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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先生
尚余德业在人间，桃李栽成去不还。 少小从游今老矣，梦魂犹绕月轮山。 我的母校之江大学（杭州大学前身， 今为浙江大学）很美，她坐落在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那里莺啼深林，溪喧幽壑， 座中观海日，枕上看江潮，令我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学生生活，走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岗位。其间， 使我得益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夏承焘（字瞿禅）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被保送入学。一进校，我就听说：“中文系最有名的是夏承焘教授，他讲课时总是满堂笑声，外系的学生都来旁听，连过道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可惜我第一学期没有他的课。”我们那时课时不多，自修课占了一半以上， 为了早日得名师“真传”，我就把夏先生所教的各年级的课，全抄在课程表上，上完正课，就去别的年级旁听，断断续续，东听一点，西听一点。夏先生发现了，就在课堂上问道：“坐在角落里那位小同学，你是新来的一年级学生吧？叫什么名字？你听得懂我讲的课吗？”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讲音韵的，有的不太懂，其余都听得懂， 很有兴趣”。后来，系里安排夏先生为我们开“中国文学”（韵文部分）和“唐宋诗词” 课，同学们别提多高兴了。 夏承焘《天风阁词集》 吴无闻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夏先生上课从不照讲稿念，也不按什么程式表来一套开场白，没有长篇大论， 说话很从容，笑眯眯的，一点也不急。一开始就接触问题的实质，并且总能立即引起学生的兴趣，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要讲的几点意思，总是表达得非常简明浅显， 但又深入透彻。说理不多，而能出语惊人。他最喜欢举许多例子来说明道理，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在这方面，他讲课就像思想本身那么活跃，信手拈来，触类旁通。讲一首诗词，忽而提到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如何写海伦的美，或者雨果、莫泊桑小说出人意料的结局。又联想到前一天晚上自己读到某本书中的几句话，或学校里刚放映的一部电影中的某个细节。有时，讲一两句诗，甚至一两个字，便用了一节课的时间，然而因为举一反三，同学们由此而获得的启示，却远非只对某首作品本身的理解可比。凡夏先生讲过的诗词，根本毋须再复习，早就在听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记住了，会背了。其中要点，不记笔记也不会忘记。有些人因钦佩夏先生而想学他的讲课风格，由于没有他那样的根基修养和明确的目的性，而只从表面形式上进行模仿，反而成了效颦，结果流于信口开河，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的“跑野马”。 夏先生讲课，最善于用启发式。一次， 他讲到艺术上的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道理时，列举了许多例子。举了“喜心翻到极，呜咽泪沾襟”；为写乐，反说愁，举了“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本写心情急切，却说胆怯害怕，举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要说人死了再也见不到了，却偏偏说还有三个地方能见到，那就是“梦中地下更来生”等等。然后，他说，我有一天晚上，读一首词曲，其中两句写鬼的， 于是在黑板上写了“鬼灯一闪，露出□□ 面”几个字，要学生们猜猜看，空着的两个是什么字。同学们有的说是“狰狞”，有的说是“青蓝”，猜了一会，都不是的。然后， 他才写了“桃花”二字，并且说“桃花面” 本应是最漂亮、最可爱的，故有“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可是在黑夜里鬼灯下见到，你怕不怕？同学们想，鬼灯下的“桃花面”果然比看到青面獠牙更令人毛骨悚然， 一下子都乐了。他兴致来了，又讲了一个故事：有许多文人凑在一起喝酒，行酒令做诗，要以“红”字押韵，做一句。一个人做了一句花红的诗，一个人做了一句枫叶红的诗，还有做晚霞红、猎火红的。最后一个人想了想，做了一句诗：“柳絮飞来片片红。”大家都笑他做错了，哪有柳絮是红的？要罚酒。“同学们，你们说他该不该罚？”大家知道必有奥妙，不敢回答。一位同学低声地说：“不该罚。”夏先生就问他为什么不该罚。他说不上来。夏先生笑着说，是不该罚。那个人也不服气，说：“你们不知道我的诗前面还有一句呢，连起来是‘斜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 教室里立即又腾起了一片笑声、赞赏声。夏先生说：“你们做诗，不要做花红、火红的诗，就要去做‘柳絮红’一类的诗。” 夏先生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点和进步，总是热情地表扬，鼓励他们要有超越前辈的志气。他曾经说：“第一流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往往是第二流的，而第二流的教师反而能教出第一流的学生来。”他解说道：“因为第一流的教师， 学生太崇敬了，就容易迷信，以为老师说得都是对的，不敢有别的想法，这样，学得再好，也总比老师差一等。”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说过：“学生如果把教师当作范本而不是敌手，他就永远也不能青出于蓝。”说的都是学生不要迷信老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夏先生用其个性独特的语言来表述，耐人寻味，又令人难忘； 另一方面，夏先生也常常教育学生要尊重别人，虚怀若谷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他曾做了一首语重心长的诗赠给学生，其中说：“我爱青年似青竹，凌霄气概肯虚心。”真正把传授知识和传授做人的道理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说到虚心，夏先生真是我们的榜样。我当学生时，常去夏先生家里串门，坐下来，我听他说，他也听我说。后来留系当助教，跟着夏先生学唐宋诗词，去他家的机会更多了。夏先生手边有一本小笔记本，在谈天中，他时而拿起来写上几句。不论是我转述读过的书、文章中的话，耳闻别人的谈吐，还是我自己的想法、意见， 只要夏先生觉得有点意思的，他都会记下来。老师们听学生谈话而记笔记的，不但从来未遇到过，实也闻所未闻。一次，学生向他请墨宝，他谦逊地写道：“南面教之，北面师之。”意谓做学生的老师，也以学生为老师。现在想起来，夏先生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成就，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敬， 这必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夏先生常把自己治学的切身体会、经验向学生介绍，也曾发表过《我的治学经验》等文章，为青年学生指明路径。记得有些学者在谈到“博”与“专”的关系时， 意见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专”后“博”； 有的主张先“博”后“专”；还有的主张“专”与“博”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应分出先后。让人听了有点茫然无所适从。夏先生并不纠缠于这样的争论，他只告诉我说：“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还进一步说：“只有能做到案头书少，才可能达到心头书多。”夏先生说“案头书应要少”是力戒学生读书心不静，性子浮躁，见异思迁， 没有定力。今天想读这本书，读不了几页， 就丢开了；明天又换另一本，从没有认真地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夏先生并不反对很快地随便浏览、不求甚解地略读一些书，他认为这样的读书也很有必要，但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更主要的还应该是对研究的对象能静下心来，下真工夫。比如你想研究一位诗人或者一部小说，就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细心地阅读原著上。在相同的时间内，也许别人已经看了十本、二十本论这位诗人的书，而你因为慢慢地读，边读边想，细心体会，结果连他的集子也没有读完。在夏先生看来，你的得益很可能比别人大得多。因为你是“采铜于山”，并非收罗现成的废铜烂铁。书，从案头到心头，全靠扎扎实实地积少成多。夏先生的话，实在也是针对许多青年学生的通病而发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以前在杭大从教时的一件事：一位选了“史记研究”为毕业论文题的研究生，花了许多时间精力收集了所有论《史论》的专著、文章来读，由此而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论文。但他的指导老师只勉强给了他一个“及格”，并加了批语，大意说：“别人谈到的见解你的文章都有；别人没有谈到的，你的文章里也没有。”我想，如果这位研究生能早听到夏先生的忠告，也许不会犯这个错误。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 中华书局1979年版 夏先生品评诗词的眼光很高，他常常把他的见解深入浅出地告诉学生。比如他说：“有些诗一读，你就觉得原来诗这么简单，诗中的想法自己也有，为什么被李白、王维先写了去呢，好像自己也能轻易地就写出来。这样的诗往往是第一流的； 有些诗一读，你就觉得高不可攀，以为自己一辈子也别想写出来。这样的诗反而可能是第二、第三流的。其实，那些看似容易的并不容易，所谓‘看似容易实艰辛’。诗、最好写到‘人人心头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艺术上的单纯常常不是低级而是高级，是真正的上乘功夫。”有人将一部诗词选的书稿送请夏先生审改，夏先生只对入选诗词作删减，说：“选诗要严，不怕漏， 只怕滥。好诗漏选多少不要紧，因为选者所好所见不同，所取也必定不同。但平庸的诗，不好的诗却一首也不应该入选，选了就表示你不知诗的好坏。所以宁缺毋滥。”这些教导都使我受益匪浅。 夏先生自己是写旧体诗词的高手，但他并不强求学生也都要学做旧体诗词。不过，他认为有志于研究古典诗词的人倒有必要学学做诗填词，因为只有通过实践， 体验做诗的甘苦，才能更深切地领会古人的创作。因而，对学做旧体诗词的学生， 他总是耐心指导，多方鼓励，并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改诗。一次，我把自己学步所做的诗都抄在本子上，拿给夏先生看。夏先生一首首认真看下去，写得不好的，他只笑笑，不说什么；认为还有点像样的，便给加了圈，有时还改上几个字。记得有一首五绝，被圈了双圈，诗说：“信步循林薄，春花处处寻。流泉声似咽，始觉入山深。” 即便是这首二十字的小诗，“循林薄”三字，还是先生改的。原先我好像写了“行幽谷”什么的。先生说：“诗写幽深，精华不应预先泄露，改一下，就有层次了。”夏先生解放前有位最得意的学生，是他温州同乡，叫潘希真，即大名鼎鼎的琦君，琦君在台湾是名列榜首、最受欢迎的女作家， 被誉为“台湾文坛闪亮的恒星”，后留居美国，已过世多年。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谈到自己学生时代读《红楼梦》和夏先生为她改诗的情况： 记得大二时，与一位要好同学一同躺着看《红楼梦》，比赛背书、背回目，我总是输；书中情节，别二人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曾口占打油云：“红楼一读一沾巾，底事干卿强效颦？夜夜联床同说梦，世间尔我是痴人。”瞿师（夏先生）改为“世间儿女几痴人”，他说，迷红书岂止我与那同学。那时，我们把瞿师比作贾母，中文系同学各代表一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有趣，转眼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夏先生性情旷达，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发怒或发愁的时候，遇见任何事，对任何人，从不高声厉色地说话，却会呵呵大笑。平时谈吐，充满诙谐幽默，特别喜欢讲笑话。凡做过他学生的，记忆中必定有夏先生讲的笑话。不用思索，就可举出几个来。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生性吝啬， 买一把扇子用了十年还是新的。人家问是怎么用的。他拿起扇子作竖掌状，说：“这样，只摇头，不摇扇子。”还有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老婆很凶，他对人家说：“我见到茶壶就害怕。”人家不明其意，他解说道： 茶壶使他想起老婆骂他时的样子。说着以一手叉腰，伸一手戟指作骂人状。夏先生很赞赏苏轼在仕途中备受打击，多次被贬谪到偏远地区而能不改其乐观的处世态度，他自己那种处变不惊的修养，或许多少也受到过苏东坡的影响。 夏承焘先生与夫人吴无闻 夏先生的生活非常俭朴，没有烟酒嗜好，也不讲究吃穿。我进校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中文系教师会议上。他进会议室时穿着一套很旧的白布对襟衫，一双布鞋，我竟误以为他是来冲开水的工友。若干年后，因为先生要去北京或外地开会，还常常要会见外宾，才在别人劝说下做了一套呢料衣服。我与夏先生熟悉后，有几次上他家时正好他在吃饭， 饭菜都特别简单。一天，他只捧着一碗面在吃。我说：“夏先生，吃什么呢？”他说： “肉丝面。”可我见到的只有面，哪有什么肉丝。我知道，这位后来被誉为“当代词宗”的夏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里，就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编年笺校》《怎样读唐宋词》《唐宋词选》等多种重要专著出版，还在报上连续发表唐宋词欣赏的文章，稿费收入自然不少。但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夏先生的生活仍节俭如此。据我所知，夏先生的钱大部分都为词学研究做了贡献，或资助了出版， 或在他逝世后留作了“夏承焘词学奖金” 以奖掖后进。“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夏先生在他的《鹧鸪天》词中写下的这两句话，正可以作为他清净淡泊的生活志趣的写照。 夏先生逝世已经二十八年了，我这个学生也早已大大超过当年夏先生教我们时的年龄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月轮山令我梦萦魂牵，因为月轮山不仅风景秀美，而且也是夏先生生前最喜欢的地方。夏先生给我们上课时，曾在黑板上写过自己填的《望江南》小令，都以“之江好”开头，还记得其中一首说：“之江好， 面面面江窗。千万点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斜阳，清昼在山长。”愉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自己论词的集子名之为《月轮山词论集》。据师母无闻说，夏老生前表示，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埋骨于月轮山。师母准备遵其遗愿，终因该景区不许再建坟墓，只得将墓建在同样风景优美的千岛湖畔。我以为此事不足遗憾，夏先生自己早在月轮山建起了一座丰碑，这块碑也会永远耸立在每一个曾经受教于恩师的学生们心头。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书城》2014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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