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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书评  谢赫 “六法” 义证 韩刚（1971 - ）著，现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 。 破千年之密，成一家之言 ——读韩刚《谢赫“六法”义证》 文 | 林木 博士刚刚毕业才两年（编者按：韩刚先生于2007年从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毕业），韩刚已出版了一本专著《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他的第二本专著《迈往凌云：米芾米友仁书画研究》也正在出版之中。现在他的第三本专著《谢赫“六法”义证》，一本将引起中国美术史论和美学界关注的著作又已杀青即将出版。韩刚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注定要成为美术史论界的一颗正在冉冉上升受人关注的新星。
亦如其《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已证据确凿地否定了中国美术史两个定论，即（否定了）五代时期西蜀画院和南唐画院的存在，中国美术史上的这段历史得重写一样，韩刚的《谢赫“六法”义证》在学术界将引起的冲击，肯定比其《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还要大。因为“六法”在中国美学史、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论史上，属于基础理论和根本标准的性质，是中国美学史、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画论史上绕不过去的根本性的问题。难怪北宋郭若虚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也难怪当今美学界、美术史论界的大名家们都要涉足这个题目。光听听他们的名字都要叫你咋舌：丰子恺、余绍宋、刘海粟、钱钟书、徐复观、李泽厚、刘纲纪、伍蠡甫、饶宗颐、叶朗……还有美术史论界的名家如张安治、阮璞、陈传席、陈绶祥……中国美术史上还有哪个命题会惹人如此关注！年纪轻轻的韩刚要与这些名家大师们较劲，岂非蚍蜉撼树！所以韩刚此论刚出，就曾被一批前辈们给否了，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六法”研究又的确是个极麻烦的课题。这个麻烦在于，产生谢赫“六法”的六朝时期，在文学史、宗教史和思想史、语言学、音韵学上都属于一个大变动大发展大动荡的特殊过渡时期，而唐以后至明清，则相对稳定。由于佛教、道教的兴起，玄学的出现，骈文体的流行，语言、文字、思想、观念都在变动，因此，纯粹用此前或此后的观念术语去解读，都会不准确乃至误读。而今天的我们往往忽略了这层因素。学术界经常凭今天的用语习惯或古典汉语的通常用法，或者用传统美学的通常意义去想当然地附会“六法”，更有甚者，西方化已近百年的中国社会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对西方似懂非懂，而对民族传统则基本不懂的断代学者。用西方观念和术语去解读“六法”更是隔靴搔痒。“六法”研究的麻烦和困难也因于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阮璞才专门去考证“六法原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但学术界又很少有人想到“六法”还有“原义”。当然，要能考出原义来，又非得有清代乾嘉学派一套考据的办法，还得要懂得文字学——即古人称为“小学”的学问。且不说懂得这一套的当代学者不多，就是懂，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去考证，当代学者中又罕有其人了。这就是今天许多大名家们的论证难以真正服人的原因：他们至少不肯花几年的时间去钻去考一个概念。而懂考证懂小学又肯花时间又有兴趣，而且执着异常，这就是韩刚的优势了。韩刚凭此优势弄懂了西蜀与南唐没有画院而修正了历史，他也凭此优势来研究“六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气韵生动”是“六法”的核心。照今天来看，四个字似乎没什么太难懂的。包括一些大学者，如徐复观、李泽厚、刘纲纪们都在现代意义上认为“生动”是形容词。但阮璞考其原义，认为“很清楚，生动二字，就是‘故动生焉’的‘动生’二字的倒装用法”，因而得出气韵在于动感的有无，言之凿凿，已让人感佩万端—— “生动”原来如此！但韩刚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从画史上看，有些画家确实追求画面的动的境界，但从中国绘画的基底看，恐怕更多优秀的画家在画面上寻求的是一种静的境界”。这也对呀！气韵如真只在动感上，不符合画史上追求静的主流史实。韩刚也来考，也来证，先是“初证”，证出“‘生动’即‘性动’、‘性情’，意为‘性’感于物而生‘动’、‘欲’等。如《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因此认为“动”与性情相关。接着韩刚又来“‘生动’原义再证”。证出“‘气韵生动’中‘生动’一词，释为‘生出心动’或‘生（性）情’等才能凸显其极为重要的意义，才可能是谢赫的原义。”当韩刚把“生动”这个原义得意地考得“文从字顺，毫无挂碍”之时，他还别出心裁地作了“‘生动’原义三证”，即把考出的这个原义再考“在它的背后有没有深邃、博厚、通达的土壤即文化背景的支撑？”得出的结论“即当时的人们一致认为，各门类文艺作品均源于人心所生之‘动’或‘情’、‘意’，亦即姚最所说的‘心师造化’，张璪所说的‘心源’”。“至少谢赫《古画品录》成书之前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方向都是在强调心性、德行，是一种向内（心）用力的文化，作为当时文化之一部分的文艺思想怎么会脱出 ‘心’的范围？”这让人想到朱自清称“诗言志”为中国诗论之开山的说法。如果“气韵”这么重要的一个范畴竟落实到“动”与不“动”的纯粹形态运动上去，而不与中国文艺的心性情志发生关系，那倒真是与西方之生动（想想《掷铁饼者》的化静止为动态）合流，而与中国之缘情言志无缘了。在“‘生动’原义四证”中，韩刚还从谢赫喜新好奇的性格出发，指出“生动”与“气韵”在当时既是文化大背景之产物，又成就了美学史上三个范畴：“气韵”、“生动”、“气韵生动”的诞生。当然，这四证，韩刚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从儒学、玄学、文学、佛学、道家、书画学，亦即从经、史、子、集、释、道、诗文论、书画史论、哲学美学种种学问角度一一考来而得出结论。
韩刚对“气韵”的研究也叫人耳目一新。前人对“气韵”的研究往往是从一般的传统哲学范畴出发去分析，尤其从周易及汉魏“元气论”出发。因对谢赫时代的玄学、佛学与道家哲学的特定用法欠考虑，故主观附会的因素较多。韩刚则有一很精彩的研究思路：“先尽力归纳出谢赫《古画品录》成书之前有关它们的所有义项，再结合它们在《古画品录》中被运用的具体语境，逐一进行比较，才能最后确定。”韩刚从“气之本义”，“气之本原义”、“气之人伦品鉴义”、“气之文艺品评义”，及“韵之起源、本义及运用”、“韵之人伦品鉴义”、“韵之本原义”、“韵之文艺品评义”，再到“气韵义证”之“气韵之词源”、“气韵之本原义”以及“以气韵品画”中对“谢赫《古画品录》中之品评理路”的翔实分析，包括其品评理路的“运思方式”、“品评理路之源”，最后得出一前人从未论及而极有意思的结论：“在谢赫《古画品录》中，合‘气’、‘韵’而成的‘气韵’的内涵为‘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即难以具体言说与指陈的，与‘道’等一体相通的本原全美。” “本原全美”，韩刚这个独创性的研究结论，不仅可以解释谢赫何以仅仅赋以“气韵生动”以陆探微一人，而且又解释了现代诸家如何在“气韵”上各得其一偏的现状：“近现代以来的研究者们外加于‘气韵’上的任何修饰与限定成分，相对于其绝对无待的‘形而上’之本原全美——‘穷理尽性，事绝言象’——的原义而言，虽不能说一无所得，但皆可谓得其一偏或对其之分有。”到“绝对无待的‘形而上’之本原全美”这个结论出来，韩刚对“气韵”的研究，可谓到了他自信的“字正腔圆”的地步了。
在解决了“气韵”与“生动”各自的原义之后，韩刚又来解决“气韵”与“生动”的关系，作《“气韵”与“生动”之关系义证》。在对以钱钟书关于“六法”断句的短长得失进行评价后，韩刚对二者关系从儒学、玄学、佛教、道教诸角度作了“初证”、“再证”、“三证”。他认为，“‘生动’是六法的根纽、灵魂，乃心‘性’应外物之‘感’而‘生’之‘动’，实即‘情’等，这是一个‘生生’之动态过程。”“总之，在谢赫‘六法’第一法‘气韵生动’中，‘生动’为主，‘气韵’为从，‘气韵’作‘生动’的定语或限定成分，‘气韵’是对‘生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限制，或‘气韵’乃是‘生动’所希望达到的理想目标或终极境界”。 韩刚的考证极其复杂又极其严密，这里既有文字学的严密考证，又有文献学的广征博引，加之思想史上的慎密思辨，他自称是把谢赫“六法”中“气韵生动”纳入中国民族文艺之基本精神和传统中国民族文化的中心思想中去考察，如此方有意义，也才能得其真谛。那么，韩刚对“气韵生动”的如此论证，是否可以被认为是艺术所要达到之“绝对无待的‘形而上’之本原全美”的至高情感境界呢？
韩刚对“六法”对“气韵生动”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美学史、美术史、画论史，乃至文化史上，无疑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他对“六法”的论述，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艺系统的一个可以互补互证的有机的构成。 当然，韩刚对“六法”中其他五法的论述，仍有他的独特的考证研究角度，也有他独到的研究成果。例如第二法“骨法用笔”。当代学者大多从当时的人体骨骼、体貌及其精神引伸出发，落到书法用线的阳刚力量上去。但韩刚通过当时相术、佛法及品鉴中具体运用的分析，认为骨法应是“骨体法相”之义，“骨体”即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万物殊别形貌的表征，“法相”即当时佛教文化中万法殊别相状的表征。“骨体法相”“是在自然而然，无须修饰，不假安排，不置褒贬的‘恬淡虚无’的心境中所呈现出的，万物各具并互相区别的，可以被感知的典型特征或本质属性，乃是一种内（心）外（物）兼通，圆融无碍的动态心理现象，具有极强的心理情感性特征”。而“骨法”与“用笔”两者间的关系，则当以 “用笔”为主，“骨法” 为从；“骨法”作“用笔”的定语，表示限定；“骨法”是对“用笔”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限制，或“骨法”乃是“用笔”时所希望达到的最佳心灵状态或境界。 …… 由于韩刚独特的做学问的方法、角度和别致的思维方式，韩刚对“六法”的研究处处与人不同，他对整个“六法”的解读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对“六法”的涅槃“六法”渊源探讨及“六法”诸法之间“一分为五”“合五为一”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见解，都有相当的深刻性。
这又就涉及到韩刚做学问的方法。不考证是不行的。韩刚信奉王国维的观念：“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秦人书解之。”因此，韩刚此文“一个侧重点即是：尽量厘清‘六法’中的每个字，每个词的本义、引申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再以此为根基去探究其在谢赫‘六法’中之义蕴。”这种方法，即是以文字考证加义理分析的方法，以谢赫《古画品录》成书之前的文化真精神真血脉的领会为基础，以避免考证的资料越多而得出的结论越荒唐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韩刚此书是以严谨的文字学与考据学为基础，再加以义理之思辩的研究与分析。对此，青年学者韩刚决非迂腐之夫子，他对思想史亦十分熟悉且有独特见解。例如对“六法”研究中出现的宇宙论、本体论，韩刚了解学术界关于汉代宇宙论、魏晋本体论的观念，但他同时认为，用这两个来自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来区别汉代与魏晋思想家思维虽然有些道理，但中西传统思想文化精神与致思方式是有区别的，两者间是否可以比附、互释大有问题。与其冒着大受质疑的风险，“还不如径直用‘气’、‘韵’、‘气韵’等表征当时中国各个时代文化精神的名相直接展开言说……而不用‘宇宙论’、‘本体论’等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转手。”这又让我想到20世纪以来，我们整个社会西化得太厉害，文化界的西化风，已使各种西方术语充斥我们的学术界，用西方术语来解读乃至取代我们本来属异质系统的传统术语，已让我们害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研究无可言说的“失语症”世纪通病。作为青年学者的韩刚在此书中以一种勇敢无畏的智慧挑战全盘西化的“失语症”，实在值得大加赞赏。
韩刚挑战权威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的。例如对在“六法”研究中处于一边倒的绝对权威地位的钱钟书“二、二”断句观点，韩刚则不仅以大量的考证予以修正，而且在面对权威论点的时候，取一种非常细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他注意到钱钟书自己的确就没有弄懂谢赫的“六法”是何义，因钱自己称“盖‘气韵’、‘骨法’、‘随类’、‘传移’四者颇费解，‘应物’、‘经营’二者易解而苦浮泛”。阮璞则同意钱的观点，“作为每一‘法’名目的上一词，其涵义较虚”。韩刚针对这一其实已非常严重，却竟为人忽视的现象提问到：“试问，连对这些词涵义的考察都是一本糊涂帐，或远未进行，就轻率地提出所谓的‘二、二’断句法，是否妥当？”因没弄懂涵义，其“二、二”断句当然就不能自圆其说。钱亦自称“谢赫以‘生动’诠‘气韵’，尚未达意尽蕴，仅道‘气’而未申‘韵’也。”解释不通的责任还推给了古人。然如按韩刚的论证，“气韵”是对“生动”的限定，解读起来就容易了。韩刚还指出，其实钱钟书本人对自己的“二、二”断句法私下里都有犹豫、疑惑。钱在与人通信时说，“除了‘应物’、‘随类’之外，似不会有什么争议。……至于‘随类’，因没有例句可证，只好待查，疑为是六朝人杜撰之词。”这就真有些想当然了。而韩刚此书中就从当时的佛教内典中找到一些“随类”的例子。这让我想到数年前，韩刚还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和我一起参加过一次故宫博物院的关于宫廷艺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列席会议的韩刚就画院问题在听众席上有一个非正式发言，就问住了一个大专家。这位先生当时就感慨地说，现在一些年轻学者钻研一个问题，有时可以钻得很深。韩刚这次就“六法”的钻研，显然又如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发言，但这次显然不再是列席。
韩刚的“六法”研究的确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花了五年的时间，考察了无数的典籍，用了近25万字的容量，讨论的又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六法”！韩刚下功夫到什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你只要去读读本书，你去看看韩刚如何去考，他考证的古籍的范围古到什么程度，又多到什么程度（你去看看他书后列的长长的引用文献的清单），细到什么程度（例如他还对“韵”在《文心雕龙》、《诗品》中的使用作了统计），你就知道他的考证精彩到什么程度。在今天这个极度浮躁的时代，还有几个学者肯下如此的功夫！
韩刚的确是下了大功夫来写此书的，而且这本书又是在极其复杂的考证中论述的。今天，学术界——至少美术界——如韩刚这种认死理做学问的学者已经极为罕见了。因此，这又给要读此书的学界朋友们出了一个难题：你必须也得花相当的时间，而且还得集中相当的精力去判断、理解韩刚的研究。稍一走神，你的阅读就得重来。当然，我也相信，韩刚即使下如此功夫的研究，也未必就全是定论，光《古画品录》开篇一句“虽画有六法”一句，就至今没人说得清。要反驳批评的人当亦有人在。但也请这些朋友千万要聚精会神地读完韩刚的研究再去评再去议，一如韩刚把其他学者的观点——不论赞成与否—— 一一吃透那样。多年前，我在完成我的五十五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画研究》（此书花了我八年时间，跑了大半个中国）时，也因其离经叛道之处甚多，而在后记中诚恳地预留了一段话：“以个人之力而论世纪美术，片面疏漏者想必亦多，对本书的批评亦属正常。仅望批评者能于笔者艰巨的工作有所同情，而不致出以情绪、感觉、联想、漫议之态度，则本人不胜感激”。亦即希望批评者也能多下些功夫。此段话在后来还真的派过用场。对韩刚的以同样艰巨之考据为主完成的此书，或许也应该如此。 2009.8.5于成都东山居竹斋
本文为作者授权 本文系林木先生为韩刚《谢赫“六法”义证》所作序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编辑| 涂玉鸿 责编| 汪珂欣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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