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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既有杰出的辩证智慧，又有超级的诡辩技巧。庄子后学的作品《天下》，说庄子喜欢发表“荒唐之言”，滑稽诡诈，而引人入胜。分析庄子的诡辩，究竟“诡”在何处？“辩”在何方？可以领略庄子奇异的智慧和杰出的辩才，从而加深对逻辑知识的理解。《齐物论》是庄子诡辩的代表作，其中汇集了庄子许多超级的奇词怪说：   1.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2.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3. 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4.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5.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何谓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 从庄子的上述诡辩来看，其手法是对概念灵活性的主观运用。他认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把彼说成此，把此说成彼，区别彼、此没有意义。彼可以既是又非，此也可以既是又非，是、非的区别也没有意义。事物的性质、状态（然）和人的断定（可）都是主观随意的。小草棍和大屋柱，丑八怪与美西施，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都可以看成一回事。事物的破坏就是形成，形成就是破坏，所有事物都无所谓形成和破坏。养猴子的老头儿，把栗子分给猴子，说“早上给三升，晚上给四升”，猴子就发怒。说“早上给四升，晚上给三升”，猴子就高兴。计较彼此、是非的区别的人，就像那些被戏弄的猴子一样愚蠢。能够超脱彼此、是非的区别，坚持“两行”（两可）的观点，就能成为“圣人”。 在庄子看来，人们日常说得出来的区别，如类和不类，始和未始，有和无，大和小，长寿和夭折，言和不言，辩和不辩，都没有意义。类概念是正确进行逻辑推理的基础，对此，中国逻辑家提出“辞以类行”的原则。 庄子的诡辩，以类和不类区分的相对性，来否认类和不类的区别。事物从某一方面说有共同的性质，就说它们是一类，如牛、羊同为“哺乳类”。从某一方面说没有共同的性质，就说它们不是一类，如牛为胎生、哺乳动物，鸡为卵生、有羽，二者“不类”。但若从另一角度看，牛、羊、鸡同为“动物”，又归入一类。 庄子把这种类区分的相对性无限夸大，无原则地说“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即类和不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可看作同类。由这种类和不类的混同论出发，庄子否认任一“彼”和“此”的差别。 庄子用绕口令式的诡辩词句否认“始”（开始）和“未始”（没有开始），以及有和无的区别。庄子的诡辩，违反事实、常识和科学知识。区分开始和没有开始、有和无，是一切认识和科学研究的起点。 庄子说，天下最大的东西是秋天鸟兽羽毛的末端；而巍峨雄伟的泰山却可以说是最小的。天下最长寿的是夭折了的孩子；而传说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却可以说是夭折了。这是用大和小、夭折和长寿的相对性，来否认它们之间的区别。“秋毫之末”与微观世界的分子、原子比，是大，却不能说是天下最大。泰山同整个宇宙比，是小，却不能跟“秋毫之末”比小。夭折的孩子与更短命者比，算是长寿，却不能说是天下最长寿者。彭祖跟更长寿者（如庄子说有上千岁的灵龟和数千岁的神树）比，可以说是夭折，但跟短命的孩子比，却不能说是夭折。 庄子在混同始和未始、有和无、大和小等区别的基础上，进而怀疑言（谓）和无言（无谓）、辩和无辩的区别。即说等于没说，辩等于不辩。但庄子本人并没有因此而不说、不辩。他是用他自认的大道理（超越一切区别、对立的道理）来大说特说，大辩特辩。他用辩论没有主观标准（辩论双方，以及任一位第三者，都不能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来否认真理的客观内容、客观标准和辩论对于探求真理的作用。这就等于堵塞探求真理的道路，而听任像庄子这样的诡辩流行。 庄子的诡辩，对客观真理的探求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但是，庄子的诡辩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诞生。后期墨家，即《墨经》的逻辑，就是在清理庄子和名家（辩者）所有诡辩的基础上产生的。庄子诡辩论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价值，是庄子在进行诡辩时未必能料到的。诸子百家的逻辑智慧都是在与谬误、诡辩的对立、渗透中成长壮大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诸子百家逻辑故事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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