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麟先生：儒家读书只为成就圣贤境界

儒家向来十分重视读书研习、广学博闻、慎思明辨，仅《论语》一书，就有很多处孔子强调学习之重要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儒家提倡广学博闻，提倡人文教化，最终是为了“下学而上达”，上达于天道，上达于心性，而止于至善。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如仅仅止于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只能成就为一名普通学者、思想家，某个文史类专家或技师。

儒家倡学，目的非常清楚，是为了成就圣贤境界，成就德性人生，成就“明明德于天下”。欲达此目的，首先需明白生命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三者之关系与差异，或首先需明白先验知识（生命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的科学知识）之关系与差异，明白此差异，才能明白哪些学问知识是主，是本，是先，哪些学问知识是次，是末，是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不识主次、本末、先后，则难以近道，反成背道而行。

小人儒与大人儒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之学因始终于心性处不能畅明通透，致使其“下学”有余，胶固于耳目感官之间，陷溺于见闻经验之中不能自拔；又“上达”而不足，失守儒家学术根本宗旨，超越和反源之劲力不够。故其学易于成就“小人儒”，即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难以成就“君子儒”，即成为圣贤，明德天下。若只能下学而不能上达，如此，儒家种种之德目、种种之德行，必将成为他律道德，而不是儒家一直固守的源于心性之本有的自律道德。儒家正宗心性之学和恪守自律道德者，为陆王心学一系。

尊德性与道问学

朱子在《癸卯答项平父书》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与陆象山(陆九渊，号象山，公元1139年-1193年)之间种种观念之争的看法：“大抵子思（孔子之孙，《中庸》作者）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截长，集思广益，庶几不堕一边耳。” 

“尊德性”确为陆王所谨守而发扬之，但朱熹自诩其学为“道问学”则不谛。盖儒家千百年来于心性义理方面之讲说辨示，即生命科学之体系化建构，成果斐然，独成一脉。

但因不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殊异，故其外王之理想终究止于小成而已；无法在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渐进于更合理、更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没能积极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以达很好地改善民生之目的。朱熹束于历史局限，以世无匹敌之学力，终于此无大补益，反成支离，徒生若干无谓之缴绕。本愿以儒家正宗者自诩，但其于心性之学（尊德性之学，成德之教）无相应之传承与发展，终使自己“堕一边耳”。

——节选自潘麟先生著作《〈大学〉广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