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赵红梅：诗性与学术的交错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述评

天和图书馆21tc 201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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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以诙谐、轻快、冷静的语言和短妙、深省、纵横的哲思而著称，但作为一本翻译而来的著作，它远非一目了然的母语书籍，不仅有文化、背景、语境差异所制造的阅读屏障，而且还存在因作者别出心裁的结构编排而导致的时空错乱感。严格来看，《忧郁的热带》既非民族志，亦非纯粹游记，而是回忆性质的自传体游记。列维是以 1934 年至 1950 年的 6 次异国旅行、考察、调查、工作经历为材料基础，在时隔 20 年后，追溯性地反观当时彼地的所见所闻所察，并佐以今时今地的高绝见解。这种写法在处理材料与思维的关系上游刃有余，使读者既遭遇文化震撼，又收获智识激荡。

整本书由 9 部分构成: 1. 结束旅行。这部分是杂谈，列维精心撷取了最深刻的记忆碎片，生动呈现了旅途的艰辛、无聊与无知，基于这些体验，他因而讨厌旅行，讨厌夸夸其谈的旅行家。但他推崇 “遗忘”，遗忘把残剩的记忆创造出繁复的结构，使发生于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毫不相关的事件能互相接触交错，结晶成某种纪念物，这正是第一部分写作的 “理论”依据。漫长的遗忘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当时的 “我”无知无识，不能理解那些经验的意义，更无能于欣赏，而要达致理解与欣赏，非 20 年后的 “我”不可。这是全书的立足之基，即用现在的思维 “处理”过去的材料。2. 行脚小注。这部分亦是杂拌，目的是交代作者步入人类学殿堂的关键转折点，以及其学术生涯的 3 个 “仆妇”，列维还顺手将一篇 1934 年的 “船上所记”放了进来，精湛的白描与评头论足的能力在这篇散文里崭露无遗。3. 新世界。列维对新大陆的印象是以 1934 年抵达巴西、1941 年抵达美国为基础，他以极感性的笔触描述了美洲生态、美洲城市、美洲人事的特征。4. 地球及其居民。这是 1950 年夏末秋初列维前往印度和巴基斯坦考察数月的成果。5 － 8. 是列维于 1934 － 1939 年执教巴西期间，或顺便、或专程考察的 4 个 “土著”族群 ( 卡都卫欧族、波洛洛族、南比克瓦拉族、吐比卡瓦希普族) 。9. 归返。列维故伎重施，把在南美、南亚的游历遭遇整合成全书的尾声，既反思了人类学的学科意义与学科方法，亦借南亚的佛教宣泄了对世界文明类型的看法。是为结语。

为更好地把握《忧郁的热带》一书，以下将从写作背景、写作内容、写作语言与写作特性四方面对之做出基于个人阅读体验的解读。

过渡仪式

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生命史上，《忧郁的热带》类似里程碑之作，它诞生于作者遭逢消极境遇与情绪的当口，也凑巧拉开其煌煌学术人生的序幕。

1939 年 3 月底，列维从巴西返回巴黎，暂时栖身于一所中学，等待秋季开学，时年 31 岁。此时，列维的目标是进入大学，成为研究人员，但第一任妻子蒂娜和他分手了。或许正是离异事件导致列维的一次小转向，他开始酝酿写一部小说，然而小说家精神重在虚构，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虚构没有兴趣，更缺乏对细节的想象力和烘托力，于是不耐烦地放弃了。这部无疾而终的小说当初被命名为《忧郁的热带》。

1948 年，列维从法国驻美文化参赞的任上返回巴黎，但他 “入场”太迟，正值学科普遍重新调整之时，他未能找到相应的位置。从 1948 年至 1954 年，列维跻身于外表显贵、实际平庸的职位，内心动荡，精神飘忽。1950 年，列维与第二任妻子罗斯玛丽·洛尔莫分手，生活困难，甚至典卖了当年省吃俭用购买的印第安物品。1954 年，二人正式宣布离婚，列维旋即迎娶新女伴——— 莫尼克·罗曼，时年 46 岁。期间，列维的父亲病势沉疴，列维忙于照顾。在此学术追求暂时松懈、职业生涯前途未卜、个人生活变动不居之际，列维受邀写一部游记。简直是上帝的礼物，列维有一肚子话要说，如鲠在喉， “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不假思索地”，［1］225 － 249紧迫感、气愤和听天由命统统诉诸文字，作品洋溢一股新鲜的气息，不足之处倒不值一提了。他几乎是一气呵成，4 个月告罄，他想起之前那部未能善终的小说，于是新作仍取名《忧郁的热带》。

仿佛命运之手的拨弄，昨天还在为前途忧心忡忡，今天却柳暗花明。《忧郁的热带》就是这明晦之间的分界线。1955 年 10 月，《忧郁的热带》初版，盛赞如潮，读者为其美妙神奇而如醉如痴。龚古尔学院纡尊降贵地发表公告，为评委会不能将大奖授予《忧郁的热带》感到遗憾，只因这不是一部小说。然而，学术界的态度很审慎，同事们将《忧郁的热带》看作是列维的一次 “出轨”，期待他返回科学领域。一直支持列维的人类博物馆馆长保罗·里埃认为列维跑马到文学领域去了，失望之余，不惜与之绝交。但这一切都挡不住列维一举成名，成为公众人物。

至于列维本人，他如是表明态度: “我本想写一部幻想作品，可是没能做到。民族学家指责我做了一件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公众则认为这是部博学的作品。这，我倒无所谓。一本书写完了，对于我，它也就死了。这么说吧，我只是投入了一场令人迷醉的仪式，它显示了我的思想的一个侧面。”［1］256列维私底下坦承，那段时间他也曾浮想联翩，没准会有哪家新闻机构登门造访，要他搞个大型报道什么的。事实上，在短暂的偃旗息鼓之后，列维心无旁骛，重返学术。对他而言，“热带风暴”过去了。

人类学家学术征程上的一次偶然散心，成就一本 “为所有的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忧郁的热带》一版再版，但列维并未沉缅其中。《结构主义》《野性的思维》《神话学》( 四卷本) 等著作的相继问世，表明《忧郁的热带》确是无心插柳。在人生兴衰荣辱的关键时刻，理性的个体会下意识倾向于选择某种特殊的行为，以使自己暂时脱离俗世的纷扰，进入相对神圣的 “阈限期”，从而 “脱胎换骨”重返人间。《忧郁的热带》在列维的 “精神过渡”中表现得如此无懈可击，以至我们必须视之为个体人生变迁的一次 “过渡仪式”，仪式过程隐含作者对过往的倾诉与未来的期冀。仿佛一个客观的偶然，该书适时调整了列维的人生危机，完成了 “否极泰来”的仪式功能。其后，仪式实践的主体、事件、情境渐行渐远，但那部自传体游记——— 《忧郁的热带》却作为仪式的物质遗产永远留存。如今，它以经典的形式提醒读者去关注一位人类学家的成长历程和他那不动声色的悲天悯人。

热带忧郁

从书名上看，忧郁与热带是很文学化的组合，至少在感觉上忧郁给热带降了温，赋了情。但自《忧郁的热带》出版以来，“忧郁”一直是令人迷惑的字眼，和开篇那句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一样疑窦丛生。列维怀旧性地沿用未尽小说的旧名，因为写游记时对事业的忧郁与二战爆发前对命运的忧郁一脉相承，他借书名皮里阳秋地表达了自我，却留给读者一个简单的疑问: 热带何以忧郁? 该问题的解惑要反诸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以调查者立场来品味忧郁。就此而言，列维在 1934 － 1939 年间调查的热带巴西和 1950 年考察的热带印度、巴基斯坦是饱含忧郁的。

首先，田野调查遭遇的忧郁。田野调查中的探险成分绝不是目的，而是消耗调查目的的东西。列维认为一个人类学者的专业中不应该包含任何探险的成分，探险会使人类学者平白失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在《忧郁的热带》里，寻找巴西腹地印第安人的旅程充满探险，极大地消磨了调查者的意志。与卡都卫欧人、波洛洛人、南比克瓦拉人、吐比卡瓦希普人的相遇，多少都带有绝地逢生的偶然与离奇。卡都卫欧印第安人住在巴拉圭左岸的低地，从牧场出发，骑马 3 天的路程，沿途有寄生虫、蝙蝠、食人鱼、风暴，好在有向导，3 天后列维才如愿以偿见到卡都卫欧人; 去波洛洛人村庄的旅途是个混乱的噩梦，一路要筑路搭桥、装货卸货，筋疲力尽到几近放弃时才找到一个渔夫带路。调查南比克瓦拉人和吐比卡瓦希普人时列维花一个月的时间组建了一个探险研究队，先是几个礼拜的走走停停，迷路、饥饿，而后一个星期等汽车零件，每个人都要耐心守住自己的灵魂，以免被焦躁夺去理智; 吐比卡瓦希普人探访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旅程，溯河而上 4 天之久，栉风沐雨，急流险滩，一天之内不得不把船上的东西装卸达 5 次之多。若非列维口吻诙谐，这些文字的阅读极易引发焦虑，至于亲历者本人，当时的体验必定更加煎熬。埃德蒙·利奇指责列维在巴西旅行的过程中从未在一个地方呆过几周以上，并且也从未能用当地语同任何一个调查对象做简短交谈。［2］18这近乎苛责了，至少在南比克瓦拉社会里，列维学会了说简单的南比克瓦拉语。而且鉴于旅途如此艰险，调查者又被带往远离电、冷饮、抽水马桶、舒适的床以及其他一切当然的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调查的潦草应该被宽容谅解。罗伯特·墨菲指出，许多人类学者都对行将从事的田野工作毫无准备，譬如丹麦人类学家约翰尼斯·尼古拉逊为研究图阿雷格人，在撒哈拉沙漠中心漫游了 3 年; 布尔·奎恩 1938 年独自深入巴西上欣古河地区，坐了整整一个月的牛车和独木舟。［3］271这或许是列维被诟病为弗雷泽式摇椅人类学家的主要原因: 调查时间过短。至于他为何要大张旗鼓地组织探险队而非简装前往，除了人身安全的考虑外，其他便不是我们所能知晓。

其次，调查对象引发的忧郁。列维既同情印第安人的低劣生活，更为其文化变迁和种族存续而担忧。当列维置身于卡都卫欧人的村落时，他用了 “悲惨”一词，这些人处境如此没落，却丝毫不缺乏贵族的高傲态势，这使得他们如此强烈地要保存某些传统特质的行为格外令人心酸。与波洛洛印第安人相比，南比克瓦拉人的生活是如此简陋，男女均一丝不挂，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要吃令人难过的简陋食物，从以下场景可窥见一斑:

当男人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把弓箭丢到地上时，女人便令人感动地从篮子里面取出她的采集物: 几颗橙色的布里提果子、两只肥胖的毒蜘蛛、几粒小小的蜥蜴蛋、一只蝙蝠、几颗棕榈果子和一把蝗虫，然后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一顿无法填饱一个白人肚子的晚餐。［4］349

10 年后 ( 1949 年) ，当列维从一位同行那里看到对南比克瓦拉人的曲解描述时，难过得不能自抑，他回忆道:

他们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庞大的善意，一种非常深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一种天真的、感人的动物性的满足，而且，把所有这些情感结合起来的，还有一种可以称为是最真实的、人类爱情的最感动人的表现。［4］357

除了调查对象，悲惨的故事俯拾皆是:

隆洞电报线沿线的 100 多雇员过着被遗忘的无助生活，那些电报站不过是几间茅屋，站与站之间的距离在 80—100 公里之间，要来往只能靠双脚走路，为能适应小电报站的孤独生活，他们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精神病态。［4］331

这些描写在传递情感方面获得巨大成功，读者毫无怨尤地从列维手上接过同情魔棒，任自己沉缅在这种高尚的悲悯情怀之中。然而，最深刻同情给予了热带的东方。印度的大城镇是贫民窟，贫穷、饥饿、肮脏、拥挤、无序、等级混杂在一起，制造出无救的人民，即使散尽所有，仍无法使其命运改善一丁半点。在印度，悲惨处于自在状态，不被意识，当那些饱受疾病、营养不良和贫穷所苦的土著被问及有何苦处时，想了良久，他们回答: “天气太冷……”。在孟加拉河流域，列维看到目不识丁、衣不蔽体的农民每日生活所需仍然依赖世界市场的波动，依赖方式虽有不同，但其任意性却如出一辙，为添补收入，他们把日子花在各种让人看了心酸的工作上面。列维忍不住要为悲惨叫出声来: “哎，可怜的东方! ”他还做了个对比，亚马逊丛林的美洲虽是贫穷的热带，但人口数目很少，人类还和他所占住的世界成比例; 南亚也是一块贫穷的热带，但人口太多，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法国的快速养鹅场所相像得很彻底。列维断言: 无论怎样看，南亚永远还是殉道的大陆。

最后，道德的忧郁。列维是博厄斯文化相对观的拥趸者，美洲与亚洲的 “他者”从不同角度 “刺激”到他，使他一面赞美 “土著”天机兴发的智慧，一面批判所谓文明社会的矫饰与自大。列维认识到，一个人类学家有两种态度，在自己社会是批评者，在其他社会是拥护随俗者，但假如他希望对自己社会的改进有所贡献的话，就不应该厚此薄彼。因此，他说: “我对其他人类负有责任，正如我对知识负有责任。”［4］519李幼蒸认为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对待自己文化学上的真正 “他者” 怀抱着情感式而非理智式的态度，满足于将 “他者”的学术研究问题予以某种准艺术化的处理，［5］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所导致的 “科学浪漫主义”支流的泛滥。但列维没有放任这种情感，他认为假如换个角度看待异文化，一是会发现其相对的合理性，二是可能消除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态度是博厄斯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文化的主体性与相对性。

接下来列维的反思就顺理成章，他说: “对欧洲居民来说，首先，新世界不是我们的，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被毁灭这项罪恶要负责任，对于这一片广大的无辜的人类来说，欧洲文明等于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大灾难; 其次，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新世界。”［4］492人类学家列维甚至反省到如此程度，他认为西欧之所以会产生人类学家，正是因为西欧深受强烈的自责所苦，这种强烈的自责迫使它去把自己的形象和其他不同的社会做比较，希望在比较之后，那些社会也被表明具有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或者是可以借以帮助解释西欧社会的种种缺陷是如何从自己社会内部发展出来的。［4］485 － 486仅就这些观点，足以使列维成为 “欧洲中心论”的伟大例外。小说家苏珊·桑塔格说: “人类学家不仅是原始人那冷漠世界的哀悼者，也是其守护者。一边站在阴影中哀悼，一边奋力将古老的与伪古老的区分开来，通过这样的行动，他展演了一种英雄式的、孜孜不倦的和复杂的现代悲观主义。”［6］251因此，若用桑格塔的词汇来形容的话，列维是 “作为英雄的人类学家”。

纵观全书，处处不乏对 “自然震撼”与 “文化震撼”的表达。 “高贵的野蛮人”给列维带来惊喜之余，更激起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只要不是出于探险式的猎奇，敏感的调查者总会不由自主对调查对象做出文化反应。热带充斥着忧郁的文化元素，它们被列维超现实地领略并发挥，引领读者进入到深邃的最深处而非怜悯的肤浅处。忧郁的情感被作者冷藏在幽默疏离的笔触里，只在忍无可忍之际，他会疾呼: 道德上受不了。不仅仅是道德的忧郁，列维的忧郁还在于文化的忧郁以及田野调查的过度艰辛所导致的体力摧残、意志消磨、信心磨挫、调查肤浅化以及方向模糊化。“忧郁的热带”是个浪漫的词组，以其华丽的召唤吸引了无数读者，但我们可透见的是一位人类学新人在初次实践田野调查方法时，就遭遇到高难度的对象，“忧郁”既体现了他的学科关怀，又折射出他在方法论上的退缩。“为什么不承认它呢? 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是一个比适合野外更适合书斋的人”，列维如是说。

诗性语言

列维 30 多岁时认为自己没有写书的能力，对读者而言，就如同当年那个印度人听到列维居然一天不吃 5 顿饭时的心情: 一个白人原来也可以只是人，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巨擘原来也有不会写书的时候。王志明的译笔很好，流畅的行文使人坚信迻译过程无多损耗，我们得以在另一种文字中欣赏列维独特的思维和妙绝的表达。很难对列维的文字风格做一言蔽之的归纳，利奇认为列维对语言成分的声调、意义、组合和置换的全部态度表现了他的诗人性格，而列维毕生所钻研的神话逻辑的隐喻正是诗人的故乡。就《忧郁的热带》的语言来看，列维驾驭了一种有分寸的诗意，而非天马行空的诗意，与其说他追求唯美的诗意，不如说他实际上表现了坦率的诗意与诙谐。文字的诗意感来自文字的建构方式，整本书满是比喻、象征、类比、联想等形容手段，令人时而莞尔，时而思索，时而沉迷。如利奇所言，列维和弗洛伊德都有不知不觉把我们引进神秘感情最深处的最卓越能力。

第二部 “行脚小注”的 “日落”一节最显列维的语言特色。通常，在描摹自然景观时，一般作者会采用繁复的形容、写意或抒情的手法，但假如作者是一位有哲学和法学履历的思想家，他大概禁不住想别开生面的诱惑。

日落是一声完整的演出，“开始、中站和结尾全具备”; “这片金色光芒好像是为了遮掩某种准备工作而故意聚集起来似的”; “钩在那个结构的顶端，悬挂入天空深处的方向，好像是地心引力倒反过来一样所造成的”; “在天空的最高处，许多斑驳的金黄线条慢慢地变成漫不经心扭绞在一块的曲线，本身似乎非任何物质，只是纯粹的光线而已……”［4］66

像这样的句子，就表现出不一样的想象和类比能力。敏感的思维者，在面对自然景观时总能被激发出抽象和演绎兼具的双重能力。

类似的语言能力表演，通书皆是:

“好像移动本身创造出一种在本质上比静止更为完美的平静”; ［4］64 “在里约热内卢，自然本身看起来好像是一片尚未建造完工的建筑工地”; ［4］87 “热带的自然显示了更高程度的永久性，其存在也更叫人无法忽略，活生生的物体都具有无生命的物件所有的高贵之感”; “那些比欧洲所见的更为繁茂的植物，其枝干和叶子看起来像是用金属切割成的，对自己的形貌充满自信，其外形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摧残……这些植物每一样都是植物界的贵族，负荷着各自的特殊使命。”［4］103 － 104

习惯了抒情散文的大众读者，若初次领略这样的风格，难免不目瞪口呆，惊为天语。中国读者应更陌生于这种表达，但并非绝无仅见，在小说《围城》里，也有近似的景观描写: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 “大家沿着公路走，满地枯草，不见树木，成片像样的黑影子也没有，夜的文饰遮掩全给月亮剥光了，不留体面。［7］1，188

考虑到《围城》作者钱钟书曾经留学法国，遍读经典，受影响在所难免，但也说明在 20 世纪上半段，这种风格曾被学人效法。列维坦言，书中用了过多的亚历山大体①和不少略显笨拙的说法，但热情的读者视而不见，他们迷恋别出心裁的文字与引用，列维转述夏多布里昂②的话简直能让他们发疯。

上述自然 “敏感症”本质上是特定文化思维的另类反映，《忧郁的热带》更普见的是文化论断，它们以零星的形式充分表达了列维本人的价值观、学术位、意义域等人格特征。

“在旧世界中，人与土地之间所建立的那层小心翼翼、互相予取的关系，那种经年累月互相调适的关系，从未曾在新世界出现过。在新世界，土地被虐待，被毁灭，一种强取豪夺的农业，在一块土地上取走可以取走的东西以后，便移到另一块去夺取一些利益”［4］105表明了列维对文化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看法; “无论有心或无心，人类学家都不得不把自己至少从一个社会里面抽离出来，才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所有社会”; ［4］477 － 478 “他宁可偏爱其他的社会，他必须接受这项偏爱所带来的后果，他的功能将只不过是去了解这些社会，他没有能力以那些社会的名义有所行动，基于这些社会是不同的这个简单事实使他不能代替他们思考，不能代替他们做决定。”［4］481

这样的句子，与其说是反思，不如说是作者对人类学的散漫定位; 而 “人类学家本身的存在除了是一种取得救赎的努力以外根本就无法理解，人类学家是赎罪的象征”之类的话则透露了作者对职业意义的探求。然而，列维也乐于写些似是而非的话，列维式晦涩甚至成了他的标签，诸如 “缺少过去的痕迹，正是这些城市的意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什么都不可能，因此一切都可能” 等句子的模糊性足以把读者发射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利奇深恶痛绝于这种 “离合诗”游戏，他认为列维在事先排列好的词句空行里摆放了自认为适当的词。［2］34但列维在 “两可”之路上越行越远，他在其他文章中甚至写出了 “在所有感觉之后都有非感觉存在”这样的 “胡诌”。对此利奇不无讽刺地说，任何想成为列维学生的人，都应该去读读埃普森的《七种模棱两可的话》，它是了解其老师的杰出的介绍性读物。

列维的诗性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不时流露的理性思索，亦使得人们将《忧郁的热带》视为纯然的浪漫主义。就语言风格而言，这种看法并不冤枉，《忧郁的热带》布局谋篇恰是某种诗意的整合。第一部 “结束旅行”与第九部 “归返”首尾呼应，但事实上这两部分在时间逻辑上最为混乱，不同时间段的人生事件之所以被杂合在一起，是因为列维看到前者在地理、精神或事业上的出发性，后者在时间、思想或文化上的回归性，但读者若不加以深究，就很难领悟作者的深意。其他部分的逻辑线亦不甚明显，看起来是作者过分注重文化细节与事件而疏于时间、地点的整理，加上文化震撼之后感慨良多，使得全书充斥着眩惑的情景式描述与激昂的哲理式反思。而正是这种去逻辑的游记范式，谋合了大众读者追求主观体验与心灵收获的阅读偏好。但这并非列维的初衷，其写作风格的下意识选择绝不是对读者的刻意迎合，而是其思维结构在非学术领域的初次展演。

窥见结构

传记作者德尼·贝多莱说，列维是个结构化的人。列维 3 岁左右时，有一天在婴儿车里望见面 · 07 · 广西民族研究 2015 年第 1 期 ( 总第 121 期) ① ② 法国诗歌当中一种常用题材，起源于 12 世纪中期由朗贝尔·勒道尔和亚历山大·德·贝尔内合写的一北部名为《亚历山大的故事》的诗作，该故事诗中的诗句每行均是 12 个音节 ( 区别于韵律学当中的音步) ，故此得名 “亚历山大诗体” ( ale － xandrin) 。夏多布里昂 ( 1768 ～ 1848) ，法国 18 至 19 世纪的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包铺和肉铺的招牌，便嚷嚷说 “铺”字应当表示同一个东西，因为两个招牌里都有这个字。“小小年纪，我已经开始寻找常量了! ”列维不无自嘲地推断自己是天生的结构主义者。［1］16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代表性著作《结构人类学》 ( 1958 年) 问世之前，就在《忧郁的热带》里布阵了时隐时现的结构。考虑到两本书相距仅 3 年，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列维在 “忧郁的热带”里奋笔疾书时，结构主义的思想已臻成熟。

列维学术成长历程中的 3 个 “仆妇”之一———地质学对其结构式思考有着重大启示。列维认为自己最宝贵的回忆并不是在巴西的探险经历，而是在朗格多克地区的石灰岩高原上远足的经验，目的是找寻两个不同的地层之间的接触线。对列维来说，不同时间段的遗物在同一空间的并存现象是如此不可思议，简直意味着最浓郁的智识性和最深远的意义。列维像热爱绘画一样热爱着地层的妙手丹青，但后者不是平面图画，而是活生生的、立体的存在。他惊叹于时间和空间的合而为一，因为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被空间加以保存延续，仿佛不同的世纪在天涯海角遥相呼唤，最后终于走到一起而重合成唯一。旁观者对这样的自然景观有多忽略、鄙夷，列维就有多沉醉、着迷。不管人们愿不愿意，他确实是将这类地层结构 “偷运”到人文世界，于是便有了石器时代的南比克瓦拉人、16 世纪的吐比卡瓦希普人、竭力挽留 “黄金时代”的卡都卫欧人和生气勃勃的波洛洛人共存于巴西亚马逊流域，而他们又与欧洲人共存于地球。撇开其体质、文化差异性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不谈，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和现代人一样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和理智，或者说，古往今来的人类有心理上的一致性。在 “心理一致性”这块地层中，不同 “程度”的人群被抽象成单个的人。

卢梭对列维影响至深。卢梭教导人们，把所有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拆散以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能让我们拿来建造一个新的组织形式的各项原则。即无论社会组织如何形态各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社会都脱胎于一个最基础的结构或范型。在所有已知的社会里面，我们的社会无疑是离基础最为遥远的一个，但也没有一个社会是那个范型的真实体现，卢梭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是最接近那个范型的。列维相信自己比卢梭更幸运，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被化约到最简单形式的社会，南比克瓦拉社会就这样呈现在他面前，简单到无以复加，简单到只剩下一个个别的人类。南比克瓦拉人是寻食族群，有少量园艺农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他们是全书中列维最赋予盛赞的人群。其生活如威廉·哈唯兰所言: 富于人类的温情和审美的经验，展现出我们羡慕的工作和爱情、仪式和嬉戏的平衡。［8］170正是借助这类简单社会结构的反射，我们或许可以成功地区分 “在人类目前的天性中，什么是始源性的，什么是人为的”。以南比克瓦拉人为镜，列维看到文明人类已经失去的美德，他满怀感动地将南比克瓦拉文化视为人类文化的常量。

普通人很难理解一颗无时不在寻找常量或规律的心，它是那样善于抽象以至凡见人、遇事、睹物即下意识运用这种能力。结构化的列维一眼洞穿海洋、山岳、森林的本性，他说海洋是一大片令人难以忍受的单调，山岳充满丰富的对比; 海洋是冲淡的景观，山岳是浓缩的景观; 森林则是一个生物社会，比沙漠更有效地把人类排拒于森林之外。列维信手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拈来做比较，结果令人惊异，从公元元年始，大致每隔 500 年左右，人类依次发展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但这是个次第倒退的序列: 佛教自我取消了宗教的身份，基督教成为佛教与伊斯兰教的过渡，伊斯兰教是三大宗教里最令人不安的一种。窥斑见豹，列维再次回到主题，即人类文化最伟大的东西在最开始时就已经创造出来，之后的文化历程几乎全是弯路与没落。殊途同归，依然是基础与范型的问题，但更全面反映了列维将一种现实归纳为另一种现实的能力。

列维后来将社会结构分成有意识模式、无意识模式、机械式模式和统计学模式四种。其中，无意识模式是研究者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当地人没有意识到的真正结构，列维将揭示 “无意识模式” 作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在他浓墨重彩书写的波洛洛社会里，列维触及到了波洛洛文化的无意识模式。波洛洛人不同寻常地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操，以及复杂的形而上学体系，列维正好在其村落尽情操演了对无意识模式的探察研究。他发现波洛洛人的圆形村落结构是对其社会制度、宗教体系的表达，同时也综摄确证人与宇宙的关系、社会与超自然的关系，生者与死者的关系。因此，当传教士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 17 · 一旦干涉到村落的格局结构后，便是文化的深层语法结构被毁之时，于是一切都毁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忧郁的热带》是一部结构主义倾向的游记，作者经常有意无意地对其所思所想、所闻所睹做结构化处理，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去历史化与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分析特征。作为一种思维方法，结构分析在《忧郁的热带》里被半文学、半学术地运用，意想不到地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公众阅读群体。此后，《忧郁的热带》与列维后续的学术著作并驾齐驱，以结构主义之名风靡法国乃至重洋之外的美国。对此，列维镇定自若，他首先对结构主义一词表示怀疑，认为它过于简化; 其次，他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之父，提醒说结构主义的创始人是罗曼·雅各布逊; ［9］最后他对结构主义的风行这样评论:

法兰西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众非常饥渴，有一段时间他们以结构主义为生，人们认为它传递了某种信息。而这种狂热已经过去，它持续了 5 到 10 年……这就是巴黎。对此我既不怀念也不惋惜。［6］252

结语

利奇认为，如果将列维的学术成果比作一个三角星，那么《忧郁的热带》是三角星的中心，三角星的 3 条边分别是亲属关系、神话逻辑、原始分类，其他作品则是这个三角星的放射物。《忧郁的热带》是开启列维学术巅峰生涯的钥匙，这部承前启后的半民族志半游记式著作表明作者见解的深度与广博，同时也宣告其学科诉求与道德立场。《忧郁的热带》成为列维学术轨道上的一座灯塔，照亮其人生历程，与其他系列著作共同佐证了人类学这门学科使列维的诗性个性和学术生命之间得到了完美的和谐。他惯于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至今仍对一批青年学者葆有吸引力，即便是对列维极尽苛刻的利奇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社会人类学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人们对结构人类学心存置疑之时，也是深受其影响之时。总之，如专擅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叶舒宪所言，文学写作拥有巨大的感染力和传播力，是人类学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方便门径。［10］《忧郁的热带》正是这样一本以文学的姿态步入民间的准人类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