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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李自成率军破北京，崇祯帝吊死在煤山。不久，吴三桂引清军进入山海关，顺治帝在北京再次举行了登基典礼，明朝的残余势力只剩下了东南半壁江山。而在南下清军的攻势下，南明的弘光、隆武政权相继覆亡，1646年11月，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在广东继承大统，是为最后一个南明皇帝——永历帝。 然而，当时永历政权内部政权组织相当松散；外又有强大的清兵正从北面、东面向广东挺进，形势穷蹙。绝望之际，南明想到了澳门的葡萄牙人。一个世纪以来，葡萄牙人为了长久据有澳门这个贸易据点，对明廷相当恭顺。1630年初，由于后金军队加紧进攻，明朝京城危急时，澳门的葡萄牙人就带着十门红衣大炮，带着炮匠到北京协助保卫帝国首都。这桩往事显然给明朝当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永历帝同样渴望得到澳葡当局的军事援助，于是对耶稣会传教士毕方济（意大利人）恩宠有加，“授以国中最大四种官职之一”，派遣其前往澳门购炮募兵。 由于毕方济在澳门的出色活动，导致由尼古拉斯·费雷拉（Nicolas Fereira）率领的由300人组成的葡萄牙炮队前来协防桂林。虽然澳门这次援助的兵、炮不算多，但作用很明显。1647年三月中旬，南明叛将李成栋率领清兵攻打桂林，遭遇瞿式耜与焦琏所属明兵的顽强抵抗，无功而返。五月二十五日，另一位汉将尚可喜率清军再次强攻桂林，亦以惨败而归。《明季南略》提到，桂林明军“用西洋铳击中马骑”，说明葡萄牙炮队做出了相对贡献。而葡萄牙军队的良好表现，无疑也为南明政权与耶稣会士的军事合作创造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最引人瞩目的是，在耶稣会传教士“不久领土可以恢复”的宣传下，1648年，永历帝家族（包括太后、太子）皆入天主教。与此同时宫中受洗皈依的还有嫔妃50人，大员40人，太监无数，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创举。要不是永历帝本人由于“多妻妾”违反天主教一夫一妻的教义而不能受洗入教，中国恐怕就要出现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皇帝了。 永历四年（1650年），清军重新加强了对两广地区的攻势，广州、肇庆等地岌岌可危。正当永历政权束手无策之时，朝廷里的天主教徒官员与耶稣会士们提出了遣使罗马教廷，寻求欧洲的直接军事援助的计划。于是，永历皇帝便决定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欧洲，以求得罗马教皇和欧洲一些国家对自己的“天主教朝廷”的援助。 
这个脑洞大开的决定，意味着世界历史上以“天朝”自居的东亚大陆政权首次向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欧国家寻求军事上的帮助。100多年后，盘踞越南嘉定地区（今胡志明市）的阮福映便是依样画葫芦，以子为质，向法国借兵以对付国内的西山起义军，此是后话不提。 永历皇帝决定遣使罗马以后，选派一个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使命的得力人选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明廷最后将这一重要使命交给了刚来中国不久的卜弥格神父。卜弥格（Michael Boym），字致远，波兰籍耶稣会士，1612年生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此人家世显赫，祖父是波兰国王的秘书，父亲担任宫廷御医。他天资聪慧，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就立志前往远东传教。在教皇乌尔班八世的祝福下，卜弥格于1644年抵达澳门，被派往海南岛传教，1649年前往永历行在（时在肇庆）。在海南岛传教时间，卜弥格曾被清兵抓走，险些殒命，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了满人的野蛮和杀戮，或许也坚定了他日后辅佐永历政权的决心。 卜弥格出使的名义为代表永历皇太后向教皇致敬，并携带太后上教皇书、庞天寿（南明宫廷内信仰天主教的太监）上教宗书及皇太后和庞天寿致耶稣会总会长书，此外尚有庞天寿拜会威尼斯共和国政要的名片。现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王太后致谕罗马教宗书》里明确提到了南明方面的目的：“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这里虽未直言军事援助的要求，但从不难看出，永历政权遣使欧洲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向欧洲各国表明，一个忠于天主教，并且可以同强大的穆斯林王朝进行斗争的同盟者——明朝——正受到满洲人的攻击，从而争取欧洲支援明朝的抗清斗争。当然，耶稣会在援助南明政权问题上也具有自己的私心，也就是欲“籍基督教的欧洲之力，以援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之朝廷”，并最后达到“昔奉异教之老大中国，将从其君后沐西风而循救赎之途”的传教理想。 1650年11月， 
卜弥格 偕两位中国教友自肇庆出发抵至澳门，并在1651年1月起程前往欧洲。卜弥格一行从澳门出发，经琼州海峡，走越南和柬埔寨沿海一带，穿越马六甲海峡，途经果阿、波斯、亚美尼亚等地，于1652年11月底或12月初到达威尼斯。在这里，卜弥格身着中国官服，以明朝使臣的身份受到高规格接待。他不仅把庞天寿写给威尼斯元首的信转呈给元首，还向他介绍了自己从中国来到欧洲途中的所见所闻。虽然他未能从威尼斯元首那里获得任何援助中国的承诺，但他的出现在威尼斯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争相一睹这位中国使臣的容颜。他的《报告》付印成书后，立刻就被抢购一空，卜弥格的名字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 第二年，卜弥格终于到达天主教教廷所在的罗马。由于教廷内部的派系纷争，卜弥格在罗马遭受种种非难。但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努力去完成南明朝廷所赋予的使命。当时，他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说：“我想使我作为一个使者的事业成为公众的事业，只要看到你的第一个信号，我就马上到罗马来。我要回到中国的战场上去，即使付出我的名誉和健康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但他的努力注定付诸东流。自诩为传播和捍卫“主的福音”的教皇与国王们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者，只愿锦上添花而不肯雪中送炭，根本无意拯救已经岌岌可危的南明政权——即使这个政权已经皈依了上帝。与此同时，清军在攻打广州的过程中得知永历朝廷曾向澳门求助的消息后，便派人与葡澳当局接洽，表示清朝在对待葡人及传教士问题上将沿袭明朝旧制。清廷也注意到了南明方面向欧洲求援的意图，1650年秋天，也就是在卜弥格从澳门出发前的几个月，顺治皇帝下诏向北京的耶稣会教徒明确保证：他们仍然享有在明朝统治时期获得的所有特权和传教的自由。结果，耶稣会内部围绕对中国形势看法也发生了分化。从北京出发的亲清的耶稣会教徒卫匡国于1653年8月也赶回了欧洲，并不无夸张地向全欧洲宣布，明朝的抵抗已经彻底失败，全中国都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1655年12月，新上任的教皇亚历山大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并交予其两封分别致南明王太后和庞天寿的回信。但教皇只是礼节性地表示，“求天主应许受到祝福的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后的诉请，并真诚祈祷皇太后的国土得到重新统一，享有和平，皈依（基督教）信仰。”至于南明方面急需的军事援助，则根本未置一词。 
1656年3月，失望的卜弥格搭船离开里斯本，随身携带着教皇的两封回信，六封耶稣会总会长致南明朝廷的信，两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致永历帝和庞天寿的信返回中国。距离他上一次离开澳门不过几年时间，南明面临的军事局势已经进一步恶化，随着南明势力逐渐式微，澳门当局与耶稣会士也逐渐与其划清了界限。当卜弥格经历千辛万苦完成了他的使命返回东方时，澳门耶稣会会长竟然写信告诉他，葡国人已与清朝建立贸易关系，避免危害其与清廷新建立的良好关系，明朝的使臣不得在这块土地上登陆。甚至当时的耶稣会的日本会省和中国副会省都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他不得已转赴安南（今越南北部），1659年8月22 日终因劳顿而在中越边境逝世，时年47岁。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他在游历中国期间，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考察，撰写了历史、风土人情和自然状况的著作，对奠定日后盛极一时的欧洲专业汉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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