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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第一分会场讨论会于2017年4月15日下午2时到6时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312室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吴晓东研究员作为观察员，上海交通大学高有鹏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谭佳作为评议员，吉林师范大学张丽红教授和中国社科院易华研究员作为主持人，包括陕西师范大学李永平教授、曲靖师范学院的代云红教授在内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热烈讨论。 本届年会的主题为“重述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第一分会场的主题为“四重证据、五重叙事如何重述中国”。所谓四重证据包括传统国学古籍材料（一重证据），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材料（二重证据）、口传故事和民间仪式（三重证据）、图像和考古实物（四重证据）。所谓五重叙事，指的是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和仪式的叙事。四重证据法是从证据学的角度出发，伴随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甲骨文和金文的发掘、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丰富以及图像和考古实物的出土而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其目的是通过四重证据建立起立体释古的国学考证体系，突破单一倚重爬梳文献的国学研究方法。五重叙事对应的是文化文本。所谓文化文本，就是突破了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的内涵，将人类社会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视为文本，因而文化文本的形态必然超越了单一的文字叙事，口传叙事、图像叙事、物的叙事，仪式的叙事都是这个文化文本的“表达方式”。同时，很多的文学作品、文学文本也可以通过文化文本的大背景得到更有深度的观照和解读，而这正是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眼光所在。   本会场发言大致分为两个部分：  一、 四重证据与“物”的叙事  陕西师大李永平《四重证据法的升级改造与当代国学的当代价值》试图从理论上将四重证据升级为N级全息证据，它继承了四重证据对不同来源和媒介，跨越时空关系和跨学科材料的取用，将这种思路引向一种极致，认为“人类文化的边界就是N重证据法获取材料的边界。”虽然在目前仍然是一种理想，但仍可见四重证据法对打开国学研究视野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唐启翠《玉圭如何“重述”中国：圭命神话与中国礼制话语建构》是一个用物的叙事重述中国话语的例子。玉，早于汉字发明之前就被当作一种沟通天地的神圣礼器。文字产生之后，玉作为神圣物的叙事融入文字叙事之中，依旧具有原型编码作用。而玉圭，“一种扁平长条形平首或尖首形玉器……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及图像中，是类型最为丰富、出现频率最高、延用时间最长的玉礼器之一”。因此考察梳理玉圭的神话叙事，结合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就可以用一种物的语言重述中国故事，梳理出中国礼制话语的建构过程。宜宾学院的谢美英《“四重证据法”与<尔雅>玉礼器研究》同样是从玉礼器出发，针对《尔雅·释器》中有一训列珪、璋、璧三大礼器，以“四重证据法”重新解读该训列，进而为审视当时的文化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上海交通大学安琪《中国南方民族铜鼓日纹图像与阴阳神话研究》则以南方民族的铜鼓纹为研究对象。虽然学界对铜鼓的起源、分布、族属、铸造工艺和纹饰象征都有了充分的讨论，但是这种研究仍旧没能说清铜鼓日纹是在何种观念下形成的。而这势必要结合神话观念才能解释。文学人类学力图打通物的叙事、图像叙事，解读出一个宏观的文化文本，神话不再是一种故事，而是古人一整套的原型编码和思维方式。安琪在这篇文章中就是将秦汉时期的阴阳神话观念与铜鼓的日纹进行对应思考，颇有新意。  图三：安琪《中国南方民族铜鼓日纹图像与阴阳神话研究》 二、 大小传统、神话历史 在四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文学人类学颠覆了自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以来的将精英文化视为大传统，将民间文化视为小传统的理论，而是将时空覆盖更广的无文字的传统称为大传统、只有数千年的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大传统孕育、催生了小传统，小传统则会继承、遮蔽甚至颠覆大传统。“神话历史”是将历史文献作为一种文本，放置在文化大传统的背景中，寻找其书写背后的神话原型编码，进而解读历史文本的研究视角。在后现代视野下，“神话历史”解构了历史书写唯一客观性，通过对神话思维、物的原型的发掘，弥补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是文化大传统解读书写小传统的一种新的理论建构与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胡建升《文化大传统与物的发现》则系统地梳理了文化大传统视野中的物的特质和功能。指出文化大传统视野中物从“记载的物”回归到“本真的物”；物再次在场，进行着物的叙事，讲述着历史的真实。这种物不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真身，指向了物在场的真正意义所在。文化大传统重新凝视物，成为我们重讲历史的文化新起点。 曲靖师范学院代云红《论华夏天文文化与中国“大/小传统”知识系统的形成》则试图从华夏天文文化角度对中国“大/小传统”知识系统的形成及其构成内容做初步的分析。即质疑大传统时代什么是知识？小传统传授的知识又是什么？并认为只有从知识系统的生成与转换才能深层次的说明大小传统理论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谭佳《刍议儒学起源研究的困境：兼论文化大传统的理论意义》则针对20世纪以来儒家起源的研究的两个新角度：着眼于“儒”的身份和职业和提出儒家与三代文化之间整体的精神联系；提出儒学起源的不可或缺的两大视域：深远的先秦巫史传统和借助新的学科资源理解无文字时代的文化。由此产生了儒学起源研究的空白地带：一是各古文明起源都伴随的巫史传统为何在中国能生发出儒学的因子的问题，二是文献研究者对史前文明关注度不足，考古学、神话学者又少有涉及儒学思想研究的困境。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与大小传统视野正可以作为对此困境的回应。 吉林师范大学张丽红《尼山萨满与女神文化大传统》则从女神文化这个大传统背景出发，解读满族说部中影响最为深远尼山萨满神话为“女萨满从阴间救人活命的传说，实际上是女神‘死而复生’神力的一种转化形式”，这也可以得到比较神话学的印证，体现了文化大传统的阐释效力。吉林师范大学金立江《大小传统与神话历史：文学人类学视角下的东北秧歌初探》同样将东北秧歌置于山林文化大传统背景之下进行解读。《百色学院学报》黄玲《稻作、河流与民生》则是将越南芽庄天依女神放置在人类学视野考察的中越跨境研究，她将物质材料碑铭置放到神话传说、仪式信仰、生计劳作等生活场景考察，进而观照越南天依女神信仰内涵发展转化的历史进程，是人类学研究中“文化涵化”的一个例子。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吴晓东《“涂山”源于“蟾蜍”考》则从语音学、神话学的角度对二者的同源关系进行了考证。 西安外国语大学苏永前《真实与建构：神话历史的两种向度》指出后现代语境下的“神话历史”概念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神话观和历史观。他认为在学术史上“神话历史”在实践中由于侧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出两种取向：一种是强调神话的“真实”特质，试图发掘神话背后的历史质素；一种是将神话和历史均视作一种“社会记忆”，强调两个范畴基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性质。 四重证据、五重叙事是文学人类学的核心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因此“四重证据、五重叙事如何重述中国”就是用文学人类学的核心方法来阐述具体的中国故事，是检验、推进文学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本会场的发言呼应了本届年会“重述中国”的主旨，用多重证据和叙事阐释多元的文化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论提升的新构想，为新时期建构文学人类学的“新话语”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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