“用”的不同。
“体”一定通过“用”表达出来,“用”一定表达“体”,这就是“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甘泉文集》卷二十二,《约言》)
湛若水的《心性图说》概括了宇宙万物的体用,及宇宙的发展模式,作为“气之精灵者”的人心通过从未发(性)、到已发(“仁、义、礼、智”四端)、再到万事万物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完成了类似黑格尔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世界统一于气,也统一于心、统一于理,世界统一于“一”。
知行合一
在湛若水所处的时代,知行关系与格物问题、理气之辨有关。在“理在气先”基础上,朱熹认为“知在行先”,湛若水则在“理气合一”基础上说:“真知流行,即是知行并进。”(《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知行是合一的,湛若水以主宰(体)与用来说明两者的关系说:“主宰处是知,发用处是行。知即乾知大始,行即坤作成物。”(《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知行有质的差异,湛若水又说:“知行不可离,又不可混乱。”(《甘泉文集》卷七,《答顾箬溪佥宪》)
前面说到,天理就是“体认于心”,换言之,人体认天理就是体认自己的中正之心,所以体认既是知也是行,所以说“体认兼知行也”。(《甘泉文集》卷七,《答聂蔚文侍御》)既然“体认兼知行”,所以人在体认天理中知行是并进的,湛若水说:“所谓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而涵养之者,若然则知行并进矣。”
总之,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要求人们做到内外合一、知行合一,他认为“内外合一谓之至道,知行合一谓之至学,如是则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甘泉文集》卷十,《问疑录》)所谓“天地乾坤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在我矣”说的就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理想境界,“随处体认天理”是达到这种境界的途径。“随处体认天理”的秘诀在于“精一”,无论是学习、政事,还是待人接物都需要“一以贯之”,他说:“夫道一本者也,是故政、学、心、事,一贯而已矣。”(《甘泉先生文集》卷十,《赠司空何柏斋应召迁被部序》)湛若水介绍自己的“心法”秘诀时也说:“吾道一以贯之’,而后内外之合一,而心法见矣。”(《甘泉先生文集》卷十九,《孔门传授心法》)。
理欲合一
自从朱熹提出“存天理、去人欲”后,理与欲的关系成为宋明理学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不过应该注意,朱熹所说的人欲只是不合乎道德的私欲而不是人的一切欲望,朱熹所说的“欲”是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基础而提出的。朱熹又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在朱熹看来,人心受气质的污染、包含着欲望,而道心出于理,是合乎理的。
湛若水在心学强调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在“理气合一”的前提下,肯定了人正常的欲,说:“人有此性,自然有此喜怒哀乐爱恶之欲。欲亦性也,何故有不善者?”(《甘泉文集》卷二十三,《语录》)又说:“知觉运动,视听饮食,一切情欲之类,原是天生来自然的。”(《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由此可知,湛若水所说的欲,包括人的一般性情,也包括人的物质、精神需要,不同于朱熹所说的人欲。人们正常的物质、精神的欲是不能去、不能无的,湛若水批评那些“灭欲”的无稽之谈说:“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无,亦不能无,为无欲之说的,惑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欲源于人的气质之性,如同气承载着天理,欲同样承载着天理,“理气合一”,所以欲其实也是天理。湛若水说:“人得天地之理以为生,此所谓义理之性也。而气质乃所以载此理,岂舍气质,而于别处讨义理哉?”(《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换言之,如果把人正常的欲也去掉,就是违反天理的,湛若水认为佛氏就犯了这个错误,还认为这是关系到儒佛两家所说的“心”、“性”的根本区别,所以他特别指出:“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处,不可不辨别也。”
湛若水又强调:“声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无,不离乎气质者也。第是数者为性之欲,必其谨节中正,一顺乎天理之当然。”(《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由此可见,“欲”虽然不能去,不能无,只是必须要“谨节中正”,才能“顺乎天理”。他以《中庸》为例,指出《中庸》不说理欲而说“非礼”,“非礼者,不中正之谓也。”(《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所谓“礼也者,理也”,(《甘泉文集》卷二十二,《约言》)所以合乎礼的“欲”才能“中正”,因而也是“顺乎天理”的。从气即性、性即理前提下,湛若水提出了“理欲只是一念”(《明儒学案·甘泉学案》)的观点,他解释说:“一念亡时便邪,一念正时便正,正即天理,邪即人欲,克不克在一念之微。天理长一分,则人欲消一分。”(《甘泉文集》卷十一,《问疑续录》)可见,湛若水认为“邪欲”才是应该去的,其方法是通过修心养性、存养天理从而把邪欲去除,无疑,这个功夫就是“随处体认天理”。
总结
从上看见,无论是心气、理气、理欲还是知行的合一,在湛若水的心学体系里,到最后都是归于“一心”这个宗旨。心、性、理、气、欲、知、行,湛若水以“一心”“包贯”,他的合一论说到底是“心合一论”。湛若水以“心合一论”总结了宋明理学,并得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夫学,学心而已矣”(《甘泉先生续篇大全》卷一,《独冈赠言引》)的结论。
湛若水思想精髓
宇宙篇
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的充塞流行,与道为一体,哪里不是‘有’?何来有‘空’之说?即使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这个气、这个道也不会消失,即没有空。所谓道,是在天地诞生之前而没有开始、在天地毁灭之后而没有终结的存在。
宇宙内屈伸变化只是这一个气,气伸的叫做神,气屈的叫做鬼,本体都是道。所以说结合鬼与神,就是教化的极致了。学者要察见这个本体并涵养它,那么鬼神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观察天地之间,只是一气,只是一理,怎会常有动静、阴阳的二物相对?是一物而有两名啊。道是一而已,其一动一静,区分为阴阳,是指其消长、循环变易而说的。因为它的消,所以说是静、说是阴,因为它的长,所以说是动、说是阳。从古到今,宇宙内只是这个消长,观察四季的运行,与人一身的气可以知道,何曾有两物来?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所以说:“动静没有发端,阴阳没有起始。”察见这一点才叫做“见道”。
从一物的角度看来,气怎会没有聚散?从太虚的角度看来,气哪有什么聚散?
人们只知道有形的事物是气,而不知无形的事物也是气,只有横渠先生认为无形的事物也是气,是因为人们不懂得有无、虚实的本体而已。
天地之性产生万物,发展于元,生长于亨,形成于利,蕴藏于贞。所谓贞,是万物的开端和终结。圣人的心体察万物,生长于仁,取舍于义,节制于礼,成功于智。所谓智,是圣学的开端和终结。知道开端和终结,才能循环无穷。
天地,浑然一体于人前;万物,清楚明白的于人前。虽然天地浑然一体,它们却不能外在于万物而存在;虽然万物清楚明白,它们也不能外在于天地而存在。
五行在于天时,五事在于人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体的。水、火、木、金,出于上天的元气,没有土就不能生化,不能生化就不能生成。貌、言、视、听,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没有思就不能贯通,不能贯通就不能神妙。明白事物的奥妙,成就天道,就只有心啊!
天地的开端极空虚,空虚就是无。无就精微,精微变化就能显著,变化显著就能显形,显形变化就能实在,实在变化就能广大。所以水在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
天地的终结极充塞,充塞就是有。有就能广大,广大变化从而实在,实在变化从而显形,显形变化从而显著,显著变化从而精微。所以土在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精微就是无了,而含有生机。有和无相互转化,就是天地的开端和终结啊!
一阴一阳称之为道,道就是阴阳的统一,阴阳统一于元气,宇宙就是一个元气的变化,宇宙阴阳无非一而已。一不变则宇宙不变,宇宙不变则气不变,气不变则阴阳不变,阴阳不变则道也不变。道就是一而已,智者能够察见它,仁者能够拥有它。
阴阳是同出于道的两种气,五行同出于气而性质不相同,五常同属一体而作用不相同,五声出处相同而发动不相同,五色本质相同而彩不相同,五伦道理相同而区分不相同,五方本性相同而习惯不相同。
虚无就是气,如同人的呼气,能看到实有,所以知道气就是虚无了。天地万物表现出来的生机,人身上的骨肉、毛发、面孔等形态,都是由气构成的,而人身上的气就是虚无。因此,知道气的本体包含虚实、有无,对于道也领悟大半了。
空的房间、空的木头里面,也有事物在生息化育啊。虚无,那么气就会聚合;气聚合,就会有万物产生。所以不必有种子,气就是种子。远古时的气变化从而有生息化育,所以虚无是生息化育的根本。
在各种事物上寻求道,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归纳各种事物去寻求道,是从大的方面来说。
在各种事物之中、在归纳各种事物之中去寻求它。所谓中,就是道。懂得小的方面而不懂得大的方面,不足以谈论整体;懂得大的方面而不懂得小的方面,不足以谈论分别;懂得小的、大的方面而不懂得中道的人,可与他谈论万物,但是不可以谈论道。懂得小、大、道、万物是一体的,就差不多了。
人生篇
君子的志向效法上天,行动效法大地,他的变化效法四季,所以能与天地并列为三。志向效法上天,所以走得再远也没有超出根本。上天包容大地,行动效法大地,所以留在近处也没有遗漏。变化效法四季,时常发挥作用,所以作用是无穷的。
学是学习天地与我的合一。
懂得在宇宙间我与天地是一体的,所以君子效法天地而自强不息。因此,家、国、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出于本性。
小和大是统一的。小的德性,在于盛行不衰!大的德性,在于仁爱敦厚、化生万物!德性只有一个,只是一个没有二分。
君子内心有敬可以产生仁,镇定可以产生智慧,思虑可以产生勇气。能够敬才能镇定,所以镇定而不孤寂;能够镇定才能思虑,所以思虑中没有邪念。敬、镇定、思虑是统一的。有仁而不去强求方正,有智慧而不去强求圆滑,有勇气而不去强求行动。做到敬、镇定、思虑,可以合于圣贤之道了。
所谓本性,就是天地的生生不息!它对于人心来说,是本能。所谓道,就是生生不息的中正之理!它对于人的本能说,是中和。所谓中正,是天之道;所谓中和,是人之道。反其道而行则是偏激走歪路,不足够称为道,君子是不走这条路的。
忠体现的义博大啊,贯穿圣道的始终。尽心,即圣道的开始。尽心就能恪守中庸,中庸的心就是忠,以及它的最高境界:懂得心性和天命。存心养性来效法天道,就能成就自己的忠。
一呼一吸,生生不息的道理。生命的道理植根于中庸,呼吸、感应贯通自身的内外。万事万物无非是自然的元气,下以上为根本,上以下为根本,上下互为根本,因而万物是一体的。消息的升降、盈虚之间,是不能不如此的。那些要隔离内外上下的肤浅之见,晦暗的人不能明察,因而产生自私了。
中正的心,是天下的大根本!如心,是天下最高的道。心保持中正就能体认万物而没有遗漏,如心扩大充盈,重建天地自然的秩序,使万物自然化育,因此忠恕就成为秩序的中心了。
所谓良知,不必借助外力!既然无需借助外力而拥有,也不会因为外界事物的诱惑而失去,只是被气质习性遮蔽就会蒙昧而已。所以学习能启发蒙昧从而扩充自己的良知,不博学就不能启发蒙昧,蒙昧没有受启发就产生愚昧。
所谓学,就是觉悟。人的良知因为气质和习性被遮蔽,所以产生蒙昧,学问、思辨因此能启发蒙昧从而达到觉悟,觉悟了就能恢复人的良知本体。
大禹克服艰难,在于他能战胜自己!修身是从政的根本!
合乎天性的心动才有生机,所以此时希望心动。对物质诱惑心动就会扼杀本性,所以此时希望心不动。因此,能够动心之后才能不动心,充分发挥能动的心可以成为贤能,充分发挥不动的心可以成为圣人。
本心和宇宙是统一的。正如现在火光和火光照着的物体,也是统一的。所以不懂得本心的人,他的水平不足以谈论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道理;不懂得天地万物同为一体的人,他的水平不足以谈论本心的完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智慧要像天一样高,行动要像大地一样扎实,天地怎么可以割裂为二呢?因此,知和行是同一种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可以一起前进,通达上天的德性。智慧广博周备而行事方正不苟,高瞻远瞩又能从基础做起。
天下所有道理都有同一个根本而感应不同,所以这个道理在君王那里是仁,在臣子那里是敬,在父亲那里是慈,在儿子那里是孝,在朋友那里是信。各种道理因为所感应的人而有所不同,因此,君子注重根本。
洒落就是澄清啊!美或者会令人窒息,恶或者令人会窒息,不去澄清它们,不足够进入道。
忘、助都是私心。停滞于事物、遗弃事物,都是忘;迟疑不定、拔苗组长,都是助。
道就是天理,是心的本体。你能够明白本体的自然,就懂得道了。
没有固定的处所又无所不在,中正而永不停息,也就是所谓的存养!
心性只是一理。浑然在未发之中,哪里有区别?遇到事物从而表现出具体的道理,在使用上才有分别罢了。孟子之所以讲四端,是因为四端是已发的开始。
懂得心无所不包,只是一理而已;懂得心无所不贯,分开的事物来又各有一理。包与贯,是指心的统摄而已,割裂两者就不对了。
旅游、休息都是涵养,在于自己的觉悟。追逐外物就会忘记根本,忘记根本就会有流弊,流弊不止,天理就会磨灭了。
学习的前进,如行路一样,行走中看到许多歧路,看到许多歧路后选择所往的方向,知道选择所往的方向,从而步行前进。
所谓本性,是心的生理,心充分发挥了从而可以察见本性。所谓存心,就是保持充分发挥的心而已,这就是知行并进的道理!
大德仁爱敦厚,那么小德自然会盛行不衰。大小之别,是从事上说。所谓德,就是理。理没有大小之分,所以说:“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人们知道富贵功名是快乐,却不知道吾心自然之乐。领悟吾心自然之乐,那么外在的快乐不足以改变它。
中心即忠,如心即恕,恕出自中正之心。
天理日渐显明从而使人欲日渐隐退,天理日渐滋长从而使人欲日渐消退,这才叫做克制。
饮食和呼吸,一如说话或沉默;说话或沉默,一如于前进和后退;前进和后退,一如死亡和生存。道无非没有二心而已,所以忽略小事的人必然在大事上失败。
懂得说话的人懂得沉默,懂得前进的人懂得后退,懂得保存的人懂得消亡,懂得生命的人懂得死亡。
分配田地制是仁政的根本!有田地就会有足够的食物,有足够的事物就会产生善心,善心产生伦理就会明晰,伦理明晰风俗就会纯厚,风俗纯厚礼乐就会兴盛,礼乐兴盛和气就会到来。和气到来就会使天地泰然、万物自若。
见到冰雪而知道寒冷,听到雷声而感到害怕,这是气对志的作用!可以使风向倒转,可以使天下雨,这是志对气的反作用!感应的道理伟大啊!
天地之间凡是有形的事物都是由气形成的,没有形体的事物也是由气形成,而本性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所以停滞在有形的事物上的人固然不足够懂得本性,沉沦于空无之说的人也不足够懂得本性。
没有不为才能够明察所接触的事物,能够明察所接触的事物才能安于自然,所以懂得没有地方需要用力的。没有不思从而使议论潜移默化,议论潜移默化从而相信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所以懂得没有地方需要用思。不是说没有思而是根本不需思,不是说没有为而是根本不需要为,是自然而然的。
上天覆盖万物,万物之外没有天,万物也是天。上天刚健而永不停息,人不去效法上天,就叫做舍弃天。
圣人之道,存在于心,发生于事物,成就于治理,到极点人就可以和天、地并列为三了。圣人的道怎会是遥远的啊!圣人的功业怎会是微小的啊!
人们都知道进步才是前进,而不知道以退为进。人们都知道有所得才是得到,而不知道有所失而有所得。进退得失,循环流转不可预测,唯有义才是极点。因此,君子观察无常的事物去推断恒常道理,所以常常能够懂得恒常的道理。
君子刚强而不可以折断,柔顺而不可以屈曲,彰明而不可以炫耀,精微而不可以忽视。
元、亨、利、贞,同出于道而德不同。仁、义、礼、智,同出于一个本体而作用不相同。喜、怒、哀、乐,同出于一个寂然本体而感通不同。
行动短暂而懂得思虑长远,行动方正而懂得考虑周全,行动有停息而懂得事物的发展无穷。
四端是德性,不是本性,但是本性与德性是可不分割的。两者未萌发的时候也是浑然一体的,等到有所感应从而通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心产生了,从而使四端有了分别。
阴阳合德就是道,仁智合一就是德,内外合一就是心,动和静合一就是神。
施行中道、选择中庸与中正之道,都在心上,如果在心性之外,去哪里求中道?事情来了,斟酌与协调的是谁呢?事物又没有给人带来中道,所以从尧舜到孔颜讲的都是心学。
天理其实也不难察见,也不易察见,须要谨记切实地用必有事焉而勿正的功夫,才可以真正使察见的都是鸢飞鱼跃,不然,也只是空谈而已。
意、心、身、家、国、天下一齐俱到,固然是心与事的合一,修习‘随处体认天理’的功夫,久而久之等到熟悉之后,心、身都有领悟,自然会通达上天的德性,才是知本、才是知至。
默识是相对于学而不厌说的。默识即尊崇德性,学不厌即广求学问,没有学问,那么德性就不真实;没有学不厌,那么所默识的就有误差了。圣贤每次都把两者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两者可以互为补充,而不可以缺少任何一方。
体认天理而说随处,则动静、心事都穷尽了;如果说随事,恐怕有逐外的弊病。孔子所谓“居处恭”,乃是无事静坐时体认;所谓“执事敬,与人忠”,乃是处事动静一致时去体认。体认的功用,贯通动静隐显,只是一段工夫。
“知”是精诚体察所以懂得天理,“仁”是纯正一心所以保存天理,“勇”是确证天理而不间断。学者只要体认天理,三种品德都在其中,那么杂乱的意念自然不会生出来,从而无须千头万绪、想入非非。
学习要懂得条理和根本,就是易简。
知与行支离为二,那么举世都没有真知、真行了。才与德支离为二,举世没有全人了。文与武割支离为二,那么举世没有全材了。兵与农支离为二,那么后世没有好的治国之法了。人人的文章与天性、大道支离为二,那么举世都不知到有圣学了。心与事物支离为二,那么圣学不能显明、不能实行了。
《易经》,是圣人顺应阴阳相生相克的规律,明白变化的义理,是让人和天、地鼎立为三的经典。
《易经》上说:“知道最高的道德境界而去努力追求,知道圣道的终点而努力去达到。”开始、终点都是一个知。知道圣学的开始和终点,所以上天时刻照耀而已。学习在于时刻知道这个而已,所以知道圣学的开始和终点就不会晦暗,不晦暗就没有过失,因此,知道保全心性从而道义就产生了。
占卜是易理的表面形象,易理在卦象、在人心,其实都是一个理,凭着卦象去感通其中的理,认识理后内心的邪恶污秽就自然消失了。这就是所谓的易简之学。观察象数玩味言辞,观察变化玩味占卜,就是学习易从而感通心中的理,与洗涤心胸、使自己的心精微深邃,包容万物是一件事。
《易经》,谈论的是道;《尚书》,谈论的是心;《诗经》,谈论的是性情;《礼记》,谈论的是处事;《春秋》,谈论的是道的妙用。
所谓异,就是二。所谓端,就是一心一意而已。有二心就是异端了。
学,就是觉,就叫做警觉。因此,道理都在‘六经’上,自己用心感悟后可以与圣人之言互相发明,所以能够使我心警觉。《易》启发我心中的时务,《尚书》启发我心中的中正,《诗经》启发我心中的性情,《春秋》启发我心中的是非,《礼记》、《乐经》启发我心中和谐、秩序。
原文:
宇宙篇
上下四方之宇,古今往来之宙,宇宙间只是一气充塞流行,与道为体,何莫非有?何空之云?虽天地弊坏,人物消尽,而此气此道亦未尝亡,则未尝空也。道也者,先天地而无始,后天地而无终者也。(《寄阳明》)
宇宙内屈伸变化只此一气,气之伸者曰神,气之屈者曰鬼,皆与道为体者也。故曰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学者要在察见此实体而以养之于己,则鬼神之情状可识矣。(《金陵答问》)
观天地间,只是一气,只是一理,岂常有动静阴阳二物相对?盖一物两名者也。夫道一而已矣,其一动一静,分阴分阳者,盖以其消长迭运言之。以其消,故谓之静、谓之阴,以其长,故谓之动、谓之阳。亘古亘今,宇宙内只此消长,观四时之运,与人一身之气可知,何曾有两物来?古今宇宙只是一理,生生不息,故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见之者谓之见道。(《新泉问辨录》)
以一物观,何讵而不为聚散?自太虚观,何处而求聚散?
人知有形者之为气,而不知无形者亦气也,横渠子独以无形者为气,盖未悉有无虚实之体焉耳。(《雍语》)
天地之性生万物,发於元,长於亨,成於利,藏於贞。贞者,物之所终始也。圣人之心体万事,生於仁,裁於义,节於礼,成於智。智者,圣学之所以终始也。知始知终,循环无穷。
夫天地者,示人以浑然矣;夫万物者,示人以粲然矣。当其浑然也,不能外万物;当其粲然也,不能外天地。
五行在天,五事在人,其体一也。水、火、木、金,天之气也,非土则不生,不生则不成。貌言视听,天之性也,非思则不能通,不能通则不神。明而神之,成诸天道,其惟心乎!
天地之初也至虚,虚者无也。无则微,微化则著,著化则形,形化则实,实化则大。故水为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次之。
天地之终也至塞,塞者有也。有则大,大变而实,实变而形,形变而著,著变而微。故土为先,金次之,木次之,火次之,水次之。微则无矣,而有生焉。有无相生,其天地之终始乎!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一阴阳也,阴阳一气也,气一宇宙也,一而已矣。一不变则宇宙不变,宇宙不变则气不变,气不变则阴阳不变,阴阳不变则道亦不变。夫道一而已矣,智者见之,仁者有之。
阴阳同道而异气,五行同气而异质,五常同体而异用,五声同生而异起;五色同质而异采,五伦同理而异分,五方同性而异习。
虚无即气也,如人之嘘气也,乃见实有,故知气即虚也。其在天地万物之生也,人身骨肉毛面之形也,皆气之质,而其气即虚无也。是故知气之虚实有无之体,则於道也思过半矣。
空室空木之中,有物生焉。虚则气聚,气聚则物生。故不待种也,气即种也。古之气化而生也,故虚者生之本。(《新论》)
於物物而求之,其小者也。合物物而求之,其大者也。
於物物之中,合物物之中而求之。夫中也者,道也。知小而不知大者,不足以语全;知大而不知小者,不足以语分;知小大而不知中,可与语器,不可以语道。夫知小大道器之为一体,则几矣。(《樵语》)
人生篇
君子之志法乎天,行法乎地,其变化法乎四时,故能与天地并。志法乎天,故远而无外。天包乎地,行法乎地,故近而无遗。变化法乎四时,时而出之,故出而无穷。
学乎天地与我一者也。
知宇宙间一我与天地也,故君子法以自强不息。是故家国天下之事,无一而非性也。
小大惟一。小德者,其川流乎!大德者,其敦化乎!其德惟一,实一无二。
君子敬可以生仁,定可以生智,思可以生勇。夫能敬而后定,故定而不寂;能定而后思,故思而无邪。敬定思一也。仁不欲方,智不欲圆,勇不欲动。兼而有之,可与入道。
性也者,其天地之生生者乎!其於人心也,为生理。道也者,其生生之中正者乎!其於生理也,为中和。夫中正者,天之道也;中和者,人之道也。反是则辟焉戾焉,不足以为道,君子不道焉。
忠之义博矣,贯乎始终者也。尽心者,其始也。尽心则中,中心为忠,及其至也:知性知天。存养以事天,成乎其忠也。
一呼一吸,生生之理。生理根於中,呼吸感应乎内外。皆天之气,下根乎上,上根乎下,下根上根,万物一体。消息升降盈虚之间,有不得已焉。彼隔以皮肤,昧者不察,因以起私尔矣。
中心,其天下之大本乎!如心,其天下之达道乎!中心则体物而不遗,如心扩而充之,天地位,万物育,故忠恕则成位乎其中矣。
夫良知者,非外铄者乎!既不以外铄而有,亦不以外诱而亡,气习蔽之则蒙耳。故学所以发蒙以扩其良知也,不博学则不能发蒙,蒙不发则长而愚。
学也者,觉也。人之良知蔽於气习,故生而蒙,学问思辨所以发其蒙而觉之也,觉则复其良知之本体矣。如梦有觉之者,非外益之也。
大禹克艰,其克己之原乎!其修身为政之本乎!
心动乎天则生,故欲其动。心动於物则死,故欲其不动。是故能动心而后能不动心,能动之至可贤,不动之至可圣。
本心宇宙一也。今夫火之光与其所照,一而已矣。故不知本心者,不足以语天地万物同体之理;不知天地万物同体者,不足以语本心之全。夫何异?
崇法天,卑法地,天地其可以二乎?是故知行异名而并进,达於天德。知圆而行方,知远而行近。
万理同根而异感,故在君为仁,在臣为敬,在父为慈,在子为孝,在友为信。在所以感之者,是故君子敦本。
(洒落)其廓清乎!美或窒焉,恶或窒焉,不廓清之,不足以入道。(《樵语》)
忘助皆私心也。滞於物、胜於事,皆忘也;矜持、欲速皆助也。
道,天理也,心之本体也。子能知本体之自然,则知道矣。
无在不在也,中正而不息,易所谓存乎!
性一理也。浑然在中,奚其别?遇物而理形焉,用斯别矣。孟子之言四端,四端也者始也。
知其无所不包,理其一矣;知其无所不贯,分斯殊矣。包与贯,其弥纶之谓与,二之则非矣。
游息皆涵养也,在觉之耳。逐则忘,忘则流,流而不止,天理灭矣。
学之进也,如行路然,行而后见多岐,见多岐而后择所从,知择所从者,进乎行者也。
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尽而性见矣。存心也者,恒其所尽之心而已,其知行并进者乎!
大德敦化,则小德川流矣。大小也者,事也;德也者,理也。理无大小,故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众人知富贵功名之为乐,盖不知吾心自然之乐也。见吾心自然之乐,则外乐不足以易之矣。
中心忠也,如心恕也,恕由中出焉者也。
天理日明而人欲日隐,天理日长而人欲日消,是之谓克。(《雍语》)
食息,一语默也;语默,一进退也;进退,一死生也。道无贰而已尔,故忽小者必亡大。
知语者知默,知进者知退,知存者知亡,知生者知死。
分田其王政之本乎!有田则食足,食足则善心生,善心生则伦理明,伦理明则风俗厚,风俗厚则礼乐兴,礼乐兴则和气致,和气致则天地泰、万物若。
见冰而寒,闻雷而惧,其气之动志乎!可以反风,可以致雨,其志之动气乎!感应之理大矣哉!
天地间凡有形者气,无形者亦气,而性行乎其间矣。故滞有者固不足以知性,沦空者亦不足以知性。
无不为则习而察,习而察则安於自然,故知无所用为。无不思则议而化,议而化则信於默成,故知无所用思。非曰无思,非曰无为。
天覆万物,物外无天,物亦天也。天健不息,人不法之,谓之弃天。
圣人之道,存之乎心,发之乎事,成之乎治,极之乎参天地。其道岂远乎哉!其功岂小乎哉!
人皆知进之为进,而不知退之有进。人皆知得之为得,而不知失之有得。进退失得,周流不测,唯义所极。是故君子以无常观常,故常得其常。
君子刚而不可折,柔而不可屈,章而不可显,微而不可忽,其盛德之至乎!
元、亨、利、贞,同道而异德。仁、义、礼、智,同体而异用。喜、怒、哀、乐,同寂而异感。
行短而知长,行方而知圆,行有止而知无穷。
四端德也,非性也,性与德非二也。其未发也浑而一,及感而通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生焉,而四者别矣。
阴阳合德者道,仁智合一者德,内外合一者心,动静合一者神。(《新论》)
用中、择中庸与允执厥中,皆在心上,若外心性,何处讨中?事至物来,斟酌调停者谁耶?事物又不曾带得中来,故自尧舜至孔颜皆是心学。
天理亦不难见,亦不易见,要须切己实用必有事焉而勿正功夫,乃可真见都是鸢飞鱼跃,不然,亦只是说也。
意、心、身、家、国、天下一齐俱至,固是心事合一,随处体认天理功夫,久久熟后,心身了悟,自达天德,乃是知本、乃是知至。
默识对学不厌说。默识即尊德性,学不厌即道问学,非问学,则德性不真;非学不厌,则所默识者或差也。圣贤每每兼举并言之,盖二者所以相济,不可相无也。
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若云随事,恐有逐外之病也。孔子所谓‘居处恭’,乃无事静坐时体认也;所谓‘执事敬,与人忠’,乃有事动静一致时体认也。体认之功,贯通动静隐显,只是一段工夫。
知是精察以知此,仁是纯心以存此,勇是果确而不息乎此。学者只体认天理,三者皆在其中,昏杂意念自不生,不须头绪多般想象。(《新泉问辨录》)
学要知条贯,便是易简(《答谢与规》)
故夫知与行二,而举世无真知行矣。才与德二,举世无全人矣。文与武二,则举世无全材矣。兵与农二,则后世无善法矣。夫子之文章与性道二,则举世不知圣学矣。心与事物二,则圣学不明不行矣。(《与汤民悦》)
夫易,圣人所以顺阴阳之道,明变化之理,而立天地人之极者也。(修复古《易经》传训测序)
易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始终一知也。知终始乎圣学,故天常照而已矣。学在常知而已矣,故知则不昧,不昧则不失,是故知存存而道义出矣。(《樵语》)
蓍卦是易理之形见者也,在卦在心,皆是一理,因卦以感通其理,理见而心邪秽去矣。此即所谓易简之学。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即学易以感通此心之理,与洗心退藏于密一事。(《新泉问辨录》)
易也者,以言乎道者也;书也者,以言乎心者也;诗也者,以言乎性情者也;礼也者,以言乎事者也;春秋也者,以言乎妙用者也。(《新论》)
异也者,二也。夫端,一而已,二之则异端矣。
夫学,觉也,警觉之谓也。是故六经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觉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时也,书以注吾心之中也,诗以注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注吾心之是非也,礼乐以注吾心之和序也。(《二业合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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