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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 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反 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 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 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契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 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士久污腥，生民扰 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 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这篇檄文，纯以儒家正统观念立言，依据华夷之防的偏见、君权神授的天命论、礼义治国的道德经为朱元璋伐元而代建立依据。檄文中的观点有： （1）肯定元朝初期统治政清国平。 （2）认为元统治中国是冠履倒置。 （3）批评元人不遵五伦之常，有背礼义之道，礼灭而国当亡。 （4）谴责元末苟政。 （5）元朝数已尽，明朝数已来。 （6）指斥北方割据群雄架空朝庭、妄自胡为。 檄文在北方汉人中激起了广泛的响应，檄文中提出的恢复汉人统治地位、礼义治国、驱暴安民顺应了当时的民心。另外，对异族，提出都是同生于天地之间的人，当同样对待，这是进步的观念。 出师前，朱元璋再次严申军纪：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 对于北伐的具体步骤，将帅中有两种意见：常遇春认为我兵强、元兵弱，应以优势兵力直捣大都，然后分兵扫荡中原，北方可定；而朱元璋则坚持一贯的稳健原 则，不打无把握之仗，认为直攻大都危险系数太高。大都城防严密，倘若急切难下，主力困于大都，敌兵援军到来，则里外受敌，必败无疑。主张步步推进，先取山 东，再下河南，使大都失去屏翼；然后攻占潼关，堵上元军西退的大门，再引师取大都，就如瓮中捉鳖，稳取大都；然后挥师西进，收回关陇，廓清北方。 1367年10月21日，朱元璋在应天祭告天地，发师北伐。北代军的主帅是徐达，常遇春为副将，北伐军完全按照朱元璋的计划进军。1367年12月，徐 达、常遇春首先攻下山东名城济南，三个月内，肃平山东。其后，分兵两路进取河南，邓愈从南进军，徐达、常遇春由东挺进，两军包围汴梁，1368年4月，汴 梁不战而降。接着进击洛阳，在洛阳击败扩廓帖木儿。洛阳既降，河南已平。5月13日，另有一军由冯胜率领，攻克潼关，李思齐、张良弼败走。至此，大都已完 全失去凭仗，成了一座孤城。 1368年8月，徐、常大军越过黄河，沿运河水陆并进。元顺帝在明军到达之前，仓皇逃奔上都。9月20日，徐达率军顺利进入大都。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 稍事休整后，徐达、常遇春领军西进，至1369年秋，占领了晋陕两地。其后，在关陇一带降了李思齐、杀了张良弼，关陇尽为所有。而与元军主力皇家嫡系军 和扩廓帖木儿一军则数次相战，互有胜负。后元军主力退居外蒙，长期成为明王国北疆的威胁，几十年后的土木堡之役，几乎毁了明朝的基业。元顺帝1370年死 于北漠，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元朝皇系又在外蒙维持多年。至此，中国基本统一，华夏易主。 【建立明朝、初定体制】（一）登基与定都 在1367年，改元吴元年的时候，朱元璋已为下一步称帝全国做了准备。在应天，他修建了天坛、地坛；为四代祖先兴建了太庙；重订了历法《大统历》。另外为专门培养国家管理人才，设立了国子监、翰林院，并开始文武科取。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祭告了天地，正式登基。新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了百官朝贺，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封赏百官，立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新朝诏书采用奉天承运为题头。 朱元璋定国号为明，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政权是继承明教的，没有与红巾军在心理上完全割断。朱元璋自己起身于明教，他的政权体系中，出身义军的臣僚们 还占据了支配多数，他们与义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笼络这批人，对稳定初建的新朝很有必要。这和其后朱元璋取缔明教、弥勒佛教、白莲教是矛盾的，这个矛盾 的转变是在朱元璋清除了政权中这股强大的力量，彻底掩盖了自己的义军领袖的形象后完成的。 选定国都关系着皇朝统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从经济角度看，南方经济、文化基础好，建都南方，便于供给和管理。从国防角度看，元人仍然拥有重兵，随时可能挥师南下，控制黄河流域，定都北方有利于应付 危急。选都问题一直决定不下，后来在分封诸王镇守边疆，解决了国防难题后，才于1397年宣布定都应天，改名为南京。 （二）组织运行国家机器 为有效地组织运行国家机器、巩固皇朝统治，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比前代做了大幅度改进。 建明初年，百废待兴，还没有成熟的政体模式。政治、军事机构仍大体沿用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地方设行省。然而对元朝权力分散、皇权衰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深以为戒。1368——1380年，朱元璋完成了政权调整。 在中央，朱元璋于1380年废除了中书省，取消丞相一职，设六部以取代。六部分为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设尚书一人，左右待郎二 人。六部分别对皇帝负责，互相独立。吏部执掌全国官吏的选录、调用、惩处；户部主管税务与人力调拨；礼部负责祭祀、典礼、宗教、教育、科取、外交；兵部掌 握全国常备军的任免和军令的下发；刑部执掌法律、刑诉和监狱；工部负责制造军械、铸造货币、营建土木工程、兴修水利、改善交通等。 军 事上，1381年废去原大都督府，分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都督府，每都督府设左、右都督长官。职权上都督府与兵部互相交错，都督府掌管军籍、军 政，却不直接统领军队；兵部下发军令、任免军官，却不指挥军队，两个机构都直接听命于皇帝。常备军同时还受分封诸王的钳制，战时，兵部发军令，都督府长官 凭印信与王爷令旨，统兵出战。战毕，立即交还印信，退还兵权，回复原职。军中还常派监察御史或给事中监军，临视军队作战情况。 常备军 的设置，是基于吴王时期的旧制，朱元璋攻占集庆后，为解决军粮的供给问题，开展了军屯，经验证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建明后，考虑到军队负担和保持军队素质 问题，朱元璋决定沿革过去的军队建制。1378年，制定《部伍法》，建立卫所制度。一卫统领五千余人，卫设指挥使；卫下设所，所下为千户、百户、总旗、小 旗。数个卫所依据军事区划组成一个都指挥使司。军人另设军籍，以区别于百姓。军人的职业世袭相沿，这样既保证了军力充足，又使军员固定，便于控制。全国常 备军总数约为120万人。 军队的给养主要来源于军屯，平时垦植、练兵，战时集结出兵，控制了军费支出。 朱元璋还加强了监察机构的职能。1375年，改原来承袭元代的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督御史、左右副都督御史、左右佥都督御史，并下派监察御史110人，分管全国13道。监察机构负责监督全国上下政府机构，职务级别设置不高，但职权很大。 地方机构的改革早于中央，1376年，改元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共设15个布政使司。每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负责地方财政和民政；另设提 刑按察使司，负责地方刑事、法庭和监狱；地方军队设都指挥使司，负责军政防卫。三个机构各成系统，垂直与中央联系，地方的权力由此消弱，中央的集权高度加 强。 此外，为避免机构设置过细，政令不畅，朱元璋改地方行政机构为三级，即布政使司、府、县，取消了元代的省、府之间的路一级机构，机构简化，使国家行政更为有效。 为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朱元璋提倡简化公文。1380年，颁发《案牍减烦式》。同时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一改政府文牍如山、办事拖延的恶习。 1373年，明朝庭颁布了《大明律》，为国家统治建立了依据。《大明律》按六部执掌排列，制定了基本法规，并明确各级行政机构职责，规范官吏行为。《大 明律》立法严谨，条文简洁，在三十年内几次修订，是中国法学史上一部极为重要的文献。后来，为了使百姓了解有关的法律精神和条文，又颁布了《大明律律令直 解》。 朱元璋的政治改革加强了皇权，使所有权力归于皇帝一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朱元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权威的皇帝。 （三）戢定边疆与国防政策 南征北伐的任务顺利完成后，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然而在东北、西北、西南还残余着元朝余部和割据势力。 四川当时仍被明玉珍的夏国占据。明玉珍原为徐寿辉部将，徐寿辉被害后，明玉珍自称陇蜀王，断绝与陈友谅的一切联系。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 夏，建元天统。明玉珍忠于红巾军，崇奉弥勒佛教，在位5年，政清民平。1367年明玉珍死，其子明升继位，国势开始衰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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