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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 陈天华在书院学习的这段时间，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席卷湖南。当时的湖南人谭嗣同，提出废科举、开议院、办工厂、开矿产、修铁路、造轮船、禁鸦片等一系列变法 主张，打开了湖南人求新变法的思路，也开阔了陈天华的眼界。过去，他不懂得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局势，只是想着从书本中寻找救亡图存的办法。而如今，他认为 学习西方的制度，实行维新变法，将是中国由弱变强的最好“机会”。他十分赞赏谭嗣同，认为谭嗣同是湖南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国的“大豪杰”，并很快就成了资 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拥护者。不久，新化县的开明士绅仿照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创办的时务学堂，建立了倡导新学的“新化实学堂”。陈天华当即离开资江书院，投 考了这所新式学堂。入学后的第一次作业，题目为《述志》。陈天华就自己的志向，挥笔疾书，第一个写完交卷。在这篇仅有100余字的短文中，他写道：像班 超、岳飞那样“立功绝域、决胜疆场”的人物，他“闻其语，未见其人”。他希望自己将来能“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参与变法，改革政治，并自信在这些方面能 取得成绩。如果“不幸而布衣终老”，也愿意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如果要他违背本愿，随世俗人的喜好，与老学究在考场争胜负，那他“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老师罗仪陆读了他的文章之后，不禁高声叫绝，在卷后加了一段批语：“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指出陈天华对旧学的批判直接而尖锐，特别是宁死不 “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的说法坚决地否定了那些至今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自己的荣华富贵的老学究。写了批语以后，老师在上面又加了个眉批：“少许胜 人多许”，并把他取为一等第一名。陈天华的救国决心也在这里开始高涨。 在新化实学堂的日子里，由于学生们大多数思维活跃，喜欢探讨顾 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经世学说，也研究山川险塞、制度利弊、行军理财等等，还时常从外国的政治教育故事中得到启发。陈天华与这些同学兴趣相投，经常互相 讨论。不过他更喜欢阅读维新派编著的书报，喜欢与同学们谈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这些都让那些思想保守顽固的长辈颇为不满。在认真读书的同时，他还 “慨然欲任天下事”，积极参加了维新活动。他联络一些同学，共同编写了《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在禀帖中，他指出古代妇女并不缠足，而如今缠足的恶俗已危 害天下。所以恳请清朝政府出示晓谕，禁止幼女缠足。这样，不仅2亿妇女可免除苦痛，而且有利于“强种保族”。这份禀帖受到湖南维新大使们的重视，并刊载在 唐才常等人主编的《湘报》上，成为变法浪潮中来自青年学生中的第一声呐喊。 正当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 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全部新政，罢免了全部维新官员，并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残杀了谭嗣同等六位维新志士。消息传到新化县，陈天华悲痛万分。谭嗣同轰轰烈 烈地为图新而流血，使他更加崇敬。而清朝政府“死死不肯变法”，将维新志士杀的杀、放逐的放逐，为了保全满洲贵族的权势，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又使他对清 朝政府产生了深深的憎恶。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他不能再与同学畅谈自由、平等，只能更多地与在新化廪保公所和新化实学堂等处讲学的父亲一起，畅谈古今 史事，借以排遣心中烦闷。父子俩每天晚上长谈至深夜，一觉醒来又继续畅谈。在白天，他们也常常一起游览山川，两人几乎形影不离。两人在精神上也相互扶持 着，一起走过这段比较艰难的时刻。 1900年春，在贵州省一户张姓人家的资助下，陈天华前往长沙岳麓书院游学。当年7月下旬，父亲病 逝的消息传来，陈天华悲恸欲绝，连夜走路赶回了新化县。母亲在他幼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他对母亲的印象是模糊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父担母职照顾着他，父亲 的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在这后面的一两个月，八国联军又占领北京，唐才常等自立军志士慷慨就义，沙俄侵占东三省等消息，又一个接一个而来。对亡父的悲痛 与对国事的担忧，使他忧伤过度，得了重病，几次差点死去。直到1901年，他才稍微痊愈，重新回到了新化实学堂。经历了这些变故，他更把个人得失荣辱置身 度外，刻苦地学习，决心以身救国。他参加学堂或省城的考试经常是第一，在湖南学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湖南巡抚赵尔巽赏识他的才华，不顾门第悬殊，打算把女 儿嫁给他。但是陈天华却断然拒绝了这段良缘。他答道：“如今天下多事，我怎么能以儿女深情来自缚呢？” 这时候，国家的形势更加紧张 了，清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辱闻的《辛丑条约》，条约的签订激发了反清革命的高潮。为了缓和人民的愤怒和不满情绪，顽固保守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实行“新 政”。他们实施的“新政”之一，就是以学校制度代替科举制度并派遣留学生到国外留学。于是，成绩优异的陈天华在1903年春被选为官费留学生派往日本求 学。日本是个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成果显著的国家，一个穷学生能被官费派出国，漂洋过海到日本去学习，对于陈天华来说无疑是件天大的喜事。陈天华自己也是怀着 无限的憧憬和希望去日本留学的。 二、反帝勇士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陈天华一开始的认识是不够清楚的，对反帝斗 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也认识不足。其一，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是由于“其国的人数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着某国的人民本领挡他不住的，他就乘机势占 了”。还说：“我有可亡之道，岂能怨人之亡我；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很显然，他只看到帝国主义行动的表面，把中国遭受侵略归之于内部原因，掩盖了 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其二，他虽然主张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在方法上却主张“文明排外”。他认为，“文明排外”的办法是，“平日待各国的人……尽要保 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与他开起战来，他用千万黄金请我，我决不去”，“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 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其三，他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错误地看做是“不分好丑，把各国一齐都得罪了”。为 了不使帝国主义援助清政府，竟不惜承认不平等条约并保护外人的既得权利，放弃了原有的反帝立场。所以，基于这些认识，他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怕流血牺牲，就可 以打败帝国主义。因而斗争一旦遇到挫折，就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幻想着通过改革或是改良可以达到救亡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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