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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骈赋 一、骈赋之含义 骈赋又称俳赋。类汉赋而篇精短，崇骈偶、对句工、好融典。骈即对偶的意思，骈赋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炼词熔典，讲究一定声律；犹如对联串缀成文。 二、骈赋之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美文时代，骈赋则是这个时代美文的最突出标志。骈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含蓄抒写那种复杂难言的哀怨惆怅，表现“生命不谐”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情感，形成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而生成一种艺术快感的颤栗。 自建安始，骈赋逐渐取代大赋而畅行，体制较小，讲求对仗，词语华美，抒情成分增多，文学气息浓厚。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写骈赋，几乎什么都可以入骈赋。骈赋，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代表样式，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势力，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最为壮丽的奇观。魏晋南北朝的骈赋，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突出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有赋1095篇（包括残篇），作家284人，其总数是汉赋的6倍。曹植和傅玄等人创作的赋超过50篇。 三、产生之原因 骈赋，作为一种文学奇葩在魏晋盛放，一般认为，是时代使然，社会的剧烈变化，动荡不安，人民劫难深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饥饿、贫困、瘟疫、迁流、疏离、贬谪、放逐……破坏了正常的安定生活，无论是地位显赫的高官还是衣不蔽体的贱民，都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随时都可以遇到天灾人祸而结束生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迭变，对于士人来说，除了具有与一般百姓所共有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死亡恐惧外，还多了一个政坛党争而引起杀身之祸的惶徨。以建安七子为例，没有一个寿终天年的，孔融死于曹操刀下，王粲亡于东征途中，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同时死于瘟疫，阮瑀yǔ也只活了四十余岁。魏晋名士如何晏、嵇康、陆机、陆云、潘岳、张华、石崇、郭璞等人，都是在动乱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刘琨、鲍照等在乱兵之中死于非命。陆机年届四十，感叹于同龄亲友已死亡过半，他在《叹逝赋》里感伤不已地叹道：“夫何天地之辽阔，而人生之不可久长”。对于文人来说，最困惑的有两种：一是生命无常，一是穷困不遇，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还超过前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士人的强烈个性意识与情感欲望，在遭受到严酷现实的摧残和压抑后，特别是在感到对命运的无可把握后，心灵多创，因而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士人特别的多愁善感，性格怪僻，行事乖张，不近人情，进而形成了魏晋人悲天悯人、惜时怜物的心境，形成以悲为美的心态与趣尚，形成凄婉哀怨的悲剧美的骈赋文本。 因此，骈赋写作，以及骈赋把幽忧悲悯主题的表现放在中心位置上的文学创作，完全是当时高压政治下士人心灵的深重叹息，是生命不谐的感奋颤音。另外，“文章不朽”这种全新的文学观念生动地反映着建安文人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鼓励着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去从事此“不朽之盛事”，而且也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表现自我内在情感、自我精神世界的手段或方式。他们用文学抒己之情，从而使抒情化成为建安文学的灵魂。 四、骈赋之特点 骈赋作品极其重视辞采、重视骈偶、重视韵律，怨深文绮、意悲旨远，特别讲究“情兼雅怨”“文典以怨”。即便是“怨”的内容，如果不出以“雅”的形式，也是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冷落的，陶潜就是最好的例证。陶潜虽然存赋仅三篇，却篇篇精致完美，欧阳修对他的《归去来兮辞》评价极高，说是“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赋辞采流丽斐然，骈四俪六而又参差错落，俪对工巧，奇偶天然，其中巧用双声、迭韵、迭字，如“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等等，造成了语言上律化的鲜明乐感。 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使文学进入一个“逐美”时期，“逐美”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风气。 骈赋的出现，使魏晋人变汉大赋的乏情而为悯情，在风格上也变大赋的富丽艳靡而为清疏幽怨，使骈赋成为那个时代文学形式美的代表和极至。即便要求近乎苛刻，文句、辞采和使事用典上十分讲究，但是，因为魏晋人执着的美的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技能，使极难对付的骈赋形式而达到“情兼雅怨”的标准，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绝少矫情、卖弄、堆砌的感觉，读后令人感奋而有袅袅之余音挥之难去。尽管有人说这些骈赋“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但是，它在体验世俗、缘情绮靡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觉醒个体的忧患意识的悲鸣载体。 五、骈赋的文体优势 魏晋人何以一定要用骈赋骋情呢？骈赋何以只有在这个时期最为畅行呢？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述，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骈赋的直接源头是屈宋的辞赋，而不是汉大赋。大赋之旨归在于讽谏，也结穴于讽谏，而铺排堆砌过多，又往往带有炫耀和自赏的意味，不仅冲淡了主题，致使结尾处的讽谏显得乏力，特别是削弱了赋的文学性，以至于有人这样认为，在大赋中增删去一些章节其内容与主题都不会受到影响。故而，大赋成了一种“官学”，一种死板的套路，一种浮肿而贫血的面目，而不是文学，更不是“人学”。 孤独、困惑、烦恼、骚乱、彷徨、惶恐、惊悸、惆怅、抑郁、孤闷、愤慨、哀伤等等，诸多情感混合而成的悲悯心灵的交响，这是生命处于被毁灭性打击的绝境中而生成的本能上的大激动和大震颤，这就形成了情感上淋漓奔放、纵横排荡 而若决江河的抒发之需求，“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生命的苦难以及这种苦难所引发的个体人生的深沉感受和思考，不长篇敷陈不足以舒展情怀。辞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和惆怅的含蓄抒写，形成感人深切的艺术效果。 魏晋辞赋多写人生失意与哀悼悼亡的悲悯幽怨情感。魏晋人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骈赋来表现。刘熙载在《艺概·赋概》里说：“赋起源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我们不妨取证于王粲的《登楼赋》。此赋抒写的不是简单的身世之忧。赋中万感齐发，百转愁肠，离乡之忧，寄人篱下之忧，厌恶战争之忧，流离失所之忧，落拓江湖之忧，明君难遇之忧，怀才不遇之忧，生命无常之忧，真可谓哀怨之极。生命的大痛感及其大担当情怀而生成的大激动，自是“诗不能驭”，不用骈赋不足以骋情使气也。作者先是以乐景衬忧，引发怀归之悲，再通过对惨澹萧瑟景色的描写，来烘托和强化因为漂泊不定，踌躇不安而身心憔悴的精神状态，又反复用典，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激烈的感奋，情感如谷中之溪流，斗折蛇曲，在百转千回中到达抒情的高潮。 骈赋这种形式，决定了它擅长表现那种让作者心灵颤栗和生命痛感的深切内容，换言之，也只有这些内容，才是最佳骈赋产生的最佳心理状态。我们可以列举大量的作品来说明。曹植的《白鹤赋》《蝉赋》《鹞雀赋》等都是写他遭受迫害的幽愤，写他忧谗畏讥的惶恐，代表了其赋最高成就的《洛神赋》，也是表现在特定环境中的哀怨已极的悲剧心态；祢衡被害时年仅26岁，他的《鹦鹉赋》代表了这时期咏物赋的最高成就，是其身处逆境时的心灵写照。向秀的《思旧赋》虽然文字极少，却写得百感交集，深切曲婉；江淹的《恨赋》《别赋》表现的是一种让“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生命痛感，古人说“读之英雄雪涕”；鲍照的《芜城赋》吊古而伤今，以遒丽之文辞、俊爽之格调而写悲惨景象和哀怨心境，让清人姚鼐赞之为“赋家之绝境”，他的《舞鹤赋》也写得驱迈苍凉，诗人“结长悲于万里”，其赋中“仰天居之崇绝，更惆怅以惊思”，表现的正是一种生命不谐的音符；庾信的《哀江南赋》被人誉为骈赋的最高成就，更是灵魂震颤的“危苦之辞”，赋中大量使典，形成了恢弘博大而苍凉悲壮的气韵和史诗般的结构，诗人满怀去国羁孤之怨愤而感慨道：“春秋迭化，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总之，这种灵魂大挣扎而造成大震颤的存在体验，最适合用辞赋来表现。骈赋以敷陈取胜的文体优势，适合抒情者对于过多积郁在心的情感的发泄。 《文心雕龙·情采》云：“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魏晋南北朝之际的重要辞赋作家正是出于“为情而造文”的需要，十分娴熟地运用骈俪的形式，在需要表现人生大悲恸、情感大动荡的时候而运用骈赋这种形式，来抒发“危苦之辞”，因而形成了魏晋骈赋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旋律。 六、骈赋之分类 按照表现内容或题材分，魏晋南北朝骈赋大致可分为三类： 咏物写志：曹植的《白鹤赋》以鸟喻人，通过对“遘严灾而逢殃”遭遇的描写，表现作者遭受迫害的幽愤；他的《蝉赋》《鹞雀赋》等则写出了一种特定环境中的忧谗畏讥的惶恐；应玚的《闵骥赋》，以“良骥不遇”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幽愤；祢衡的《鹦鹉赋》，写鹦鹉的不幸即是暗喻自己的不幸。王粲的《槐树赋》表现出“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的渴望；还有如嵇康的《琴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舞鹤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庾信的《枯树赋》等。咏物赋特别的发达，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入赋的，甚至连飞蛾、苍蝇、老鼠等都可以成为赋的对象。 即景抒情：魏晋士人的悲悯之情往往通过自然物的吟咏而表现出来，从山川和草木凋落中联想到人生无常。曹丕和曹植都写过不少这样的辞赋，曹丕有《感物赋》《愁霖赋》《登城赋》等，曹植有《愁霖赋》《节游赋》《游观赋》等，还有如应玚的《愁霖赋》，王粲的《登楼赋》，谢灵运的《山居赋》，沈约的《郊居赋》，鲍照《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 思旧怀人：这类作品都是伤叹与哀悼亲人故旧的，如曹丕的《悼夭赋》《感离赋》，曹植的《离思赋》《静思赋》《释思赋》《归思赋》《幽思赋》《闲居赋》《闵志赋》《洛阳赋》《洛神赋》等，再如向秀的《思旧赋》，陆机的《叹逝赋》《悯思赋》《大暮赋》《感丘赋》等，江淹的《恨赋》《别赋》，庾信的《思旧铭》等等。 无论哪一种题材的骈赋，基本上都适应了抒写惆怅、压抑或者凄苦心境的需要，都是以悲为美的美学追求，这些作品里总是回荡着一种哀怨低回的悲怆之音。可以这么说，悲悯是魏晋辞赋的共同主题，是主旋律，主色调，是这些辞赋的共同本色。 七、骈赋名篇 庾信的《哀江南赋》可以视为骈赋成功之典范。《哀江南赋》将家世与国史、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联系起来，以史诗式的宏大笔法，结合作者细腻的心理倾诉，记叙了梁朝盛衰的历史和作者由南至北忍辱含垢的生活经历及故国乡关之思，感情深挚动人，风格苍凉雄劲。作者自序云: “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若之词，惟以悲哀为主”。杜甫《咏怀古迹》云: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正是就此而发。 除去摆脱了南朝柔弱的风气，充溢着沉郁苍凉的悲壮，更由于文字的华美，使该赋成为赋史上千古传诵的名篇巨制，得到历代名家赞颂且代有新的解读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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