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故事(2)

第二节 陶渊明的咏怀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钟嵘《诗品》早就把陶渊明推崇为开宗立派的诗坛大师，加给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冠冕。其实，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我们先看他的咏怀诗。

　　陶渊明归田之后，政治理想自然是无法实现了。但他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内心独有一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他的《杂诗》（其二）写道：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子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此诗前四句描绘出一幅初秋月夜的景象；浩渺的大空，清寒的月色，引起诗人心潮起伏。他想到自己大济苍生的心志抱负难以实现，因而万般苦闷。这苦闷的造成，还不是由于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政治的道路被招权纳货、相互倾轧的政客与腐朽的统治者所壅塞断绝的原因么？陶渊明这种由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极端痛苦，反映出了黑暗社会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压迫和折磨。

　　或许正是由于社会黑暗、内心苦闷，陶渊明常常“挥杯劝孤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饮酒，同时也写作与饮酒有关的诗、组诗《饮酒》共20篇，是陶渊明借酒咏怀的优秀诗篇。《饮酒》其四写道：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人自比失群之鸟，日暮时分犹自飞鸣无依；终于退守故园，就像飞鸟托身孤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同时，劲风无荣木。此前独不衰两句诗让我们感到陶渊明笔下的孤生松正直不阿、岁寒不凋，就像仁人志士高尚的人格一样。由此我们也就知道，诗人自喻为鸟，托身孤松，也就意味着诗人唯愿保有励志持节的高尚情操。这一点，在《饮酒》其九中看得更加清楚：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见候，疑我与时乖：“蓝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诗中田父出于好心好意又不无俗心陋见，劝告诗人去攀结权贵、周旋官场、与世浮沉。诗人坚持理想，毫不动摇，拒绝向腐朽的统治集团妥协，态度斩钉截铁，胸怀光明磊落。

　　坚定的归田意志。高尚的情怀使得诗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篇：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道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做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

　　陶渊明面对西山落日，目送趋林归乌，独自与酒为伴，沉浸在秋菊的形与影、色与香之中。这时，他感到随着秋风起伏的丛丛菊花仿佛是无忧之河水，仿佛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忘川，他的一切忧虑都在其中消释化解了。他体验到了宇宙的存在、人生的存在自有一种和谐的力量，那是有了高远的精神境界之后才能体验到的。正是基于这种体验，他所写下的《饮酒》其五这篇诗遂成传世之杰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句“结庐在人境”意思是说自己不是隐居在山林里与世隔绝，而是回到故乡躬耕垄亩。第二句是说，虽然自己就生活在故乡社会中，但却能够断绝与官场中人（乘坐车马者）的来往，不受权势者们的影响。三、四两句一问一答，问的峭劲，答的洒脱，其实是诗人心境的绝妙体现：诗人常能自省，故有分身为二，设为问答之笔；又能深悟事理，故能出以满有哲理的“心远地自偏”之句。人格的力量和精神境界的力量抗拒了世俗利害的侵袭，战胜了社会黑暗的压迫。“采菊”两句是诗人的自画像，傲霜怒放、枯而不落的菊花正是陶渊明励志持节高贵情操的象征。最后四句，诗人由飞鸟日暮归山、暮霭氤氲景胜的自然风光中悟得人生之真谛，而既得真意则浑忘言语，全诗归于富于生机的静默，显出人生真谛之悟得的人性和拒斥语言表达的特点。

　　陶渊明晚年的咏怀诗作常用托古喻今的手法，风格也有变化，增加了慨叹和悲哀的情调。例如《咏贫士》七首中其一云：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翩，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在此诗中，诗人自比为孤云。与万类流品的事物各有依托不同，孤云无依无靠、自生自灭。陶渊明以此譬喻形容自己的孤介和贫寒。诗人又自比为迟迟出林、早早来归的飞鸟，以此拟喻自己迟迟出仕、早早归田的经历，进一步申说自己不同流俗、耿介孤高是招致贫寒的原因。“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两句直道心曲，把“君子固穷”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也把自己谨于操守、困于饥寒的生活境况描写出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两句尤其有力，意谓苟存知音，自己尚得一发悲鸣，无论如何也算倾诉衷情；然知音既已不存，则悲鸣发而无应，愈显凄清冷落，故索性不如沉默，一任悲哀啮心，绝对漠然缄口。“何所悲”，非言无所悲，而谓悲难遣、悲转深。

　　在这种生活境况之中，从古老的文明传统里那些圣贤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就成为必需，而不是点缀。《咏贫士》其二写道：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此诗前四句描绘出岁末田园萧索冷落的景色，暗示出诗人心境的凄凉。中间四句写了诗人断酒缺粮的生活，衬托出诗人悲哀的情绪。最后四句，诗人以孔子“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的故事激励自己，以期战胜贫困生活给自己的精神所造成的压力。

　　在晚年，陶渊明写出了更多慷慨激昂的诗篇。《咏荆轲》一诗尤为杰出：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钱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咸。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荆轲刺秦王的始末，意在表彰伸张正义、反抗暴政的英雄。陶渊明继承了司马迁的精神，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写的绘声绘色，气壮山河。在陶渊明笔下，荆轲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型人物，所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确实说明陶渊明“士”意识的浓厚，同时更强烈地反映出陶渊明未遇明主、难展才华、屈征了满腹经纶、空抱着济世之志的悲枪情怀。在陶渊明笔下，荆轲更是憎恶暴政、大义凛然的英雄。他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为了伸张正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陶渊明写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之所以感天地、泣鬼神，那是因为英雄的业绩放射着长虹贯日的正义光芒。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正义精神，才会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结果，失败者的荆轲垂名青史，引得陶渊明这样的诗人为他赋诗赞颂。按照新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认识，秦并六国、统一天下乃是进步的举措，荆轲违背历史潮流，为燕国复仇，那不值得称赞。不过，陶渊明并不生活在今天，当然没有这么深入的史识。他是痛感当时混乱的政局中没有一位真正弘扬政治正义的英雄人物这一事实，而以荆轲为形象，贯注了政治正义的精神，意在批判黑暗政治，倡言大义凛然的、光明正大的政治，这思想当然是进步的。

　　鲁迅先生十分称誉陶渊明这类“怒目金刚式”的诗篇，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因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因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鲁迅先生指的是《咏荆轲》和《读山海经》这类诗。《读山海经》是陶渊明的一组诗，我们且看其九“夸父诞宏志”这篇：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述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了“夸父逐日”的神话：“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陶渊明此诗就是歌咏穷力追日、道渴而死的夸父。陶渊明在夸父的形象中寄寓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精神，显示着不屈不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正是由于陶渊明有这样的胸襟，他才能写出《桃花源记》、《桃花源诗》这样光辉的诗文。《桃花源记》原文如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关，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成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送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连无问津者。

　　钟优民先生指出，在《桃花源记》里，“天才诗人挥舞那支神妙的彩笔，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无比绚丽多姿的图画。从画面上读者看到的桃花源完全是一座人们用双手辛勤建设起来的人间乐园”（《陶渊明论集》）。这是十分精湛的论述。在桃花源里，“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自然环境之美和“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恰然自乐”的人文之美融合在一起，显示着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桃花源中人真正是安居乐业、和睦互助，共同享受着理想社会给人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武陵渔夫这样一个不速之客那般热情款待，表现出最为坦率真诚的胸怀。桃花源是自然美好的，桃源人是和谐淳真的。这真是一个人间天堂。

　　与《桃花源记》珠联壁合的作品是《桃花源诗》：

　　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漫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想。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王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如果说《桃花源记》旨在从形象上描绘出桃源的优美、桃源社会的和谐淳朴，那么《桃花源诗》则是要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阐明陶渊明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陶渊明反对暴政。他认为“嬴氏”（秦始皇）乱了“天纪”，以武力吞并六国、用法家思想作指导而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是造成天下动乱的原因。所以“贤者”就应该在无力反抗这种社会现实的时候转而避开它。第二，陶渊明倡导农业生产。他认为避世者们应该把逃避社会现实的消极行为转化为创造新生活的积极行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相命肆农耕”，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第三，陶渊明主张消灭剥削。“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因为每个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尽力去做自己那一份该做的工作，人与人在社会协作中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收获了属于大家也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剥削不存在了（所谓“靡王税”），生活便洋溢出快乐、幸福的气息。第四，陶渊明崇尚古风，崇尚自然他说桃源中祭祀、衣服都是先秦古法、古制（“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人们并不追新、更不猎奇。在古朴的生活中，人心皆尚自然，保持着诚实、淳厚、善良的品德。第五，陶渊明主张在自然的生活中让孩子们和老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宁静和平和欢乐幸福。他笔下，“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孩子们纵情放歌，老人们欢乐游玩，一派天趣欢然的场面。这样一个桃花源与杀伐不断、尔争我夺的社会现实是完全对立的。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描绘的桃源社会是陶渊明的社会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陶渊明深感东晋末年的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他看到世家豪强掠夺民众财产、兼并农民土地，民族和阶级的压迫剥削使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陶渊明一家人的生活也是每况愈下，辛勤的劳动每每不能换来温饱的生活。他在痛苦中渴望和平安定、自由欢乐的生活，心中反复推敲设计着未来社会的蓝图。在这一过程中，老子《道德经》“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八十章）的古训和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名言是陶渊明提出桃源理想的思想基础。陶渊明在汲取了先秦文明积极的思想成果之后，经过自己的重新思考、大胆编织，终于创造出桃源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理想。尽管桃源理想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它却是光辉灿烂的火炬，它在许多人心里燃起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