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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藩镇:唐朝历史的断面

 liuhuirong 2017-07-19
放眼唐朝,不能不捕捉这样一个断面——藩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唐朝特色的历史现象。然而这个现象的褒贬之论,怎样评述呢?是毒瘤还是抵御外敌的堡垒?要辩证地看,更要客观地解读,功过是非都清晰地刻印在历史的碑石上。

  “武器”的开发和“武器”的异化世界上的事物都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面性,藩镇割据也不例外。藩镇是唐玄宗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解决当时社会危机和边疆危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武器”发展到最后却成为颠覆皇权的因素。

  应景而生唐开元天宝年间,迫于当时的边疆形势,设立了缘边节度使。

   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东突厥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的扩张进攻。唐初先后击破了东突厥、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 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唐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 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十六都督府、七十二州、一百一十县。最后,在显庆五年讨伐百济,总章二年平高丽,达到了巅峰状态。在这段时间,征讨是由行军总 管和大总管统领部队临时出征,事毕则解。所以杜佑说“……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缘边都督“其在边疆,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 不虞而已”(参见《通典·兵典·总序》),和后来的缘边重兵的节度使大不相同。

  但是从高宗仪凤年间开始,到景云、开元之际,边疆形势 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唐廷的目的变成了守住开拓的疆土。从七世纪后期,唐廷对吐蕃连续两次惨败,甚至在仪凤三年时大将刘审礼葬身青海,损失怪重。从此时开始 才“少发兵募,且以备边”,“且令大将镇抚,蓄养将士”。到了武后时期,狄仁傑更提出“边兵谨守备,蓄锐以待敌。待其自至,然后击之”,认为“当今要者, 莫若令边城谨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武威”。定远以及东中西受降城都是在此时设防的。在东北方面,由于奚和契丹在679年受到突厥的煽动诱惑,侵袭州 县,唐廷于朔方置云中守捉和大同军镇之。特别是自奚和契丹号曰两蕃之后,唐廷多次调发大军与战,却是每战皆北,于是更加紧地方边区的军镇建设。范阳的清来 军、威武军以及平卢军都是此时陆续设置的。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唐朝内部宫廷政变此起彼伏,所以对外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此 外,就是都督府州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长足发展,使其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到了玄宗年代正式设立缘边节度使,正是这一形势的延伸。开元之际,大都护府实际上已经被八个节度使所代替,缘边驻扎数十万镇兵。而且由于四面受敌,唐朝开始收缩战线,对东北少数民族契丹和奚晋封为王并施行和亲政策,以腾出兵力对付西面北面的吐蕃和突厥。

   而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到安禄山反叛,便成为唐朝最难堪的时期,与周边各族四面作战:北有突骑驰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 虽然在唐廷与吐蕃激烈鏖战之秋,曾企图缓和与东北“两蕃”的关系,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再度“和亲”,但契丹、奚竟杀公主而叛,唐廷始终未能腾出东北 这只拳头,相反必须在那里集结大批兵力,屯集巨额军资,故范阳军能冠八镇之首,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其余边疆形势也不乐观,因此自开元以来,戍边军镇 日多,这些军镇设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行军留镇,一种是派兵镇守。天宝元年时期,缘边军镇八十余处,以八节度使统之。同时,由于募兵制的抬头,军队素质也 随之变化,军队对将领有了更多的依附性。唐初以防丁、行人为主,军城镇戍为辅的防御体系,就是这么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了节度使制度。

   这时的节度使,均用忠厚名臣,并且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高者则往往入朝为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郭元振等等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对 边镇的控制,防止边将拥兵过重,尾大不掉。到了唐玄宗,边镇节度使改为由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逐渐扩大,竟可以与中央相抗衡。

   节度使在初期所统领的军队主要还是府兵和兵算等征点制军队,只是当边疆逐渐增设久镇长驻之兵时,它所统领的军队素质才为之一变。但就其权限来说,仍基本 上未超过唐初的都督:“都督掌管诸州兵马、甲械、城隍、镇戍、粮廪,总判府事。”只是节度使作为诸军统帅,所领兵更为众多些罢了,人们往往把节度使兼支度 营田使看成是“有其财赋”的证据,实则不然。支度使是管军资粮购的事务官,“凡天下边军有支度使,以计军资粮仗之用。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 准”。支度使由节度使兼任时,一般由副使、判官主其事。屯田或营田是为了解决边军粮食供应问题,“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绝则没屯田,以益军储”。这种办 法自汉代已然,不足以说明节度使独立的财政权力,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仅仅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费开支而已,而军资的支付则必须以中央度支所定“长行旨”为准。 这里就出现了采访使这一概念。

  采访使全称采访处置使,始置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前身是唐初不时派遣的巡察等使。贞观十五 年,分天下为十道,朝廷巡抚使、存抚使的派遣络绎不绝,由于位轻职微,所以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于是在景云二年(711年),朝廷设置二十四都督府,每 个都督府相当于省长的地位,但由于考虑到权柄太重,容易造成太阿倒持的状况,所以这一实行办法还是搁浅了。但是由于领土内人口的急剧增加,所以在开元二十 一年(733年),关于设立更高一级的地方官又重新被提上了日程,张九龄奏请设立了十五道采访使,朝廷要求采访使“准刺史例入奏”。到开元末年,采访使的 权限已经是“许其专停刺史务,废置由己”了。

  初期的采访使是没有军队的,政权与军权没有合二为一,一样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天宝年间采访使和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常常是一个地区又有节度使又有采访使。但是随着边疆战争剧烈化,多元化指挥难以胜任,于是终于出现了采访使与节度使逐渐归一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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